鉤沉禪史遺珍堅守史德本真 從張川耀發(fā)掘慈云寺荼毗的貢獻說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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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1日，著名文史專家張川耀先生《百年壯歌玄壇廟、歷歷往事耀千秋》一文在“黃碩視點”首發(fā)后，被很多央地官媒和自媒體廣泛轉(zhuǎn)發(fā)，引起了強烈的社會反響。重慶著名畫家、作家、詩人、文藝評論家武輝夏先生在端午節(jié)早上擬就此文，滿懷敬意地頌揚了八旬老報人、文史專家張川耀先生“為城市存史、為母城留魂”的赤子之心。他認為，面對慈云寺荼毗文化消亡的歷史記憶，張川耀以耄耋之齡，從歲月塵埃中搶救出獨家史料。這不僅是一次史學上的補缺空白，更是一場與時間賽跑，一份對巴渝大地深沉的愛！文章字里行間流淌著對治學精神的崇高禮贊，通篇評介讀來令人動容。讓我們跟隨評論者筆觸，一同感受這堅守史德本真的力量，見證一位老者如何用余生點亮歷史微光。強烈推薦一讀，以此向所有默默守護城市記憶的文史工作者致敬！

鉤沉禪史遺珍 堅守史德本真

--從張川耀發(fā)掘慈云寺荼毗的貢獻說開去

文/武輝夏

在重慶南岸玄壇廟的長江之濱，慈云寺作為全國唯一僧尼合廟的千年叢林，承載著巴渝佛教文化與陪都歷史的厚重記憶。歲越八十三的老報人、地方文史專家張川耀，從領(lǐng)導崗位退下來，深耕重慶地方史二十多年，以“親歷、親見、親聞”為史學研究圭臬，于耄耋之年發(fā)掘考證慈云寺荼毗(火化)文化遺存，填補了重慶近代佛教儀軌與民間喪葬文化研究的空白，其學術(shù)貢獻、文化價值與治學精神，為地方史學研究樹立了榜樣。

一、發(fā)掘慈云寺荼毗:搶救瀕危史跡，還原文史本真

慈云寺荼毗制度，是重慶近代佛教文化與民間社會生活交融的獨特遺存，卻因歲月侵蝕、文獻散佚與時代變遷，長期湮沒無聞。張川耀先生以南岸下浩土著的地緣優(yōu)勢及老報人的史料敏感，耗時多年走訪考證，系統(tǒng)發(fā)掘慈云寺荼毗的歷史脈絡(luò)，儀軌細節(jié)與社會功能，其貢獻兼具搶救性、補白性與實證性。

從史料搶救維度看，慈云壽荼毗遺存屬于典型的民間活態(tài)史料，無正史記載，無官方檔案留存，僅靠當事者口傳心授存續(xù)，知情者寥寥。上世紀中后期，城市化推進與寺院修繕改造，使荼毗爐遺址、儀軌記錄、當事人記憶等有價值史料瀕臨消亡。張川耀先生以“為城市存史、為母城留魂”的自覺，訪寺院僧尼、家人、周邊原住民及親歷者后代，搶救性記錄澄靜法師主持荼毗的儀式流程、火化爐的建筑形制、柏木柴焚化的傳統(tǒng)規(guī)制等獨家史實。其在《百年壯歌玄壇廟、歷歷往事耀千秋》一文中記載的“遺體以棉衾裹身，滑桿軟抬入寺，登百步天梯至山頂，兩座磚砌火化爐，柏木千斤為薪，法師運功讓死者打坐安靈，遺體告別誦經(jīng)引火”等細節(jié)，均為書上未載、世人不知親歷的第一手資料，填補了重慶近代佛家喪葬儀軌研究空白。

從文化還原維度看，張川耀的發(fā)掘厘清了慈云寺的雙重文化屬性:既是佛教叢林的宗教儀軌，又是重慶民間喪葬文化的重要載體。慈云寺自1927年云巖法師重修后成為十方叢林，荼毗作為佛教“戒定慧”修行的終極儀式，體現(xiàn)了“肉身幻滅、回歸本真”的佛教哲思；而抗戰(zhàn)時期及戰(zhàn)后，大量重慶本士名士、市民皈依佛門后，遵囑在慈云寺荼毗，使這一儀式融入“入土為安、魂歸江天”的巴渝民間喪葬傳統(tǒng)。張川耀親歷證實，慈云寺荼毗爐是重慶主城近代唯一留存的佛教專用火化遺址，其“僧尼同寺、火化同爐”的模式，既契合慈云寺打破僧尼分寺舊制的包容傳統(tǒng)，又反映了近代重慶佛教世俗化的獨特進程。這一發(fā)掘，讓湮沒的文化遺存重新回歸公眾視野，為研究重慶佛教文化、民間禮俗、喪葬傳統(tǒng)與社會變遷提供了不可替代的實證樣本。

從價值重塑維度看，張川耀的研究打破了學界對慈云寺的單一認知--此前多聚焦其“僧尼合廟”“建筑特色”“緬甸玉佛”“抗戰(zhàn)僧尼救護隊”，而忽視其喪葬文化與宗教儀軌的核心價值。他通過系統(tǒng)梳理，將慈云寺荼毗與長江水運文化、陪都名人文化、民間信仰文化串聯(lián)，構(gòu)建了“寺院-碼頭-社群-儀式”的完整文化鏈條。例如他考證慈云寺高僧大德與民間文化名人、實業(yè)家交往，并在生前宣介荼毗意義，骨灰或撤入長江、或寄存于寺內(nèi)、或請回家里供奉，使慈云寺成為重慶文化記憶的重要歸宿地。這一價值重塑，極大豐富了慈云寺的文化內(nèi)涵，提升了其在重慶歷史文化遺產(chǎn)中的地位，為慈云寺的保護、修繕與活化利用提供了極具價值的史料支撐。

二、“親歷、親見、親聞”:一以貫之的史學初心與治學范式

發(fā)掘慈云寺荼毗的重大貢獻，植根于張川耀先生一以貫之的“親歷、親見、親聞”史學原則。作為自費、自覺深耕地方史數(shù)十年，淡漠功利的學者，他拒絕“坐而論道、抄錄堆砌”的空疏學風，堅持“從田野中來、從記憶中來、從實物中來”的治學路徑，以“三親”原則和“真實乃史學生命”自律，貫穿于史料搜集、考證、寫作的全過程，形成了獨特的地方史學研究范式。

“親歷”:地緣扎根與生命融入，讓史學有溫度

張川耀先生生長于南岸龍門浩，一生未離開故土，談及慈云寺荼毗，他并非單純的研究者，而是見證者親歷者:童年隨祖母進香，見過父親與澄靜法師對奕，父親仙逝尊其囑，年已十一歲的他，對其父慈云寺荼毗全過程記憶憂新。這種刻骨銘心的“親歷”，讓他的研究脫離冰冷的史料堆砌，充滿煙火氣與人文溫度。他筆下的慈云寺荼毗，不是抽象的據(jù)悉和摘文，而是“滑桿抬人、天梯攀登、柏木焚香、法師頌經(jīng)”場景、情感鮮活的家族記憶，這樣的史學鉤沉讓人共情和震憾。

“親見”:田野考察與實證考據(jù)，讓史學有硬度

“親見”是張川耀史學研究的核心方法論--不唯書、不唯上、只唯實，堅持“眼見為實、無證不立”。為考證慈云寺荼毗歷史及現(xiàn)狀，他不顧高齡實地踏勘慈云寺山頂，尋找當年荼眥爐位置，通過查閱當年《大公報》《新民報》《時事新報》等，走訪名人后裔，讓記憶成為可信的史實。這種親見實證、嚴謹考據(jù)的治學態(tài)度，賦予其無可辯駁的學術(shù)硬度，確保了每一段文字、每一個結(jié)論都經(jīng)得起歷史檢驗。

“親聞”:口述掄救與記憶留存，讓史學有厚度

地方史研究的核心價值，在于留存正史之外的民間記憶、市井風物與社群情感，而“親聞”正是獲取這些活態(tài)史料的關(guān)鍵路徑。張川耀先生深知，民間記憶是地方史的“活化石”，一旦消逝便無法再生，他這個年齡段與清末民國、建國初期、文革前后、改革開放和零零后新生代都有交際。通過走訪、耐心傾聽，詳細記錄他們的親身見聞、家族故事、歷史回憶，搶救性留存了大量瀕臨失傳的民間口述史料，其《故城遺痕》《記住鄉(xiāng)愁.下浩》《一條中山路盤活重慶城》以及正在醞釀的《南城舊事》等數(shù)十萬字文史著述，無不遵循這一理念。

三、精神傳承:為地方史學立心，為文化傳承鑄魂

張川耀先生發(fā)掘慈云寺荼毗的貢獻，早已超越單一史跡考證范疇；其“三親”治學精神更是為重慶地方史學研究立心鑄魂，提供了可借鑒、可傳承、可踐行的價值范式。

在學術(shù)層面，他打破了地方史研究的碎片化、淺表化、功利化的困境，證明地方史不是正史的附屬，而是獨立的、鮮活的、有溫度的史學體系。他以扎實的田野考察、嚴謹?shù)膶嵶C考據(jù)、鮮活的口述史料，讓民間記憶、市井文化、布衣草根、邊緣群體進入史學視野，豐富了史學研究的維度與內(nèi)涵。這種重實證、重田野、重民間的治學路徑，為年輕一代地方史研究者樹立了標桿，引導他們走出書齋、扎根田野、貼近民間，在鮮活中挖掘歷史、傳承文化。

在文化層面，他以耄耋之年的堅守與執(zhí)著，踐行著文化搶救、傳承的使命擔當。在城市快速推進、傳統(tǒng)文化日漸式微的當下，許多地方史跡、民間記憶被遺忘、被破壞、被湮沒，而張川耀自掏腰包請畫家繪了《下浩12遺痕》《龍門浩26幀歷史人文》，邀畫界朋友精心繪制了《中英科學合作館》《一川大戲院》《南岸真武山望城亭》等遺跡。

他默默耕耘、無私奉獻，搶救瀕危史料，還原歷史本真、傳承文化根脈。他發(fā)發(fā)掘的慈云寺荼毗遺存，不僅是重慶佛教文化的重要遺產(chǎn)，更是巴渝兒女集體記憶、文化認同、情感歸屬的重要載體。這種守護文化根脈、傳承城市記憶精神，激勵帶動著每一位文化、史學工作者敬畏歷史、珍視傳統(tǒng)、堅守初心，在時代浪潮中守護好我們的精神家園。

張川耀先生澹泊自守，不慕榮利，常懷素心，以一介地方文史愛好者之姿，深耕故土，筆耕不輟。其文辭洗練，質(zhì)樸無華，無空論，無虛飾，字里行間皆是對鄉(xiāng)邦先賢的敬意、對歷史遺跡的遵重、對文化根脈的赤誠。其學也，有考據(jù)之嚴謹，其心也，有桑梓之深情。正是這份守正不阿的操守與兼懷大愛的人格魅力，使其著作超越了單純的學術(shù)價值，更具直抵人心的力量。讀其文，能油然而生愛鄉(xiāng)護史之心，自覺守護城市記憶，傳承文史薪火。

作者:重慶市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館館員、全國著名畫家

寫于2026年6月19日(端午節(jié))

--荼毗有關(guān)知識鏈接

■何為荼毗？

荼毗，是梵語的發(fā)音，就是火化、火葬的意思，主要是指僧人往生后的火葬。據(jù)《大般涅槃經(jīng)》記載，佛陀在涅槃之時，本來一天內(nèi)就要火化，后來延至7日才火化。大師選擇7日后火化，也是有所依據(jù)。

■為何大師是坐化？

所謂「坐化」，是指修行成就之人，于臨終之時，端坐至命終，又稱「坐逝」。「坐化」不同于凡俗，有兩個原因：一是臨終時的姿勢是坐著，而一般人則是躺著；二是表示善終，臨終時沒有痛苦。佛教稱為「恬然」、「怡然」，坐化后之遺體一般予以火化。

■ 坐缸與坐塔又有何不同？

「坐缸」，是佛教的復合詞，即「坐化」與「缸葬」的合稱。所謂「缸葬」，又稱「甕棺葬」，是指將往生者放入陶制容器中安葬。此文化可追溯到距今約5000~7000年的仰韶文化時期，因該時期的彩陶工藝十分發(fā)達。

「缸葬」文化早在佛教傳入中國之前，就已經(jīng)流行在黃河流域。佛教將「坐化」與「缸葬」結(jié)合起來，最早出現(xiàn)于明代。

這次星云大師并非坐缸，而是坐塔，并且在7日后進行真身火化。

■ 什么是「塔」？

將「舍利」收藏在金屬，或石質(zhì)、陶質(zhì)的容器中，埋在地下，稍稍高出地面，即稱為塔，塔是高顯的意思。而收藏舍利的塔，即稱為「舍利塔」。印度這種舍利塔，就是中國寶塔的來源。

■ 星云大師所坐的是什么塔？

大師坐龕設(shè)計為「涅槃塔」，此設(shè)計源自印度北方的拘尸那揭羅城中的涅槃塔。

拘尸那揭羅古城是佛陀最后說法、入滅，以及八王分舍利的地方，城中現(xiàn)存建筑包括涅槃寺、涅槃塔、蘭巴爾塔及多座佛塔遺跡。

涅槃寺1867年由英國考古學家卡萊爾發(fā)現(xiàn)并發(fā)掘。1876年和1956年進行大規(guī)模修復，是一座白色橫筒狀建筑，四周開有圓形小窗，內(nèi)供奉的五世紀臥佛像。

涅槃塔位于涅槃寺后面，傳說該塔是佛陀涅槃的處所，存有佛陀舍利。原塔應(yīng)為玄奘大師記載的阿育王塔，后來遭到毀損。19世紀被發(fā)掘，1927年緬甸佛教徒出資重建。「涅槃塔」塔高2.74公尺，為米白色覆缽式塔，表面光滑，無雕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