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時報》觀點 ｜我曾在白宮工作，我們從未想過這個問題會惡化到這種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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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30年前，我在白宮參與處理的第一個重大公共政策議題，是比爾·克林頓總統提出的“先拯救社會保障”。盡管當時預計社會保障基金還要再過30年才會耗盡，但整個國家似乎都被這個問題牽動。幾年后，喬治·W·布什對這場迫近危機的重視程度之高，以至于他投入了大量政治資本，推動一項解決方案。

本周，社會保障信托基金理事會宣布，面向退休人員和遺屬的信托基金將在僅僅六年后耗盡。也就是說，再過六年，數千萬美國人可能會看到自己的福利金被削減22%。這場危機已經比克林頓或布什時代任何人所想象的都更近。領取社會保障福利的人并沒有憤怒地走上街頭，也許是因為他們憑經驗知道，自己會被放過。真正將被迫付出代價的是其他所有人。

美國很可能不會解決這個問題，而是再次把它往后拖，從聯邦預算的其他部分抽調資金，填補這一項目的缺口。然而，聯邦預算的其余部分已經承壓，而且壓力正與日俱增。再給它施加額外壓力，就意味著用于兒童教育、癌癥研究、驅動經濟增長所需基礎設施以及許多其他必要事項的資金會減少。

克林頓和布什都曾警告，社會保障基金越接近失去償付能力，真正實現持久改革的選項就越糟，政治和經濟上的約束也會越大。眾議院議長蒂普·奧尼爾（Tip O’Neill）的一名助手曾把社會保障改革稱為美國政治的“第三軌”：碰一下就會被電死。他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當時大約20%的投票年齡人口正在領取社會保障福利，這個群體太龐大，政治人物不敢冒險疏遠他們。六年后，這一比例將達到約30%。

果不其然，現在我們越來越接近懸崖邊緣，兩黨政治人物不但沒有踩剎車，反而把油門踩得更深。2024年通過的一項兩黨立法擴大了部分州政府雇員的福利，卻沒有為新增開支安排資金來源。特朗普總統的《大而美法案》包含一項事實上的福利增加，而這一增加是以部分指定用于社會保障的收入為代價的；過去一年社會保障前景預測的惡化，有四分之一歸因于此。所有這些都在加劇我們本該努力解決的問題。現在還有人討論通過一項法律，讓從預算其他部分抽錢變得更容易，而這也會讓解決根本問題變得更難。

參議員比爾·卡西迪（Bill Cassidy）和蒂姆·凱恩（Tim Kaine）找到了一種辦法，讓這個壞主意變得更糟：他們不只是要借入資金來填補社會保障預算缺口，還要讓政府把這些錢投資股市，并寄望于股市持續取得高回報。如果事情真有這么容易，我們每個人都可以擁有一臺無限賺錢機器了。

那么，什么才能解決這個非常嚴重的問題？如果只靠削減福利來填補缺口，就需要立即平均削減約20%的福利。國會不會揮下這把刀。只靠增加收入來填補缺口同樣不太可能：如果把社會保障稅適用于所有收入，而不是像現行制度那樣只適用于最高184,500美元的工資性收入，那么最高有效稅率將被推高到50%以上。這樣一來，進一步向富人加稅以彌合預算赤字或資助其他優先事項的空間就不大了。

現在仍有時間以正確方式解決這個問題。第一步，是看清這個制度沒有保護好哪些人。美國每年在社會保障上支出約1.5萬億美元，卻仍有數百萬老年人陷于貧困。按照我的估算，如果配置得當，只需動用該項目預算約3%的資金，就可以讓所有老年人脫離貧困。任何改革方案，如果不分對象地全面保護福利，卻讓最貧困的老年人繼續困在原處，那就是把輕重緩急完全搞反了。

其余選項早已為人熟知：把退休年齡與預期壽命掛鉤，使人們壽命越長，就必須等更久才能領取全額福利；進一步調整福利計算公式，減少向較高收入受益人支付的金額；或者通過提高工資稅稅率，或擴大稅基以覆蓋所有層級、所有形式的薪酬，從而增加稅收。

我個人更傾向的方案，是優先增加新的收入來源。不過，根據預算規則，社會保障改革需要60票支持，這意味著兩黨議員必須就任何改革達成一致。希望他們能找到某種共識，而且這種共識不是以犧牲我們的孩子及其經濟未來為代價。

杰森·弗曼（Jason Furman），弗曼先生是特約觀點撰稿人，曾于2013年至2017年擔任白宮經濟顧問委員會（White House 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ers）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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