一個對中國做出“不會和平崛起”判斷的美國學者,卻在中國高校被學生排隊求簽名。這個畫面本身就自帶悖論。米爾斯海默,芝加哥大學戰略學教授,在美國本土屬于學術圈的“邊緣硬核派”,觀點犀利,但不受政策圈待見。
可到了中國,他的書賣得比在美國還好,他的講座被擠得水泄不通。為什么?因為中國人聽的不是他對中國的評價,而是他在課堂上那句話,“我們是一個極其冷酷無情的國家。”
這話不是在罵誰,而是在陳述一種權力運作的真實邏輯。當一個頂級戰略學者用半個世紀的案例和數據,把美國的操作手法攤在桌面上講,
中國人從中讀出的,不是對自身的批判,而是必須正視的危機信號:如果你不看清楚對方的打法,你很可能就是下一個被“系統性處理”的對象。這不是危言聳聽。讓我們從頭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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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爾斯海默那句“冷酷無情”,不是基于立場,而是基于事實判斷。他引用的醫學期刊研究數據最為直觀:過去大約半個世紀里,美歐單邊制裁累計造成了大約3800萬人死亡。
注意這個數字的邏輯鏈條,不是直接軍事打擊導致的瞬間死亡,而是制裁引發的連鎖反應:藥品斷供、糧食斷供、財政崩盤、社會服務體系癱瘓,而這些最終體現在生命統計上。相比之下,每年大約10萬人的戰場直接死亡數字,反而顯得“溫和”了。
一條路徑是炮彈,一條路徑是藥片斷供。誰更狠?數據已經給出了回答。但米爾斯海默在美國政策圈里并不吃香。原因很簡單:華盛頓更喜歡“民主燈塔”“自由秩序”這套話語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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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套敘事好用,對外是宣傳口徑,對內則能安撫精英階層的自我認同。如果有人在這個場合跳出來說,美國維持優勢靠的是制裁、長臂管轄、金融封鎖,這個人很快就會被貼上“不合時宜”的標簽。
所以米爾斯海默在美國學術圈待在一個邊角位置。他不是一個“叛國者”,而是那個在宴會上說出了“皇帝沒穿衣服”的人。沒人喜歡這種掃興的坦誠。
但中國讀者不這么看,米爾斯海默曾在著作中明確寫過“中國不會和平崛起”,這話對中國一點不客氣。可清華演講結束時,排隊找他簽名的學生排成長龍。他自己都覺得不可思議。
中國讀者的邏輯其實很實在:不管你對中國的未來判斷是樂觀還是悲觀,只要你把美國的操作邏輯講清楚,把大國博弈的硬規則翻出來晾干,我們就愿意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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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象的數據不夠直觀,讓我們看一個完整的樣板,阿爾斯通的故事。2013年,阿爾斯通一位高管從新加坡飛往紐約。飛機落地,FBI在廊橋口等著,直接把手銬扣上。這位高管在公司干了20多年,從銷售干到國際副總裁,是公司業務線上的關鍵人物。他沒有任何防備,因為他不覺得自己犯了什么“罪”。
阿爾斯通是法國工業的驕傲,全球能源巨頭,法國核電站的汽輪機基本出自這家公司。美國給它扣的帽子,是在印尼某個項目里存在行賄行為,使用的法律工具是《反海外腐敗法》。
這部法律在1998年之后被賦予了域外效力,只要你的資金經過美國金融系統,或者郵件往來用了設在服務器在美國的郵箱,美國就認定自己有權把你拉進它的司法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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邏輯很清楚:這不是在解決印尼的行賄問題,而是用一部國內法,對一個法國公司的跨國業務行使管轄權。美國檢方對那位高管的開價很直接:要么認罪并配合調查更高層,要么不認罪等審判,理論刑期能疊加到100多年。普通人面對這種選擇,壓力可想而知。
一個細節浮出水面:阿爾斯通在能源領域的主要競爭對手,通用電氣,出現了,提出要收購阿爾斯通的電力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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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阿爾斯通的故事放在今天看,價值在于它提供了一個“沒有制度防御”的反面樣本。阿爾斯通不是沒有反擊能力,而是法國當時缺乏成熟的反制法律工具。
面對美國司法部門和競爭對手的“聯動操作”,法國政府能做的只是外交抗議,真正能在法律層面進行反制的武器,近乎空白。最終只能接受罰款和資產出售的結局。
中國從2020年開始,明顯在做與法國不同的選擇。這些名字大家已經很熟悉:《反外國制裁法》《阻斷外國法律與措施不當域外適用辦法》,以及“不可靠實體清單”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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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標志性拐點出現在2026年5月,中國商務部正式發布禁令,明確告知境內企業:美國針對中國石化公司的制裁,在中國境內不被承認、不被執行、不得遵守。
這句話翻譯成大白話就是:企業不需要再在美國制裁和中國市場之間自己猜了。官方已經把底線劃在桌面上,企業的決策成本大幅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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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關鍵的是,法律確實落地了。2026年,一家中國海洋工程企業利用這套法律框架,追討到了一筆因為“第三國制裁”毀約而懸空的貨款,金額是8000多萬元。
這件事說明一個很樸素的道理:法律工具的價值不在于名字有多響亮,而在于有沒有實際案例證明它能用。
對比阿爾斯通,就能更清晰地看出中國的意圖。阿爾斯通面對的局面是:一家在國際市場運營的公司,突然遭遇美國司法體系的跨境打擊,而母公司所在國沒有提供可依賴的后盾。最終,沒人能保護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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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爾斯海默那番話對中國真正的價值,不是提供了一個“罵美國很解氣”的金句,而是提供了一個極其務實的視角:放棄對美國的道德期待,只看現實操作。
這不是說要變得好戰或情緒化,而是說,把對手想象成一個精于計算權力真實成本的博弈者,而不是一個會被道義感化或者被口號擊退的對象。在這個前提下,任何一廂情愿的道德幻想,都可能是致命的。
中國的回應路徑,從目前來看,是清醒的。沒有學著喊更響亮的口號,也沒有陷入“比誰更強硬”的情緒競賽,而是扎扎實實地在做一件事:把制度螺絲擰緊一點,再擰緊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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