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德國投降后，明知是白費功夫，日本為何還向蘇聯苦苦求和？

《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期待每一個共鳴的你，關注、評論，為學、交友！

1945年4月5日，蘇聯外長莫洛托夫通知日本，將不延長《日蘇中立條約》。可以推論遠東蘇軍將未來某個時刻——很可能是在幾個月內就參加對日作戰。

但令人驚訝的是，日本軍部內部為避免蘇聯參加對日作戰而試圖與蘇方談判，幻想通過蘇聯的斡旋推進“和平”工作。杜魯門總統發表的“無意消滅或奴役日本人民”的聲明被無視了，鈴木內閣在5月9日，納粹德國宣告投降的那一天，發表了《帝國政府聲明》作為回答。

1、“瞎忙活”的求和行動

這份大言不慚的聲明指出“歐洲戰局的劇變并未給帝國的戰爭目的帶來絲毫變化”，與德國投降的“新事態”無關，日本準備獨自向繼續戰爭邁進。同樣鈴木在談話中還指出，“我抱定奉獻全部綿薄之力戰斗到底的信念。希望國民諸君也如同前線的特攻勇士一樣，為了國防防衛的圣業而懷抱超越生死的希望同舟共濟”，絲毫未向國民透露正在推進的“和平”工作或當局“結束戰爭”的意愿。雖然在表面上絲毫也沒有政策轉變的征兆，但是軍部已感到蘇聯加入對日作戰的威脅，開始出現了以蘇聯作為“和平”中間人來摸索結束戰爭途徑的傾向。5月11日至14日召開的最高戰爭指導會議上，陸軍要求制訂防止蘇軍參戰的具體方案，海軍期待促成蘇聯的“友好態度”，尋求從蘇聯購買石油等資源，讓日本把戰爭打下去。

外相東鄉茂德對陸海軍的方案極為悲觀。他認為時至雅爾塔英、美、蘇“三巨頭”會議以后，蘇聯參加對日作戰的方針已確定，“在軍事上和經濟上已經毫無利用蘇聯的余地了”。東鄉還認為陸軍對蘇談判的計劃，“如果認真去實施，必須放棄使美國喪失斗志的想法”，并指出“英美能夠接受是非常不現實的”，實質批評陸軍在外交上完全是“門外漢，瞎折騰”。

不過從實際情況出發，東鄉自己的“和平工作”也沒有多少現實性可言，最終也只能是遵照梅津的“針對英美能夠以對我方相當有利的條件進行斡旋的，應該只有蘇聯”的意見和鈴木的“因為感到(蘇聯)不錯，所以才認為以蘇聯為和平中間協調為好”的判斷，把蘇聯調停作為“和平的救命稻草”。

鈴木對于蘇聯的這番評論自然在戰后傳為笑談。會議決定派遣廣田弘毅去找蘇聯駐日大使馬利克接觸。

因此，“杜魯門聲明”這根真正的“救命稻草”就被浪費了。在廣田弘毅找馬利克“瞎忙活”的這段時間內，毀滅的烏云繼續向日本聚攏。

5月28日，斯大林向美國方面透露信息，蘇軍加入亞洲戰爭的備戰工作正在抓緊進行，對日本發動戰爭準備就緒日期已定——8月8日。三周后，6月18日，杜魯門正式批準實施“奧林匹克”和“皇冠”行動，即進攻日本本土的最后戰役。美國軍方指出蘇聯在亞洲大陸助戰會減少美軍在這兩次行動中可能遭受的損失，因此非常歡迎莫斯科的出兵保證。美蘇兩國領導人同意7月在柏林郊外的波茨坦，同英國首相丘吉爾進行一次私人會談，討論對日戰爭和歐洲問題。因此6月中旬，可以說杜魯門總統已經終止了對尋求蘇聯進軍亞洲明智與否的揣測。

在這樣的情況下，日本陸軍寄予厚望的所謂“廣田-馬利克”談判從一開始就是“瞎忙活”，甚至只有反作用。這樣的談判只是向蘇聯透露了日本處于絕望無助的境地，給予蘇聯更多的理由加入同盟國的對日戰爭。在最后時刻扮演調停人的角色將使問題復雜化，此時蘇聯必須做的就是給日本致命一擊。

2、誰來結束戰爭？

在“奧林匹克”和“皇冠”行動被正式批準的當天，日本的本土決戰方案也定案了。軍部于6月9日首先向天皇詳細報告了結束戰爭的方案，即《收拾時局對策試行方案》。接著向鈴木、米內、阿南提交了該方案。除了阿南，包括天皇在內的人都欣然接受了。只有阿南重復了先前的“一擊論”，主張繼續戰爭的態度未有改變。不僅如此，陸軍內部還有要求主導“求和”工作的木戶幸一“滾蛋”的呼聲，甚至升級為人身恐嚇。

于是在6月18日的最高戰爭指導會議上，針對同盟國要求日本無條件投降的要求，日本決策集團制訂了繼續徹底抗戰，在有“戰斗力”的情況下通過第三國的斡旋來開展“和平工作”的計劃，并再次重申只有“維持國體”才能實現和平。總之，寄希望于蘇聯為中間協調的“和平”工作與堅持本土決戰方針的繼續戰爭路線兩者并行。

最奇怪的是，日本的決策層早已提出這兩條路線推行不下去。但在戰爭還有不到兩個月就要結束的時候，最高戰爭指導會議的方案仍然是處處體現“得過且過”的精神。例如，6月20日，外相東鄉在匯報對蘇談判過程時，天皇希望促進對蘇談判。6月22日，天皇應木戶幸一的請求，召集最高戰爭指導會議成員(鈴木首相、東鄉外相、米內海相、阿南陸相、梅津參謀總長、豐田軍令部總長)，指示盡快將投降工作具體化。

御前會議本來是根據參謀總長和軍令部總長兩位統帥部長官的奏請而召開的，但這次是天皇親自召集。這種破例的形式更顯示出天皇及木戶對于“兩條路線并行”政策是相當堅定的。從這時開始，天皇對于投降工作的直接指導越來越多，直至最后以“圣斷”的形式決定接受投降。因此，“圣斷”不是突然在日本最高決策圈中發生的事件，它是慢慢醞釀而成的。

天皇如此主動地表現說明，迄今為止他一直沒有輕易改變的繼續戰爭的意志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無法維持國體”的危機感造成了巨大壓力。梅津承認，6月初駐在中國戰區的日軍總數只相當于美國的8個師，彈藥也只能維持一次會戰。

在整個華北地區，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武裝基本控制了農村地區和不少小城鎮，日軍只是孤守在大城市中。顯然，連天皇也無法支持陸軍主張的維持國體、繼續戰爭及本土決戰的強硬方針。

一直以來，天皇對于“求和”的接受程度是與天皇的“國體危機”認識程度相一致，而不是與日本人民的苦難程度成比例。只要天皇容忍陸軍的繼續戰爭路線，陸軍便成為天皇忠實的戰爭指導代理人。但是，一旦天皇的意圖與陸軍之間發生了偏差，陸軍對政局的主導權將被逐步奪走。陸軍認為在以宮中及重臣集團為主導的結束戰爭的計劃中，如何從盟國得到“維持國體”的保證，其方式手段并不可靠。此外還有解散軍事機構的可能。因此，在軍隊內部握有實質性主導權的中堅層將是最大的“和平阻礙”。

在美國，想讓日本趕快接受僅對美國無條件投降的人們仍在做最后的努力，其中包括前駐日本大使，現在擔任代理國務卿的格魯。早在6月16日，也就是杜魯門批準對日登陸決戰計劃前幾天，格魯就去拜見杜魯門，敦促他發布一份說清美國決定“鏟除日本軍國主義”，但愿意鼓勵日本人民“遵循自由和合作路線再生”的聲明，并且給予他們決定自己政治前途的權利。這會使日本領導人確認他們只有投降，天皇制度才會被保留，也就是“維持國體”。

格魯對羅斯福進行了詳盡的說明:

我們能夠獲得的日本人關于君主制看法的所有證據無一例外地指出，對現任天皇的人身不得騷擾和保留君主制是日本人不會讓步的條件。這些跡象表明，只要日本人不能讓步的條件能被滿足，他們會準備好承受最窘迫的貧困。相反，如果同盟國的意圖是要讓現任天皇成為戰犯，或者廢除帝制，他們就會準備長期抵抗。我們傾向于同意這種觀點，我們沒能闡明這方面的意圖，或者宣布我們想要讓天皇成為戰犯。廢除君主制的話，將肯定會使戰爭曠日持久，并導致大量的犧牲。

日本人當然會認為美國人想要天皇的性命。日本大部分城市正被美軍轟炸機群化為灰燼，沖繩的激戰中，美、日兩軍血腥拼殺，充斥全美國“殺光小日本”的呼聲中不乏“吊死裕仁”的聲音，日本人從哪里去尋找美國有意高抬貴手，讓日本“維持國體”的證據?

然而諷刺的是，美國對待戰后日本的政策，早在1944年底就已定局，基本滿足了日本“維持國體”的需求。

3、《波茨坦公告》帶來的震撼

諷刺的是，就在6月18日杜魯門總統批準“奧林匹克”和“皇冠”行動，而日本方面則由天皇親自召集最高戰爭指導會議的這一天，杜魯門還會見了格魯和參謀長聯席會議成員。杜魯門告訴格魯，雖然他樂意對日本無條件投降發布一份公開宣言，但是“討論之前先保留意見”。

格魯再度敦促盡快發布這份促使日本人盡快清醒，避免毀滅的公告。然而問題在于，參謀長聯席會議對這份公告加以反對，他們認為日本人可能會將這份公告當作示弱的標志。這是很自然的事情--慘烈的沖繩戰役還未結束，參謀長聯席會議正細數運回美國的數量驚人的裹尸袋。參謀長聯席會議贊成直接要求無條件投降，而杜魯門站在他們一邊。

百折不撓的格魯最終獲得了總統和軍事領導人的支持，為即將在波茨坦會晤的“三巨頭”準備公告。這份于7月2日提交杜魯門總統的新草案，證明了美國人對日本人要比格魯早先的建議更加大方。在宣布同盟國決定“直到日本無條件投降為止，都會繼續進行對日本的戰爭”后，這份公告接下來引誘日本人根據一些條件投降:

《開羅宣言》的各項條件必須執行，日本的主權將被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國，以及我們決定的那些鄰近小島上。日本軍隊必須完全解除武裝，返回家園，回歸和平生產的生活。日本作為一個種族不會被奴役，作為一個國家不會被毀滅，但是對所有的戰犯，包括那些曾經虐待我們各國戰俘的人，將會進行嚴厲的判決。

在日本人民中發現的民主傾向將會得到支持和加強。應當確立言論和思想自由，以及對基本人權的尊重。應當允許日本保留那些確定不會提供戰爭潛力，但是可以產生可持續經濟的產業。應當允許日本獲取為了這個經濟目的所必需的原材料。盟軍占領軍的目標一旦達成，并且一個傾向和平的、負責任的日本人民的代議制政府已經確定無疑地建立起來的時候，我們就會撤出日本。如果這個政府能表現出不會再度渴望侵略，能夠讓全世界完全滿意，這個政府可以包括現王朝統治下的一種君主立憲政體。

毫無疑問，日本決策層會發現這些條件是可以接受的。他們不可能要求一種關于天皇制，戰后恢復經濟，或者讓這個千瘡百孔的國家重新融入國際秩序的更加直接的承諾了。6月初美國軍方還反對除了直接呼吁無條件投降之外的任何公告，到了7月結束沖繩戰役后，他們更加愿意使用政治手段來結束戰爭。

正如代理陸軍主力參謀長克雷格所說：

“從軍方的角度來看，如果讓裕仁本人保留日本名義上的元首地位，我們更加可能接受日本人投降的話，似乎沒有理由不去這樣做。他主要是一個象征，如果我們完全接管現行政府，他的影響力看來會妥善地被按在我們的拇指之下。”

如果說美國這個“民主世界的燈塔”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有種種不夠“民主”的表現，那么如何決定裕仁天皇的命運這件事絕對是個典型。從白宮、國務院到軍方的所有美國領導人，都知道美國民眾對天皇的怒火有多么旺盛，大部分美國人都同意“除掉”天皇，但美國領導層為了戰后由美國掌控的亞洲秩序，“擅自”決定保留天皇，自然也不太可能對其進行審判，更不要說當戰犯處死。

杜魯門總統是在日本投降前一個多月，為波茨坦會議(7月17日開始)而擬定此公告的。日本領導層還沒有搞清楚，在美國人那里保留天皇制、“維持國體”是有保證的，如果他們現在就直接去找美國進行談判，接受盡快向美國投降，那么戰后的日本和后來經歷了兩次原子彈轟炸，被蘇軍進攻之后的日本并不會有什么不同。這個國家將被美軍占領、被美國掌控，但將作為美國的附庸，獲得經濟復蘇與政治獨立的機會。

7月26日，《波茨坦公告》公布，呼吁日本政府無條件投降，而條件與先前杜魯門總統發出的公告基本相同。但是，只有“天皇條款”最終在美國政府內部，按照新任國務卿貝爾納斯及軍方的強硬意見進行了修改。另外，中國和英國方面也不同意該公告中出現清楚的保留天皇制的條款。

所以《波茨坦公告》中的“天皇條款”未明確表示保留天皇制。不過格魯等人應該心滿意足，因為《波茨坦公告》第一條說“上述目的達到及依據日本人民自由表達之意志成立——傾向和平及負責之政府后，同盟國占領軍隊當撤退”。既然允許日本人民“自由表達”，那么在美國人看來，對于天皇忠誠至死的日本人民當然會表達保留天皇的意愿。

然而，《波茨坦公告》畢竟是要求日本“無條件投降”的。日本注定要為了由蘇聯調停從而達成體面投降的機會而掙扎到最后一刻——即使他們早已知曉蘇聯領導人的對日作戰承諾，情報部門也掌握了蘇軍消滅納粹德國后大規模向遠東調動的狀況。7月7日，開啟大規模侵華的“盧溝橋事變”八周年這一天，天皇找來鈴木，指示盡快促成與蘇聯談判，顯示出他對早已毫無希望的“蘇聯調停”非常期待。

同時，天皇也對鈴木談了對蘇談判的目的：“順利的話能夠講和。即使不順利，也會以此來加強國民的團結，從而導致士氣高漲，將戰爭繼續到最后。”

對蘇談判是在秘密中進行的，它的失敗——日本領導人只是在欺騙自己它會成功而已——反而會導致國民士氣的高漲，天皇這句話簡直令人莫名其妙到了極點。這就是一句昏話，只是充分表現出了天皇希望盡一切可能的手段盡快結束戰爭的焦躁感。日本以蘇聯為調停者來打開局面的焦慮和期待交織在一起的想法不斷深化，后來又制訂了派遣近衛作為特使前往莫斯科的計劃。

至于日蘇談判，按照在7月18日的最高戰爭指導會議上決定的以蘇聯為調停者開始與盟國談判的方針，一直處于中斷的廣田-馬立克會談也于7月24日重新開始。

在世界外交史上，恐怕再也沒有一次國家間的外交談判更類同“雞同鴨講”。馬立克大使在會談中要求日本提出具體的求和方案，日方于是拋出了締結日蘇互不侵犯條約、偽滿洲中立化、取消漁業權等一些條件。結果自然可想而知，至7月29日也就是《波茨坦公告》公布三天之后，日蘇之間會談結束，馬立克大使沒有回應日方今后繼續會談的要求，蘇聯的百萬鋼鐵雄師已劍指東方。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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