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記得《失孤》，你就會致敬“團圓”

十年很長。

對于一款互聯網產品來說，幾乎足以跨過一個時代。技術幾經更新，參與者來來去去，許多曾經熟悉的應用已經從手機屏幕上消失。

但，“團圓”仍在運行。

全國6000多名打拐民警使用它發布和核查信息，33家互聯網平臺聯手把失蹤兒童的照片、衣著和失蹤地點，推送給附近最可能提供線索的人。

2026年5月15日，“團圓”系統上線整整十年。當天，公安部兒童失蹤信息緊急發布平臺公布了一組數字：十年來，系統共發布5213條兒童失蹤信息，警方和社會各方找到了5137名兒童，找回率達到98.5%。

這5137個孩子，有的是在陌生的人群中迷了路，有的與家人爭執后離家出走，有的卷入家庭糾紛，也有人遭遇拐賣。尋找有時只持續幾個小時，有時延續十幾年、二十幾年。

但每一次尋找，都要先讓準確的消息抵達可能見過孩子的人。

“團圓”最初要解決的，就是怎樣讓這條消息跑起來。

讓消息跑起來

2015年底，公安部刑事偵查局打拐辦找到阿里巴巴，希望借助互聯網建立一套兒童失蹤信息發布平臺。

公安部的需求很直接：“找孩子。”

時任阿里巴巴首席風險官劉振飛聽完，直接撩起了袖子，他的手臂上刻著自己的名字。小時候在河南，拐賣兒童的事常有發生。他當場拍板：“找孩子是吧？做啊，咋不做啊。”

程序員卻無法把這三個字直接寫成代碼。誰來核實失蹤信息？誰有權發布？消息應該發給哪些人？孩子離開得越久，尋找范圍怎樣擴大？不同地區的民警又如何同步線索？

第一次坐下來討論時，民警和程序員甚至聽不懂彼此的語言。幾輪溝通后，目標被歸納成八個字：“全民參與，天下無拐。”

2015年11月25日，“阿里巴巴打拐辦”公益項目組正式成立。項目組只用一周便湊齊了11名志愿者，成員來自技術、產品和設計等崗位。所有人都利用業余時間開發，不計入KPI，項目也不支付報酬。

四個多月后，“團圓”系統基本成形。項目組把“找孩子”拆成三項核心功能：民警核實并統一發布信息，減少假消息；系統以孩子失蹤地點為圓心，一小時推送100公里，隨后擴大到200公里、300公里，最遠500公里；全國6000多名打拐民警通過釘釘錄入、審核和同步信息，減少電話、傳真和層層傳遞信息耗費的時間。

團隊最初討論過開發一款專門的尋人APP，很快又否決了這個方案。兒童失蹤是低頻事件，很少有人會提前安裝一個可能永遠用不到的軟件。

項目組最后確定了另一種思路：“最好用戶手機里有什么APP，什么APP就能發揮作用。”

高德地圖、微博、淘寶、支付寶等應用先后成為信息出口，騰訊、百度、360等平臺后來也加入進來。普通人不必主動尋找“團圓”。附近一旦有孩子失蹤，消息會通過他們原本就在使用的應用抵達。

2016年5月，“團圓”進入上線前的最后一次測試。

5月13日晚，各地民警陸續清除模擬信息，屏幕上卻留下一個陌生的名字：吉斯么吃作。

項目發起人魏鴻以為，河北民警漏刪了一條測試數據。公安部很快回復：

這不是測試。

兩個小時前，一名兩歲女孩在衡水火車站失蹤了。吉斯么吃作，就是女孩的名字。

女孩的父母帶著她從四川前往河北。長途奔波后，兩人在車站短暫睡著，醒來時，女兒已經不見了。監控畫面里，一名男子帶著孩子離開車站。

衡水警方將女孩的照片、衣著特征和監控中的男子傳入系統。“團圓”通過高德地圖、微博等應用向外推送信息。一名出租車司機看到提醒，想起自己不久前載過一個特征相似的孩子，立即向警方提供線索。

河北、河南兩地警方一路追查。5月15日凌晨，他們在鄭州找到了吉斯么吃作。

從父母醒來發現女兒不見，到一家人在鄭州重逢，過去了32個小時。

幾個小時后，“團圓”按計劃正式上線。吉斯么吃作成了警方借助這套系統找回的第一個孩子。

「電影《失孤》劇照」

韓旭杰得知這個消息時，他正準備出門參加項目上線活動。

電視里播報到女孩獲救的新聞，韓旭杰告訴母親，警方使用的正是他和同事參與開發的系統。母親聽完，連早飯也顧不上吃，很快把新聞轉到了朋友圈。她平時幾乎從不發朋友圈。

韓旭杰一歲多時。母親因藥物過敏臥床休息，剛學會走路的孩子從屋里晃到院中，隨后失去了蹤影。

鄰居趕來幫忙。一位平時少言寡語的老人說，他看見同村一個人抱走了孩子，還指明了方向。韓旭杰的父親帶著同事追過去，把對方堵在屋里。爭執中，那人衣服里掉出一張第二天前往武漢的長途汽車票。

假如再晚一天，尋找很可能會變成另一種長度。

三十多年后，韓旭杰成為阿里安全部門的程序員。公安部提出建立兒童失蹤信息發布平臺時，他很快加入了研發團隊。在他和同事看來，程序員也可以用自己最熟悉的方式做公益：把辦案流程變成產品規則，把一條求助信息寫進代碼。

但寫完代碼并不意味著結束。

全國使用系統的打拐民警超過6000人，各地的網絡條件、辦案習慣和操作水平不盡相同。研發人員無法逐個城市培訓，200多名阿里志愿者又組成了培訓團隊，前往各地講解系統，收集一線問題，再交給技術人員修改產品。

“團圓”逐漸從一個程序員項目，變成一套有人開發、有人培訓、有人反饋，也有人長期維護的系統。

2021年，韓旭杰的母親突然離世。他選擇暫時離開阿里。走之前，他只提了一個請求：離開之后，我還能不能繼續參與團圓的工作？

另一種尋找

系統上線以后，更多的挑戰隨之而來。

一次，貴州山區的一名民警進山辦案。當地信號時斷時續，他點擊發布后遲遲沒有看見反饋，只好反復嘗試。等網絡恢復，同一條兒童失蹤信息連續發出了22次，附近用戶的手機也跟著反復彈出提醒。

民警隨后在官方微博解釋原因并道歉。評論區里，許多人沒有抱怨。有人說，只要能幫忙找孩子，多收到幾遍也不要緊；也有人安慰民警，重復發送恰好說明他著急負責。類似的回復出現了300多條。

開發團隊沒有把公眾的寬容當作系統可以出錯的理由。他們重新檢查流程，限制重復發送的次數。此后，各地民警遇到的操作問題、公眾收到推送后的反饋，都繼續回到志愿者和程序員手中，成為下一次調整的依據。

一套尋找孩子的系統，不能只在上線那天起作用。

不過，“團圓”最初解決的主要是正在發生的失蹤。孩子剛剛離開，照片仍然清晰，警方知道準確的時間和地點，系統可以跟隨孩子可能移動的方向不斷擴大推送范圍。

那些已經尋找了十幾年、二十幾年的家庭，需要另一種辦法。

郭剛堂騎摩托車尋子24年的故事，后來被拍成電影《失孤》。像他這樣的家庭，單靠一張舊照片和一條推送，已經無濟于事。

時間會改變一個人的面孔、姓名、口音和生活習慣。父母手里的照片還停留在兩三歲，孩子卻可能已經成年。DNA則保存著另一種更穩定的聯系。

2017年，“團圓”系統增加了“滴血尋親”功能。用戶在高德地圖中搜索“尋親”，地圖便會標出附近可以免費采集DNA血樣的公安機關。失散家庭可以就近留下血樣，警方再將DNA信息錄入全國打拐數據庫，等待比對結果。

對許多父母來說，去采血點的路并不長，等待卻可能持續很多年。

“團圓”由此面對兩種完全不同的時間。

一邊，系統讓一條失蹤信息在幾小時內從100公里推向500公里；另一邊，DNA信息留在數據庫里，等待一次可能多年后才會出現的匹配。

一條消息要盡可能跑得快，讓一管血別等得太久。

技術繼續往前走

“團圓”運行以后，這種用產品解決社會問題的方法，擴展到了更多的項目。

2017年，公安部禁毒局準備建立一套面向青少年的數字化禁毒教育平臺，再次找到了魏鴻。許多參與過“團圓”的志愿者又加入新項目，把禁毒知識做成動畫、課程和在線答題，放進“青驕第二課堂”。

高德地圖也沿著另一條路繼續向前。

在“團圓”系統里，它先把失蹤兒童的信息送到附近的人手中，又通過“滴血尋親”帶尋親家庭找到DNA采血點。后來，高德團隊開始為輪椅使用者規劃無障礙路線。

一個沒有電梯的地鐵口、一段突然出現的臺階，都會截斷原本看似完整的道路。無障礙導航需要重新確認地鐵口、電梯、坡道和路面，把“理論上可以抵達”變成一條真正能夠走完的路。

這項服務后來覆蓋全國71個城市，累計提供超過3億次無障礙路線規劃。

技術繼續更新，阿里共益處理的問題也在變化。

阿里達摩院與醫療機構合作的“平掃CT+AI”項目，嘗試從普通體檢影像中更早識別胰腺癌等疾病。高德的“鷹眼守護”則根據道路上的急剎、斷路和彎道來車等信號，提前向司機發出預警。

幾秒鐘、幾個小時、二十四年，這些項目面對的時間尺度各不相同。它們共同爭取的，是事情變得不可挽回以前的一點時間：讓人更早收到消息，更早看見風險，更早找到一條能走通的路。

2017年，“團圓”登上第一屆阿里巴巴公益榜。到2026年，公益榜辦到第十屆。十屆榜單里陸續出現螞蟻森林、無聲騎士、輪椅導航、癌癥早篩和鷹眼守護。阿里員工參與“人人3小時”累計投入的公益時間，也已經超過500萬小時。

“團圓”團隊曾給自己設定過一個特殊的目標：最終把這套系統“做沒了”，讓“天下無拐”。

它最理想的結果，是有一天不再有孩子失蹤，不再有父母等待一條推送或一次DNA匹配。

衡量一家公司的尺度，不應只在于它創造了多少商業價值，也在于它是否愿意把技術、人才和組織能力投入那些無法立刻獲得回報、卻與許多人的生活有關的問題，并且把這件事做得足夠久。

十年足以改變一個孩子的模樣，也足以檢驗一家公司的耐心。

十年前，“團圓”系統里出現了吉斯么吃作的名字。

十年后，5137個孩子已經有了下落。

尋找還沒有結束，“團圓”仍在運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