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8月13日,北京首都劇場。正舉辦著一場超出慣例的追悼會。
當時包括周公在內的一眾高層領導都參加了追悼會,并進行主祭,廖承志致悼詞。
三天內,治喪委員會還收到了來自22個國家、150封唁電,其規模之大,令人疑惑。
當時那場追悼會,是給冀朝鼎舉辦的儀式。
當時他的職務是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高層,按說以他的級別,一場普通的追悼會已足矣,為何最后會如此隆重呢?
這一方面源于他的巨大貢獻,另一個也是有著周公的批示:
據說當時周公正在外地出差,報告送到周公手中時,周公略一皺眉,做出3條重要批示:
1、治喪委員會中加入他和夫人的名字。
2、他要親自參加。
3、追悼會不能在一般地方舉行,必須改在首都劇場。
那么冀朝鼎到底有著怎樣的貢獻呢?為何半個多世紀過去了,他的貢獻仍很少人知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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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學家的秘密身份
冀朝鼎,1903年出生于山西汾陽一個書香門第。
他的父親冀貢泉是著名的法學家,曾任山西司法廳長、教育廳長。
弟弟冀朝鑄后來成為“紅墻第一翻譯”,曾任聯合國副秘書長。
1916年,冀朝鼎考入清華學校,1924年赴美留學,先后在芝加哥大學、哥倫比亞大學就讀,獲得經濟學博士學位。
他的博士論文《中國歷史上的基本經濟區與水利事業的發展》,被李約瑟稱贊為“可能是迄今為止,在中國歷史上探索發展變革的最杰出的英文著作”。
1927年,在布魯塞爾世界反帝大同盟成立大會上,冀朝鼎經代表團介紹,加入我組織,成為第一批加入我組織的留美學生。
1928年途經莫斯科時,他見到了周公,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隨后他留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并為鄧中夏等我組織代表做秘書和翻譯。
1929年,經周公批準,冀朝鼎回到美國,繼續從事革命工作。
1941年,抗日戰爭進入到關鍵時刻,為了支持抗日戰爭,他告別妻兒,毅然歸國。
當時我組織考慮到他長期旅居國外、身份從未公開,決定讓他以合法身份留在國民政府中從事地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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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來他通過父親與孔祥熙的舊誼,進入國民政府經濟核心層,先后擔任平準基金會秘書長、外匯管理委員會主任、中央銀行經濟研究處處長。
1944年,孔祥熙任命他為中yang銀行外匯管理委員會主任,并帶他參加了創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的會議。
后冀朝鼎逐漸成為國民政府最重要、最信任的經濟學家。
他住在孔祥熙公館,陪宋靄齡打牌,出入燈紅酒綠的官場,儼然高層的階層使他接觸到了諸多機要文件。
白天他通過美國使館獲取大量情報;晚上,化裝到偏僻處與周公秘密見面,傳遞消息。
當時因身份的原因,幾乎沒有人知道冀朝鼎是我組織成員,甚至連廖訓振都不知道,他晚年回憶說,“當時冀朝鼎只對周公一人,甚至連周公館的人都不知道。”
抗戰勝利后,冀朝鼎更加受到老蔣的信任,為此接下來他利用他的“學識”,給老蔣開了幾副致命的“藥方”。
他先是讓國民政府以“國營”之名,將接收的敵偽資產改組為壟斷組織,控制國家全部資產的近90%。
當時著名民族資本家榮德生上書道:“日本紗廠接收后,全部改成國營,亦是與民爭利。”
即便如此,最后國民政府還是選擇了相信冀朝鼎,因為他有著世界頂級經濟學家的光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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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圓券與北平和平解放
到了國民政府末期,冀朝鼎又參與設計了號稱全世界最大幣改的金圓券改革。
按照設計,國民政府用金圓券強制收兌法幣、金銀及外幣。
“與民爭利”達到了瘋狂的地步。
美國學者費正清后來分析說,當時最不支持我組織的城市上層中產階級,手中剩下的少許余財被束縛在金圓券上,開始出現了反對老蔣的情緒。
而平民百姓的損失更為嚴重,甚至到了扛著一麻袋錢買不到一個雞蛋的窘境,那樣的背景下,加速了老蔣的失敗,加速了老蔣的喪失民心。
正因如此,后來國民黨元老陳立夫在回憶錄中痛斥其為“禍國陰謀之得逞”。
并且還專辟一節寫道:“冀朝鼎替宋(子文)出壞主意,都是損害國家和損害政府信用的壞主意。”
陳立夫痛陳:抗戰勝利后,宋子文提出以200元偽幣兌換1元法幣,盡收淪陷區財富,卻盡失人心。
后又推行黃金儲蓄券六折還本、美元儲蓄券到期不予兌現,致使政府金融信用掃地。
他斷言:“從此乃使政府金融信用掃地……竟把我們趕出了大陸。”
由此可見,在正面戰場后的隱形戰場上,冀朝鼎的貢獻無疑是最大的,如果說戰場上的失敗是硬失敗,那么金融的崩盤與民心盡失,是擊潰老蔣的軟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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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直到今天,冀朝鼎提出的促使國民政府經濟通脹的建議,仍然不為外人所知。
話說,當時就在金圓券崩潰之時,冀朝鼎已受山西同鄉傅作義邀請飛赴北平,擔任華北“剿總”處經濟處處長。
而此行中,冀朝鼎還帶著組織一個任務,就是策反傅作義。
后來,傅作義就是在冀家在北京的老宅里決定起義的。
可正因如此,當時還搞出了一個“烏龍事件”。
當時北平剛剛和平解放,冀朝鼎還沒來得及換裝,穿著國民黨呢子軍裝、坐著美軍吉普車出門,結果被解放軍抓住,以為他是漏網的國民黨高級軍官。
情況匯報到組織高層劉仁那里,才做出了放人的指示。
至此,冀朝鼎的我組織的身份才正式曝光。那不僅讓老蔣大吃一驚,讓美國人大吃一驚,甚至讓我們的很多同志也大吃一驚。
新中國成立后,冀朝鼎擔任中國國際貿易促進會高層領導及中國人民銀行副董事長,被譽為“中國最干練的經濟學家”。
同時,他利用在西方世界的良好關系,為突破對新中國的經濟封鎖、建立外貿體制作出了重要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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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他受邀訪問劍橋大學并演講,成為建國后代表新中國赴英講學第一人。
1952年,他參加莫斯科國際經濟會議,憑借流利的外語和出色的外交活動,推動中英簽訂了價值5800萬美元的貿易協議。
再往后,他的足跡遍及五大洲數十個國家,為新中國開拓了與尚未建交國家的貿易往來。
然而,就是這樣一位在國際舞臺上縱橫捭闔的經濟學家,一生節儉,臨終前還穿著有破洞的背心。
但他不惜花費重金,大量購置流散文物,有意識地收集并保存國家珍貴的文化遺產。
逝世后,夫人羅靜宜遵照他的遺愿,將475件珍貴文物悉數捐獻給故宮博物院。
1963年8月8日,就在冀朝鼎即將率領中國展覽團前往阿爾及利亞時,突患腦溢血,暈倒在辦公室內,經搶救無效,于次日與世長辭,年僅60歲。
就是這樣一位,在解放前后均對我國做出巨大貢獻的幕后人物,他的功績只有很少人知道或很少人看得懂,由此他的聲名不太響亮,但是他的功勛是偉大的。
正因如此,周公得知他去世后,不僅親自參加了追悼會,還特意要求提升了追悼會的規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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