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舉孩子逛山姆”，有問題嗎？

“我今年30多歲了，活了這么久，今天是我第一次走進山姆超市，但是我的兒子，今年才5歲，就可以跟著我進來體驗這一切，這大概就是父母努力、父母托舉的真正意義吧。”

山姆會員店在濟南新開張，一位山東寶媽帶孩子逛完后，發了這么一條短視頻，結果不期然引發了一場輿論風暴。短短幾天內，她不僅遭到肆意嘲諷，連家庭住址、孩子就讀學校等私人信息都被人肉出來，不得已再三含淚致歉，最終清空個人賬號下所有作品，賬號也被禁止關注。

現在問題來了：她到底說錯了什么？這說法損害了誰的利益？又為什么會被網暴？

是誰因為什么而不滿？

她這番話所激起的不滿，主要在于“托舉逛山姆”這個組合引發的不適：“逛個超市就有優越感了？”在一些人眼里，山姆會員店不過是沃爾瑪旗下的一家倉儲式超市罷了，辦個會員不過260元，有什么了不起的，就這也談得上“父母托舉”？

因此，這種嘲諷第一層的意思是認為這位寶媽“沒見過世面”，好比當年鄉下人進城，頭一回乘坐手扶電梯都激動不已，把這和“托舉”掛上鉤，對于早已對此熟視無睹、甚至鄙視為廉價體驗的城里人來說，怎么看都顯得有幾分可笑。

這就是為什么有許多人揶揄她“認知低下”（她后來自己在公開道歉時也說自己是“認知不足”的全職寶媽，只是“跟風玩梗”），言下之意，逛逛超市都拔高到“托舉”？這不僅言過其實，而且似乎見識短淺。

更進一步，就有人懷疑她的動機是在“制造焦慮”，仿佛山姆的會員身份就是什么階層身份的象征了。

早先戶晨風也曾有個暴論：“沒有山姆的城市，年輕人不要待。”他這番話的邏輯是：山姆會員店在選址時，會傾向于在那些中高消費能力群體足夠多的城市開，因此它開到哪里，就相當于承認當地真正富起來了。

2024年網上流傳的山姆會員店分布地圖，山東第一家山姆會員店今年5月15日在濟南正式迎客

然而，不論如何，那位山東寶媽談不上有什么優越感，至少她不是想借逛山姆會員店來炫耀、彰顯身份，倒不如說更像是一種苦盡甘來的欣慰，就像有家長說“我小時候家里窮，從沒喝過牛奶，現在我兒子從小牛奶當水喝”，這當然不是說喝牛奶有多了不起，只是對比之下感嘆下一代生活品質有所提升罷了。

幾年前還有一個火遍全網的故事，標題就叫“我奮斗了18年，才能和你坐在一起喝咖啡”。一杯咖啡不過二三十塊錢，但問題是，對窮人來說有一種自卑心理，仿佛那不是自己能坐在里面的地方，因為自己和它所象征的生活方式，多少有點格格不入。這里的重點不是咖啡店本身有多高級，而是自己能躋身其中，坦然享受這種原本似乎自己“不配得”的生活了。

從這一意義上說，那位寶媽之所以感嘆兒子5歲就能逛山姆，并歸結為“父母托舉的意義”，或許并不是說260元的會員費本身有什么了不起，而是把這看作是一種現代生活的象征。然而，在那些對山姆早已祛魅的人看來，它不過是個廉價的標志罷了。

實際上，倒是那些咄咄逼人嘲諷她沒見過世面的人，言語里掩飾不住優越感，至少其中一部分人的言下之意是“逛個山姆有啥了不起啊？這我都玩爛了”。也就是說，“你努力才能得到的東西，對我來說根本稀松平常，你根本沒資格炫耀，要炫耀也是我比你更有資格”。吊詭之處就在這里：其實正是他們的嘲諷，更明白無誤地顯示出階層的優越感。

但如果只是這樣，恐怕還不至于引發這么大爭議，輿論的不滿還有第三層意思，是因為“山姆會員店”這個外資品牌所引發的“崇洋媚外”指控。

本來近年來，隨著“國貨”品質的不斷提升，“外資品牌”的光環就已經漸漸剝落了，何況山姆不過是一家超市而已，更別提它還不止一次爆出過各種爭議事件。那種將“洋品牌”看作“更好更現代”象征的做法，如今往輕里說也是過時了。

試想一下，如果那位寶媽說的是“我直到30歲才第一次去北京，現在我托舉了兒子，他5歲就能去北京天安門看升國旗”，那么，評論區極有可能是一片贊揚，即便有人嘲笑她沒見過世面，但肯定會有人厲聲駁斥：“這怎么能說土？就該讓孩子從小充滿正能量！”

看升國旗本身不花錢，就算從山東進京的路費也不貴，但這樣一種“托舉”忽然就變得很能被國人所認可了。因為這就扯不上“崇洋媚外”、“消費主義”或“制造焦慮”了，而被看作是不但一代比一代強，且是對下一代相當有意義的教育。

問題就在這里：為什么國人可以接受這樣的“托舉”，卻不能接受那樣的“托舉”？

“認知低下”不是罪

中國人普遍都期待“一代能比一代過得更好”，代際的“托舉”從來都被視為正面、正當的，然而，正是這次茶杯里的風波，無意中標示出中國社會的一種心態：人們可以接受并支持父母托舉孩子長見識、開拓眼界、接受更好教育，然而一旦關聯到消費主義、階層焦慮、崇洋媚外這些標簽，就會引發巨大爭議乃至反感。

諷刺的是，那位寶媽固然是把山姆看作是一種生活品質的象征，但那些批評她的人，其實著眼的也是山姆的象征意義——象征著消費主義、洋品牌和階層符號。但我們其實無須對此過度反應，一個人有不同想法本來就很正常，就算是同一個人，其認知也會在成長過程中隨著經歷而不斷變化。

二十多年前，我剛畢業工作那會，有一天晚上加班，一位女同事感嘆：“當年肯德基剛開到上海時，那種盛況，真是難以想象。我排了兩小時隊才進去吃上，吃了一口炸雞就覺得，‘天哪，怎么會有這么好吃的炸雞？’那時我怎么也想不通，為什么國外管這些快餐叫‘垃圾食品’。結果，現在工作后，天天加班都吃肯德基，吃得味同嚼蠟，現在終于明白了。”

在此，我那位同事的認知轉變，并不是靠誰跟她講道理，而是她一次又一次體驗過后轉過來的。實際上，這也是無數中國人的心路歷程：肯德基、麥當勞在中國各地剛開張時，幾乎都曾引發過轟動，但如今，恐怕已經沒什么人覺得它有什么“高大上”了，快餐就只是快餐而已。要是現在誰能穿越回去，是不是也覺得當時的上海人“認知低下”？

1987年，肯德基入華時引發轟動

在這一事件中，尤其耐人尋味的一點是：太多人都嘲諷那位寶媽“認知低下”，但實際上，他們只是不喜歡她的價值觀而已，只能說是雙方“認知不同”。

身為人母，不關心其它，只關心自己孩子在生活品質上是否比自己當年有所提升，你可以說她視野狹隘，但這確實就是一種樸素的想法。正是我們這個社會盛行的一元價值觀，才把“差異”看作是低劣和錯誤。

更值得警惕的是：一旦他人被貼上“認知低下”的標簽，對之肆意嘲諷乃至曝光個人信息，仿佛就都合理化了。換言之，在這些網暴者的心目中，對待一個“錯誤”的人沒什么好客氣的，仿佛“認知低下”是比網暴更嚴重的罪行。但請試問：就算一個人淺薄無聊，你就可以這樣凌辱她嗎？誰給你這樣的權力？網暴豈不才是更過分的事？

那位寶媽其實無須道歉。她并沒有做錯什么，說的那番話也沒有傷害性，至于對不對，見仁見智罷了。她的道歉，與其說是“認識到了自己的錯誤”，倒不如說更像是屈服：她被洶涌而來的公眾反應嚇到了，低頭認罪，求放過。說到底，這是一場道德審判。

從她的那番話來看，似乎她所理解的“托舉”著眼于為孩子提供更好的物質生活，讓下一代能享受比上一代更好的生活，進而有機會實現階層流動。對底層社會來說，這還真未必是小事，當年也正是“發家致富奔小康”的共同心愿，為中國的經濟奇跡注入了強勁的活力。

雖然遭到群嘲，但在許多普通人的認知里，孩子從小就能進山姆會員店，這確實就是托舉啊！那些否定、嘲諷的人，往往是過得太好而無法理解底層人的處境。

現在像肯德基、麥當勞、星巴克這樣的連鎖店，都向下滲透到不少縣城了，單店生意有的居然比大城市里還好，難道這是因為縣城消費力很高嗎？并不一定，而是縣城里永遠有相當一部分人，把進去吃一次，看作是一種“很有面子”的輕奢體驗。

正因其消費不算很高，所以才有人不時能領著孩子、帶著伴侶去一次。這個群體，永遠在一撥一撥地上來，也正是在這樣反復不斷的日常實踐下，中國人得以體會到一代代的生活在變好。

當然，沒有人會僅僅滿足于讓孩子逛超市，她或許會意識到，對孩子最好的“托舉”，并不只是讓孩子享受更好生活品質而已，更重要的是支持孩子的求知、接納孩子的失敗，最終讓他的人生能走向更開闊的機會。

當有更多家庭這么做，便有理由相信，我們這個社會就能變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