粵蘇競速，工業“賽點”來了

“第一”的含金量

粵蘇兩省的追趕，再次進入“賽點”。

根據國家統計局發布的最新數據，今年1—4月，廣東規上工業營業利潤為2744.5億元，而江蘇則為2742.3億元，二者僅剩2.2億元的差距。

廣東仍是當之無愧的工業第一大省。數據顯示，1—4月，廣東規上工業營收仍以6.0萬億元領先江蘇的5.7萬億元。但在更高的總營收下，利潤優勢卻被不斷縮小，這反而能映射出產業結構的更多細節。

一種較為普遍的觀點是，營業利潤高低的背后，是創新驅動在多大程度上為工業企業帶來盈利增長點。換言之，江蘇工業整體上似乎創造出了比廣東更強的創新動力。

廣東如何彌補這一“失分項”？粵蘇兩省在盈利上的“你追我趕”，又是否可能加速工業格局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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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折點

我國工業利潤正處于加速增長的“上升通道”。

從數據上看，去年，我國工業企業利潤扭轉連續三年下降態勢，實現0.6%正增長；而到今年，全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利潤增速更是一路走高，1—4月升至18.2%，較一季度的15.5%再度提升；其中，4月份利潤增速達到24.7%，創下2023年底以來新高。

圖片來源：國家統計局

AI被不少人視作此輪增長的關鍵變量。作為與AI高度相關的產業，有色金屬冶煉和壓延加工業利潤同比增長1.2倍，計算機、通信和其他電子設備制造業增長1.1倍。

如申銀萬國期貨研究所所長薛鶴翔等人曾撰文分析，整體來看，當前工業盈利增長不再依賴傳統行業，科技創新、高端制造已成為核心引擎，產業升級紅利持續兌現。高端賽道需求旺盛、技術突破疊加市場擴容，形成盈利增長的正向循環。

建立對這一整體趨勢的認知，有助于更準確地理解粵蘇兩省的工業利潤表現。

在江蘇再度靠近廣東的背后，是兩省不同的工業利潤增速。在全國整體高速增長的基礎上，廣東1—4月利潤增速僅為4.2%，僅高于河北（-14.0%）、湖南（-3.1%）、重慶（2.3%）、陜西（3.7%）、黑龍江（3.8%）等少數省份。

相較而言，同期江蘇工業利潤增速達6.8%，領先廣東2.6個百分點。而1—2月，江蘇該指標一度達到11%；具體到細分產業，根據江蘇統計局公布的數字，電子、鐵路船舶、專用設備、醫藥、石油加工、有色等行業利潤實現兩位數增長，其中亦不乏AI相關行業。

兩省的增速差異已頗為明顯，但如果放眼全國各省，“增長明星”省份更將差距拉至數倍。其中，除了青海（121.8%）、西藏（103.6%）兩個特殊省份外，湖北工業以高達111.8%的利潤增速居于全國第二、安徽則以58.9%位居第四，兩省均為今年以來因存儲與光電產業發展而走上臺前的省份。

利潤率同樣能展現出此種差距。若以規上工業利潤/營收簡單計算，今年1—4月，湖北規上工業利潤率達到8.4%，僅次于西藏、青海、內蒙古、新疆和陜西，而就在去年，該數字僅為5.6%；相比之下，江蘇規上工業利潤率為4.8%、廣東更只有4.5%，相比去年的5.3%和5.0%均出現了下滑。

而將視線放長，在該指標上，江蘇已早一步實現對廣東的反超。2024年，江蘇和廣東兩省的工業利潤率分別為5.2%和5.3%，到去年，攻守易勢，江蘇已經以5.3%超過了廣東的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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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勢項

從表面上的數據來看，兩省產業格局的不同似乎構成了趕超的一個直接原因。

暨南大學經濟學教授胡剛向城市進化論指出，江蘇和廣東由于發展基礎的不同，在制造業的側重優勢環節上也產生了差異。

如果縱觀整個東部，最南端的廣東制造市場化程度更高，更加面向C端，終端產品也更有優勢，具體案例就是在建材、五金、燈具等領域優勢突出的佛山、中山、東莞等市；最北端的東北地區強于礦產資源開發開采環節，主要服務產業鏈上游；而江蘇則形成了從上游到末端的完整鏈條，其中格外擅長制造中間環節。

圖片來源：新華社

而此輪AI浪潮中，“起飛”的主要是中間環節。中金宏觀發布的一篇研報指出，4月，上游制造業利潤增速加速上漲，中下游制造業利潤增速整體偏弱運行。其中，在電子專用材料制造、光纖制造、光電子器件制造行業等和AI相關行業利潤大幅上升的同時，多數中下游制造業則面臨需求平淡、成本上抬的壓力，利潤空間可能受到一定擠壓。

在城市表現中同樣可見一斑。在眾多“追光”城市中，蘇州以“黑馬”之姿躍入大眾視野，“領頭羊”中際旭創市值已突破1.4萬億元，數十家光模塊行業相關公司共同撐起蘇州完整的產業鏈條。相比之下，深圳存儲龍頭江波龍市值超過2000億元，多家存儲行業千億市值公司“冒頭”，推動城市正在加速追趕中。

如果說具體產業發展存在周期性，與AI相關的存儲和光模塊行業面臨增長的可持續性問題，那么放在更長時間線條中看，兩省制造業不同的發展軌跡還可能源自企業結構的變化。

華東師范大學城市發展研究院院長曾剛提到，廣東和江蘇制造業擁有不同的發展起點。在改革開放之初，廣東開風氣之先，大量更具活力的民企和外企構成了廣東制造業的基本盤，相比之下，江蘇制造則源自大量的鄉鎮企業。前者更重視利潤率，也因此逐漸造就了廣東工業利潤第一省的位置。

過去數十年間，江蘇也在不斷追趕、彌補差距。如曾剛所說，蘇州以工業園區和昆山、太倉等縣域為載體，不斷吸引日、德、法企聚集，降低鄉鎮企業占比，也為工業利潤實現“超車”奠定了基礎。

而在制造業轉型升級的新要求下，江蘇集體經濟又展現出新的優勢。胡剛發現，不少廣東民營企業由于體量較小，存在不愿冒險的心態、對增加投資區域保守，而江蘇集體經濟規模較大，在上海的帶動下，可能有更強的轉型意愿。

區域發展協調性的區別，是多位專家共同提及的另一個影響因素。據分析，廣東約八成工業集中在珠三角9市，而江蘇城市工業更為均衡、“十三太保”各有側重，這也將影響兩省工業發展的后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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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省？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工業利潤的變化，不過是兩省近年來競爭在具體指標上的表現。

事實上，在整個工業經濟的維度上，廣東依然面臨被江蘇趕超的風險，數據顯示，今年1—4月，江蘇工業增加值增速為6.9%，遠超廣東的3.9%；進一步看GDP增速，今年第一季度，江蘇也以5.4%高于廣東的4.6%，兩省差距僅為467億元。

但作為一種質量而非規模指標，工業利潤更快出現反超，真正的意義或許在于指向了一個更為根本的問題：“第一省”究竟應如何定義？

在比較兩省的制造業時，胡剛特別提到，這種對比實際上存在根本性的問題。廣東和江蘇的制造業實則是在珠三角和長三角的框架下得以構架的，比起江蘇在金融資本、貿易服務等環節上高度依賴“外置大腦”上海，廣東更注重服務業和制造業的共同推進，兩種不同模式可能影響制造業發展的成色和效益。

另一個值得加以考慮的因素是人口。去年，廣東人口增長79萬人，不僅增量再次登頂全國，而且排除自然增長的29萬人之外，機械增長達50萬人。相比之下，在總人口減少8萬的情況下，江蘇人口機械增長僅為22.7萬人。換句話說，更多人從外省遷入廣東。

在胡剛看來，人的流向代表文明發展的方向，人的聚集意味著廣東有能力也有更大吸引力服務更多人口的就業和生活；但反過來，這也可能與制造業機械化程度和地區富裕程度呈現負相關。數據顯示，在去年全國11個人均GDP超20萬元的城市中，蘇州、無錫、常州、南京均來自江蘇，而廣東則僅深圳一市入圍。

歸根結底，隨著我國城市從外延式擴張走向內涵式提升發展路線，質量愈加成為衡量經濟發展水平的關鍵。作為位于塔尖的兩個省份，粵蘇有關“第一省”的競爭不應止于規模，更多細分指標才將真正影響“第一”的含金量。

在曾剛看來，兩個省份會長期處于“你追我趕”的態勢之中。短期看來，江蘇的“勝算”更高，但在應對現階段國際經濟摩擦可能脆弱性更強；相反，廣東如果能進一步用好香港在科技研發能力的優勢、拓展與東南亞的合作關系，在之后的發展中也可能迎來新的突破。

更重要的是，在全國統一大市場的建設過程中，兩個“頂尖”省份如何進一步推進產業鏈合作，帶動更多省份協同發展，這或許也將是“第一”的價值所在。

文字 ｜ 楊棄非

*題圖來源：攝圖網_701251277_*城市進化論原創出品，未經授權，不得復制和轉載，否則將追究法律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