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杯也攔不住美國的政治清算

民智漫談

作者：楊美西，民智國際研究院研究助理

（正文約3800字，預計閱讀時間10分鐘）

當地時間 15 日，伊朗隊在世界杯的首戰拉開帷幕。最終，伊朗 2 比 2 戰平新西蘭。

從整體實力來看，伊朗男足的全球排名是第 20 名，遠高于新西蘭男足的排名第 85 名，2 比 2 平局的比分似乎不會讓人感到意外，還會為新西蘭感到慶幸。

就在伊朗隊飛臨美國準備與新西蘭鏖戰之際，美伊談判成果終于達成，這份備忘錄被視為伊朗沖突結束的標志。

消息一出，賽場上的伊朗隊也受到直接影響。得益于兩國停戰協定的達成，原本無法在美國過夜的伊朗隊突然獲準在美國過夜。

然而，據美聯社、法新社等媒體的最新消息，伊朗隊主教練加萊諾埃（Amir Ghalenoei）在賽后新聞發布會上表示，球隊突然又被勒令必須立即離開美國。

如果了解伊朗男足這場比賽前面臨的刁難、審查和針對，就明白此次伊朗隊的表現有多杰出了。

▲ 2026 FIFA世界杯開幕式（圖源/FIFA Official）

世界杯開幕前，路透社報道稱，伊朗隊直到開賽前最后階段才拿到赴美簽證，但竟被要求比賽當日才能入境美國，比賽結束后即刻離境。

部分隨隊人員的簽證問題至今也沒有得到解決。

伊朗駐土耳其大使館猛烈抨擊美國政府，稱其為“對體育運動最惡劣的政治偏見干預”。

類似爭議并不只發生在伊朗代表團身上。

伊拉克球員艾曼·侯賽因（Aymen Hussein）此前在美國機場也曾遭遇7小時長盤查后才放行入境，理由據稱只是名字可能與另一名伊拉克公民相近。

西班牙《阿斯報》援引伊拉克媒體報道稱，美方對待侯賽因“簡直像對待一名恐怖分子”！

國際足聯對于東道國保障參賽權實際上有明確要求。

根據 FIFA 主辦協議及相關賽事規定，主辦國應當為參賽球隊、官員和相關工作人員提供必要的入境便利，以確保賽事正常舉行。

換言之，簽證制度雖然屬于國家主權范疇，但世界杯本身要求東道國盡可能避免將政治因素帶入參賽資格和人員流動安排之中。

美國的針對性太過明顯，以致于難以用一句“簽證審批流程延遲”來解釋，這是赤裸裸的“簽證武器化”行徑。

▲ 伊拉克球員艾曼·侯賽因（Aymen Hussein）（圖源/AFP）

簽證武器化：體育賽事中的政治工具應用

美國國務院一名官員在 6 月 6 日表示：“伊朗參加世界杯所需的簽證，包括運動員和必要的后勤人員的簽證，已經發放。我們絕不允許伊朗團隊濫用這一系統，以虛假借口將‘恐怖分子’偷偷送入美國。”

這正是 “簽證武器化” 在此處的含義，它并非嚴格的法學或國際關系標準術語。

在現有研究中，它通常指美國將簽證簽發、拒簽、撤簽、入境限制與相關領事裁量，作為服務于國家安全、外交施壓與地緣競爭的政策工具。

從國家安全的角度上來看，美國以反恐為理由，將伊朗代表團的入境問題安全化。

美國并未完全阻止伊朗隊參賽，而是把簽證發放限定在其認定的“必要人員”范圍內。

美國官員對于“恐怖分子”的描述，使得這這一事件被納入美國反恐審查和邊境安全體系。

這樣一來，美國既未完全禁止伊朗隊參賽，又借簽證問題將問題延伸到國家安全管理的范疇。

▲ 伊朗球員機場抵達畫面（圖源/FFIRI）

從外交施壓的角度上來看，美國通過簽證控制，把體育交流轉化為對伊外交杠桿。

簽證限制是一種較低成本的施壓方式，它不像軍事手段那樣激烈，也不像全面經濟制裁那樣波及面廣，但能夠直接地影響到特定人員和國家形象。

在這一事件中，伊朗方面稱美國拒簽了“相當一部分”管理、執行和技術顧問人員，并認為這是對體育的“政治偏見干預”。

這說明，簽證安排已經超出單純賽事保障，表達美國表達對伊朗不信任、并對其代表團活動范圍進行限制的手段。

從地緣競爭的角度上來看，美國利用主辦國和制度性優勢，將入境權轉化為地緣政治控制。

國際大型賽事通常具有一定的中立性和開放性，但主辦國仍掌握邊境、簽證和安保規則。

據 BBC 報道，美國國務卿魯比奧（Marco Rubio）曾表示，伊朗足球代表團不得包括與伊斯蘭革命衛隊有關聯的人員；伊朗隊據稱還需要在比賽當天進入并離開美國。

美國已經不是在單純地處理一支球隊的入境問題了，而是在利用其制度和場域優勢，維持對伊朗相關人員跨境流動的控制。

▲ 伊朗國家男子足球隊（Iran men's national football team）賽前于草坪拍攝首發陣容集體肖像（圖源/FFIRI）

類似的爭議并非第一次出現在世界杯歷史中。

1994 年美國世界杯期間，美國同樣需要處理與古巴、伊朗等政治敏感國家相關的入境和安全問題。

但當時并未出現要求球隊比賽結束后立即離境等高度政治化的安排。

相比之下，本屆世界杯圍繞伊朗代表團產生的爭議，反映出國際政治環境已經發生明顯變化。

世界杯的意義，從來不只在比賽本身。很多人看重它，也正是因為在這樣的賽事里，分歧和對立至少能暫時退后一步。

可美國圍繞簽證問題表現出的猜疑和選擇性開放，恰恰破壞了這種最基本的期待。

受影響的不只是比賽秩序，還有人們對國際賽事應當盡量保持公平、中立的信心。

當連世界杯門前都豎起了意識形態篩網，當連一名球員、一支球隊、一個國家能否體面入場都要先接受美國的政治審判。

美加墨世界杯被 “背刺” 的，便不止是賽事本身，更是這個時代對和平、開放與普遍規則本應保有的最低期待。

體育與國際關系

體育賽事長期被視為緩和政治對立的重要渠道。

冷戰時期，美蘇兩國雖然長期處于戰略競爭狀態，但體育交流仍被視為維持有限溝通的重要方式。

例如 1971 年的“乒乓外交”推動了中美關系破冰，而 1980 年莫斯科奧運會和 1984 年洛杉磯奧運會的相互抵制，則被廣泛視為國際體育被地緣政治裹挾的典型案例。

從國際關系角度看，這反映了大國權力運作方式的變化。

傳統的大國競爭更多表現為軍事壓力、經濟制裁和外交對抗；而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對人員流動、知識交流和賽事參與的控制，也成為影響國際關系的重要手段。

美國希望繼續保持自身作為全球資本、教育、科技和大型賽事中心的地位，因為這有助于維持其國際影響力和制度吸引力。

但與此同時，美國又不愿放棄對進入權的篩選和控制，尤其是在面對被其視為競爭對手或安全威脅的國家時，簽證政策往往會被賦予更強的政治和安全含義。

這樣一來，所謂開放并不是無條件的開放，而是以美國規則和美國判斷為前提的選擇性開放。

因此，美國話語體系下的簽證武器化，更深層地體現出美國通過控制進入權，影響不同國家、群體和敘事在國際社會中的形象和影響力。

換言之，簽證被用來劃定國際交往的邊界，也被用來維護美國在國際秩序中的主導地位。

▲ （圖源/FIFA Official）

政治敘事對體育的影響

從法律層面看，美國政府在簽證簽發問題上的確擁有較大自由裁量權。

《移民與國籍法》（Immigration and Nationality Act）第212條規定，涉及國家安全、恐怖主義關聯以及外交利益考量時，美國政府有權拒絕外國公民入境。

這意味著，簽證限制并非完全脫離法律依據，而是在法律授權范圍內被賦予了更強的政治含義。

但法律授權并不意味著政策動機只有安全考量。

在國際政治實踐中，同樣的法律條文往往會因不同的政治環境而被賦予不同功能。

簽證限制既可以服務于邊境安全，也可能被用于向國內選民傳遞強硬信號、塑造政府形象，并強化特定外交立場。

因此，若只是只把美國對伊朗的簽證限制理解為安全政策，就會忽視它在美國國內政治中的作用。

長期以來，對伊朗采取強硬立場不僅是美國中東政策的一部分，也經常被用于國內政治動員。

特朗普政府時期，美國把伊朗置于“最大壓力”政策的核心位置。

時任國務卿蓬佩奧（Mike Pompeo）在2018年闡述對伊戰略時，將伊朗稱為“無賴政權”，認為伊朗不是一個可談判的普通對手，而是必須被持續展示為美國安全和秩序威脅的對象。

于是，對伊朗球員的簽證和對伊朗代表團成員的審查，就都不只是行政技術問題了。

它可以向國內選民顯示其在反恐和對外政策上的強硬立場，既服務于外交對抗，也服務于選舉敘事，是對內部選民的情緒投喂。

▲ 前美國國務卿邁克爾?蓬佩奧（Michael Pompeo)（圖源/Getty Images）

結語

本文真正關注的，并不只是美國在伊朗世界杯簽證問題上的具體做法。

而是這一事件所反映出的更大趨勢：在當前國際關系中“，開放”、“規則”和“交流”仍然是各方常用的政治辭藻，但它們的實際適用正在變得越來越不平衡。

▲ 美國反戰和平抗議游行人群（圖源/NurPhoto）

人員流動、體育賽事、學術交流和跨境往來，表面上被視為全球化的一部分，但在現實操作中，邊境、簽證和名單審查越來越多地受到大國政治影響。

當簽證被用作政策工具時，受影響的不只是某一個國家的運動員或代表團。

更重要的是，國際交往中原本應當保持相對中立和開放的空間，正在被安全邏輯和政治競爭不斷壓縮。

世界杯這樣的國際賽事，本應盡可能減少政治分歧對參賽權和人員往來的影響。

但如果主辦國可以借簽證審查對特定國家設置額外限制，那么體育交流本身也會被卷入國家間對抗之中。

當簽證成為武器，最先受傷的也許是伊朗球員。

但最終被侵蝕的，是所有人對于開放包容之世界最基本的信念。

當這種信念不斷被削弱，受到沖擊的就不只是世界杯，而是國際社會對于開放交流、公平參與和普遍規則的基本信心了。

撰稿：楊美西 陸嘉珩

編務：朱欣月

責編：邵逸飛

圖片來源：網 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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