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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翁婉琳 吳繼金
1935年5月,由田漢作詞、聶耳譜曲的《義勇軍進行曲》,作為電影《風云兒女》的插曲問世,成為當時國內最為流行的抗戰歌曲之一,被廣為傳唱,家喻戶曉。新中國成立時被定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成為鼓舞中國人民英勇奮斗的雄壯旋律。
在田漢作詞、聶耳譜曲的《義勇軍進行曲》之前,還有一首同名歌曲,是由著名作曲家黎錦暉在1931年九一八事變之后創作的。雖然歌名相同,但旋律和歌詞不一樣。作為軍歌,黎錦暉創作的《義勇軍進行曲》在滾滾歷史中幾近消殆,一直未能得到推廣傳唱,也沒有被今天的大多數人所熟知,可以說是湮沒在“起來!不愿做奴隸的人們……”歌聲中了。但這首歌曲反映了當時全國人民抗日救亡的熱潮,表達了作者強烈的愛國情感,是應該被歷史銘記的。
一、黎錦暉創作的《義勇軍進行曲》鮮為人知
著名作曲家黎錦暉創作的《義勇軍進行曲》,其歌詞共分4段,全文如下:
我國不幸,水災兵禍,受盡折磨!暴日乘機,興兵搶奪,殺人放火。奮斗救國,動起干戈,我們來盡忠報國!快把那萬惡帝國主義打破!
本著三民主義精神,合力齊心!愛護民國,誓為忠勇的國民。奮斗犧牲,智勇忠信,組織成義勇軍。雪恥救國是我們責任!
打起精神,努力操練,勇敢強壯!戰斗技能,學識、方法,無不精良。服從命令,嚴守規章,有朝開往戰場。奮勇將暴日的蠻兵掃蕩!
我們同心!努力拼命!誓把國保!殺盡敵人,收復領土,恥辱自消。國際地位定可提高,行總理大同遺教。永葆著中華民族的榮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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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10月10日《申報》刊載黎錦暉創作的《義勇軍進行曲》。
黎錦暉首創的軍歌《義勇軍進行曲》,旋律結構規整,節奏果斷雄壯,用詞鏗鏘,激情洋溢,通俗易懂,朗朗上口,鼓動性強,唱出了中國人民要求抗戰的心聲,也表達出了作者呼吁全民族抗日救國的堅定決心。就時間上而言,黎錦暉創作的《義勇軍進行曲》誕生于九一八事變發生1個月內,于1931年10月10日就刊載在當時全國發行量最大的報紙——上海《申報》上,同時收錄在《日本侵略我東北暴行之真相》一書所錄義勇軍章程中,并隨《抗日救國歌曲集》出版而走向全國。而田漢、聶耳的同名作品《義勇軍進行曲》誕生于1935年5月,比黎錦暉創作的《義勇軍進行曲》晚了3年多。但黎錦暉這歌曲一直未能得到推廣傳唱,很多人都不知道,而田漢、聶耳的同名作品誕生后大受民眾的歡迎,從此響徹中華大地,廣為傳唱,家喻戶曉,成為了每個中國人心中最莊嚴和神圣的旋律,后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
為什么同名異曲的兩版《義勇軍進行曲》的命運大相徑庭?為何二者對后世的影響差別如此之大?學界對此也做過諸多討論。探究其原因,除了時局變化,缺乏有效的組織宣教和傳播外,黎錦暉創作的《義勇軍進行曲》詞曲自身也存在著先天的缺陷。有學者從專業角度分析:黎錦暉創作的《義勇軍進行曲》歌詞延續了舊制的尾字押韻,句式對仗工整。但作為一首進行曲式的戰歌,歌詞結構過于拘謹繁瑣、欠缺靈活性和召喚感,再加上因循舊制的曲式結構,整首歌曲顯得缺乏時代感和力量感,同黎氏善作的流行歌曲毫無二致,未被人民大眾所接受和喜愛;歌曲中采用的傳統C宮調式似乎依舊擺脫不了民間小調歌曲的影子,旋律過于“軟性”,缺乏“硬氣”的東西,稍顯蒼白的曲風導致樂曲丟失了戰歌應具備的緊迫感和堅定感,難以引起人民大眾的共鳴;節奏以小附點為主,音型變化不大,節奏過于簡單,導致歌曲靈動有余而力量不足,演唱時稍顯死板沉悶,缺乏扣人心弦的力量。(吳安宇、胡夢蝶:《黎錦暉<義勇軍進行曲>探究》,《音樂教育與創作》2018年第8期)田漢在《抗戰歌曲集》序文中指出:“創作歌曲中存在的時弊,未能順應時代要求,充分面向廣大工農,用詞不夠通俗,作曲艱澀難唱。”就連黎錦暉的學生聶耳也嚴厲地批評并忠告老師:“今后的歌舞,若果仍是為歌舞而歌舞,那么,根本莫想踏上藝術之途!再跑幾十年也罷!”(黎遂:《民國風華:我的父親黎錦暉》,團結出版社2011年版,第138頁)這些可能是黎錦暉的《義勇軍進行曲》未能廣泛傳唱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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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勇軍進行曲》詞曲。
相反,田漢、聶耳為電影《風云兒女》譜寫的主題歌《義勇軍進行曲》,“(它)比《國際歌》更明快,比《馬賽曲》更激昂”。音樂是能激發感情的,各個國家非常重視國歌,都是選擇音調雄壯、意味深長的歌曲來作國歌。像法國的馬賽曲,極其雄壯,就成為法國的國歌。《義勇軍進行曲》后來被選為國歌,因為它唱出了民眾的心聲,進行曲調,剛健有力,不是軍歌勝似軍歌,受到軍民的喜愛,廣為傳唱、流行。正如田漢所說:“聶耳的作曲之所以如此迅速受到人民的歡迎是首先由于他有飽滿的政治感情,他不是為作曲而作曲,他是自己真正站在痛苦的人民中間喊出了他們的憤怒和要求,他的創作是把革命的世界觀和進步的創作方法結合得很緊的,這也正是藝術創作無往不勝的道路!”(田漢:《聶耳的勝利道路——紀念聶耳逝世二十周年》,《中國青年報》1955年7月16日)聶耳在譜曲時巧用三連音,使旋律變得緊湊而簡短,音樂情緒生動而靈活;適當的休止,如“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這一句,在“中華民族到了”后面突然停頓,聽覺上產生了很好的警醒效果,同時也加重了后面“最危險的時候”的重要性,警示著人們國家真的到了生死存亡的關頭,有著呼吁人民抗戰到底拼死一搏的效果。聶耳對音樂節奏精準的把控,成功的藝術處理,符合群眾的演唱習慣,最終才呈現出《義勇軍進行曲》這首可以代表那個時代節奏的最強音。(吳安宇、胡夢蝶:《黎錦暉<義勇軍進行曲>探究》,《音樂教育與創作》2018年第8期)
向延生先生曾說過:“黎錦暉寫作的黎派風格的《義勇軍進行曲》,與聶耳4年后寫作的同名歌曲相比,其音調節奏、氣質、情緒,顯然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孫繼南先生評價道:“他有著創作思想和時代高度的局限,同樣題材的《義勇軍進行曲》,與聶耳高昂奮進的音調相比,則顯得愛國有志,力不從心。”(吳安宇、胡夢蝶:《黎錦暉<義勇軍進行曲>探究》,《音樂教育與創作》2018年第8期)
黎錦暉首創的軍歌《義勇軍進行曲》盡管在救亡歌詠活動中未獲得較大范圍的傳播,沒有得到廣泛傳唱,但反映了作者積極投身于抗戰音樂創作的赤誠愛國熱情,體現了一個知識分子“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高度責任感。
二、黎錦暉譜寫的其他抗戰歌曲
《義勇軍進行曲》只是黎錦暉創作的眾多抗戰歌曲中的代表作。
1931年九一八事變以后,黎錦暉懷著強烈的愛國熱情,投身于抗戰宣傳工作之中。從九一八事變到當年12月,當時全國發行量最大的報紙《申報》3個月內總共發表救亡歌曲10首,其中最早的3首詞曲都為黎錦暉所作。《申報》于10月10日、15日、18日分別刊登了黎錦暉的《義勇軍進行曲》《追悼被難同胞》《向前進攻》。由此可見,在九一八事變發生1個月內,黎錦暉就公開發表了3首抗戰歌曲,可以說是最早用歌曲宣傳抗戰的音樂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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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錦暉
除了上述3首歌曲外,黎錦暉還創作了《勇健的青年》《準備用音樂起來》《齊上戰場》《奮勇殺敵》《打倒公敵》《同胞快醒》《預祝勝利》等抗戰歌曲。此后繼續譜寫抗日歌曲數十首,相繼匯集出版。一·二八事變后,他又出版《愛國歌曲》(第一集)。在《編輯大意》里寫道:“這些歌曲,是供給全國國民齊聲高唱的,樂譜簡易,歌詞淺顯,曲趣雄壯,節奏均勻,可作進行曲用。在操練時、出發時、上課時、集會時……都可運用。并且希望全國各界,在宣傳演講時,加唱此歌,頗能使聽眾興奮。”他抑制不住熾烈的愛國之情,吶喊道:“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慷慨悲歌,激我士氣。向前奮進,效力疆場,救我國危亡,增我國榮光!殺盡敵兵,凱歌齊唱,這就是編者所馨香禱祝的愿望!”(黎遂:《民國風華:我的父親黎錦暉》,團結出版社2011年版,第125頁)
1937 年七七事變后,黎錦暉出版了愛國歌集《中華民族戰歌》(第一集),這是繼1932年第一本救亡歌曲集(《愛國歌曲》)后的又一本適應時代需要的抗戰歌曲集。其中他自作詞曲 10首,與羅靖華(作詞)合作17首,與楊村彬合作1首。他將自己創造的流行歌曲這種新型體裁特征運用于愛國歌曲的題材創作中,用通俗、口語化的唱詞配以“大眾化”的旋律曲調,使這些愛國題材的歌曲易學易唱,朗朗上口,振奮人心。
抗戰期間的黎錦暉始終堅持以音樂文化傳播的形式宣傳愛國情操,振興中國,他創作的抗戰歌曲在當時漫長艱辛和顛沛流離的背景下感染和鼓舞了很大一部分人,堅定了人們的抗戰信心。
三、黎錦暉其人
黎錦暉出生于湖南湘潭的一個書香門第,其父黎培鑾是晚清的秀才,博學多才,琴棋書畫均有造詣。受家庭環境影響,不僅黎錦暉的成就不容小覷,更為難得的是,黎家8個同胞兄弟,都受過良好的教育,每一個都才華橫溢,在各自的領域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因此,黎家兄弟在湘潭被譽為“黎氏八駿”,或稱“八龍八桂”,這些名字在當地幾乎成為了才子與學者的代名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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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錦暉
黎家老大黎錦熙,是著名的語言學專家,也是毛澤東在湖南第一師范學校讀書時的老師。兩人名為師生,實為摯友,常在一起議論時政,研究學問。毛澤東十分欽佩黎錦熙,對他的人品和學問更是非常的崇敬。在漫長的革命生涯中,毛澤東始終沒有忘記他的良師益友黎錦熙。
黎錦暉是黎家老二,畢業于長沙高等師范學校,他精通多種音樂形式,是中國近現代音樂史上一位重要的作曲家。黎錦暉自3歲起便在父親聘師專設的家塾中誦讀四書五經,湖南的民間音樂如湘劇、花鼓戲、漢劇等戲劇音樂對他影響至深。黎錦暉自幼學習古琴和彈撥等各種樂器,對民族民間音樂等藝術形式十分感興趣,成年后又潛心研究民樂。1927年黎錦暉創立中華歌舞專修學校任校長,并于1928年將其改名為“明月歌舞團”,并親自帶領樂團在全國巡演,甚至遠赴南洋演出。
值得一提的是,中國第一代歌星如周璇、白虹、嚴華等,都是明月歌舞團的成員。著名作曲家聶耳也曾在這里起步,隨后創作了《義勇軍進行曲》這一流傳千古的作品。除此之外,黎錦暉與不少革命人士也有深厚的交情。例如,他收養了我黨早期隱蔽戰線杰出代表錢壯飛的女兒錢蓁蓁,后來改名黎莉莉,并將她培養成了海內外著名的影星,這也進一步體現了黎錦暉的仁愛與擔當。
在黎錦暉的音樂創作生涯中,不得不提的是他滿腔的愛國愛民熱血。他始終是一個心懷國家人民,具有強烈的民族自尊心的知識分子,這立場一直未變。1926年北伐戰爭爆發后,黎錦暉創作的《同志革命》《熱血歌》及兒童歌舞劇《最后的勝利》等均以贊揚北伐革命救國救民為主題。
青年時代黎錦暉深受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影響,萌發了推行“平民音樂”的想法。“我們高舉平民音樂的旗幟,猶如皓月當空,千里共嬋娟,人人能欣賞”。他認為“學習國語最好從唱歌入手”,“可以養成兒童優良的習性,鍛煉他們思想清楚,處事敏捷的才能”。于是創作了《三個小寶貝》《老虎叫門》《搖啊搖》《葡萄仙子》等曲調簡練、生動明快的兒歌,通過歌舞團的演出很快風行全國,成為各地中小學校音樂教學的主要教材,在校園生活中產生了廣泛影響。
在創作兒童歌曲的同時,黎錦暉開始了對大眾歌曲的探索,逐漸從兒童歌舞音樂向成人愛情歌曲轉變。他既善歌詞,又精作曲,不論各家詩詞、西洋詩歌、民間小調、土風舞曲,全部拿來“為我所用”。中國流行歌曲是從黎錦暉的創作開始起步的。他早期創作了《毛毛雨》《桃花江》《特別快車》《妹妹我愛你》等流行歌曲,不僅在當時引起了廣泛的反響,至今仍在海內外傳唱。因此,黎錦暉被公認為是中國流行音樂之父。
孫繼南在《對黎錦暉歷史評價的再認識》(《人民音樂》2002年第4期)一文中指出:“綜觀黎錦暉一生,在音樂方面做事不少,其中影響最大的當有兩點:其一,把兒童音樂創作與提倡白話文、推廣國語運動相結合,與‘五四’精神相聯系,借鑒外來經驗,開辟了一條前所未有的中國兒童歌舞藝術的新路;其二,在20世紀20年代后期,最早進行成人歌曲大眾化的嘗試,率先推出一批愛情歌曲,開中國流行音樂之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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