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動能的轉換》：當舊動能放緩，創新驅動的資金該從哪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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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在改革開放的宏大敘事中，中國經濟曾以“摸著石頭過河”的勇氣，創造了舉世矚目的增長奇跡。然而，從燃油車到智駕技術的更迭，從移動支付到數字人民幣的演進，舊的增長邏輯正在瓦解，新的動能亟待激活。

經濟學者盤和林在其新著《經濟動能的轉換：從規模經濟到創新驅動》中，摒棄了傳統的宏觀敘事，轉而從“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一底層邏輯出發，深度剖析了中國過去四十余年“舊邏輯”的成功密碼，并為未來的“新邏輯”指明了路徑。

書籍以“舊邏輯—新挑戰—新動能”的清晰框架，系統梳理了中國經濟從規模擴張邁向創新驅動的演進脈絡。作者首先回顧了締造中國經濟奇跡的六大舊邏輯——分配制度改革、規模經濟、土地財政、金融杠桿、全球化與網絡經濟；繼而分析了共同富裕、內卷式競爭、金融開放、逆全球化與科技競爭等六大挑戰；最終以前瞻性的眼光提出了再分配、反內卷、新型城鎮化、金融全球化、全球領導力與科創興國等六大新邏輯。

全書的核心論斷在于：中國經濟正處在一個從“規模經濟”向“創新驅動”躍遷的關鍵“十字路口”。過去的成功依賴于人口紅利、土地財政和全球化帶來的規模效應；未來的挑戰則在于如何打破“內卷”，通過產權激勵、金融開放和科技突圍，構建新的增長極。

理解這一轉換的底層邏輯，對于深刻把握未來十年的制度紅利與商業機遇具有重要價值。以下聚焦書中最具實踐穿透力的兩個維度——金融化債與資本影響力，解讀本書為當下變革提供的核心洞見。

本文選自《經濟動能的轉換：從規模經濟到創新驅動》

文 / 藍獅子圖書

金融業的舊邏輯與新挑戰

中國金融業過往的發展邏輯主要建立在“貨幣化”與“資本化”之上。通過金融體系的改革，將貨幣資本高效導入實體經濟，是中國經濟得以在半個世紀內走完歐美幾百年工業化道路的關鍵。然而，這一模式的代價是債務杠桿率的高企。因此，如何“化債”成為中國金融業尋找新路子的核心命題。

與此同時，金融業作為全球資源配置與利潤分配的主導者，其開放程度直接決定了國家的全球影響力。如果說2001年加入WTO是中國經濟的第一波開放紅利，那么金融資本的開放將是未來中國經濟的第二波紅利。在這一進程中，中國不僅需要解決內部的債務問題，更需通過金融開放提升在全球經濟中的話語權。

“化債”的新邏輯：

從增量擴張到存量優化

化解債務風險，首先需區分“好債”與“壞債”?；谪斦罩Ч剑ㄘ斦С?財政收入+財政赤字），政府發債是向未來借錢，必須受到約束。所謂“好債”，一是能產生正收益（如通過門票、租賃回收成本的公園），二是能產生良好的社會效益（如緩解交通擁堵的地鐵）。因此，化債的核心在于用“好債”替代“壞債”，并依靠財務紀律約束當下的負債行為。

1、增收：土地財政的退潮與新稅種的探索

地方政府增收面臨“土地財政”接近尾聲的困境。隨著城鎮化進程放緩，非稅收入不再穩定。未來增收需依賴稅收開源，主要路徑包括：

其一，稅收“顆粒歸倉”：利用金稅四期等信息化手段加強征管，掃除稅收死角，實現公平競爭，并簡化稅收制度。

其二，開辟新稅源：重點探討消費稅（下劃地方）、房產稅與遺產稅。其中，房產稅雖具備替代土地財政的潛力，但鑒于樓市現狀，全面落地需等待房價與杠桿率穩定，否則可能引發拋售與民生壓力；遺產稅則面臨富人資產外流的挑戰，需配合慈善信托等政策。

2、債務處置：歷史經驗與現實工具箱

中國歷史上經歷過兩輪主要化債——1998年國企改革與2015年地方隱性債務化解。當前的化債思路以債務置換與限額增加為核心。據財政部披露，從2024年起連續五年每年從新增地方政府專項債券中安排8000億元專門用于化債，累計可置換隱性債務4萬億元，加上全國人大常委會批準的6萬億元債務限額，直接增加地方化債資源10萬億元。

然而，純粹的債務轉移——如將城投債置換為地方債，雖能解燃眉之急，卻導致明面政府債務規模上升，逼近甚至超過60%的GDP紅線。因此，必須引入更多元化的處置手段：

第一，債務轉移：將債務剝離給銀行或資產管理公司。但地方政府債務由于缺乏破產機制，轉移難度較大。

第二，緊縮化債：變賣政府閑置資產（如國企、基建）或減少非必要開支。中國特殊的政府資產存量為這一路徑提供了可行性。

第三，債務免除：目前在國內不可行，因地方政府無破產概念，且“誰家孩子誰抱走”是基本原則。

第四，債務貨幣化：即量化寬松（印鈔）。雖然央行可以通過擴表買入債券，但此舉極易引發惡性通脹（參考2021-2022年美國經驗），故只能作為應急手段，不可常態化。

第五，以加杠桿去杠桿：政府作為“投資公司”，通過借債投資高成長科技企業或引入民間資本（PPP/混改），利用投資收益覆蓋債務。但這要求政府提高決策效率并容忍投資風險。

資本影響力的構建：

從存量博弈到全球布局

資本的影響力本質上是貨幣的影響力。當前全球正處于美元影響力衰弱與多極化貨幣體系興起的過渡期。

1、國際環境：美元的衰弱與中國的機會

美國因財政赤字高企開啟全球戰略收縮，這削弱了其科技、軍事、金融的全球投射能力，進而動搖美元的購買力與回流機制。全球亟需新的貨幣填補真空。中國具備獨立的經濟與政治體系，不應被動配合美國逆轉赤字，而應利用這一“真空期”擴大金融影響力。

2、金融開放的必要性與可行性

其一，必要性：中國面臨全要素生產率不足的問題。相比需要長期投入的科技創新，學習金融經驗是更快創造財富的路徑。

其二，可行性：基于“不可能三角”（資本自由流動、固定匯率、貨幣政策獨立三者不可兼得），中國過去通過限制資本流動換取了匯率穩定與政策獨立。但隨著外匯儲備的積累，中國已具備一定的開放底氣。允許資本流出（如企業海外投資）與流入（如滬港通、深港通），能增強經濟金融韌性。

3、人民幣國際化的路徑與挑戰

人民幣要成為世界貨幣，需跨越以下門檻：

第一，實現自由兌換：當前通過“離岸（香港）+在岸（內地）”的雙軌模式及“逆周期因子”進行管控。長期看，需解決市場出清問題，走向有管理的浮動與自由兌換。

第二，讓世界持有人民幣：目前主要通過雙邊本幣互換，但對象多為外匯儲備少的國家，實際收益有限。未來需通過擴大內需市場，增加進口，讓貿易順差國（如德國、日本等）因對華貿易盈余而持有人民幣。

第三，保持升值預期：貨幣的本質是信用與資產。人民幣需通過增強中國在全球的綜合影響力（科技、軍事、貿易）來維持升值預期，吸引長期持有。

第四，加強對外投資與區域合作：相比無償援助，投資能建立更持久的利益糾葛與影響力。通過“一帶一路”、APEC等平臺落實發展倡議，不僅能締造共贏，還能完善高水平對外開放機制。

過去二十年，中國經濟的繁榮主要由房地產與外貿出口所驅動；未來二十年，金融開放有望成為重要的推動力量之一。這不僅要求中國建立更加專業化和國際化的金融機構體系，更需要在風險可控的前提下，穩步推進人民幣國際化進程。

通過積極化解內部債務風險、優化財政結構，并有效參與全球資本配置，中國方能在金融全球化的浪潮中不斷增強自身影響力，實現從規模經濟向創新驅動的歷史性轉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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