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怪游戲是后冷戰思維的延續？

記者 蘇婉

蘇婉 | 文

從上古神話到奇幻文學，人類想象怪物的歷史十分久遠，而電子游戲則是創造出最多怪物的文化媒介。有的怪物形象成為二十一世紀二進制美學的標志，比如鍵盤輸入法里紫色螃蟹的像素emoji，就來自1978年《太空入侵者》中的外星小怪獸。從“破防”（Guard Break）到“斬殺線”（Execute Range）的術語挪用似乎也表明，電子游戲獨特的打怪機制正在經由網絡用語介入大眾對社會現象的理解與描述。

然而半個世紀以來，電子游戲的怪物敘事其實未曾發生太多改變。在4A技術（算上AI）的加持下，怪物的質量和數量都獲得了極大提升，而無論是《血源詛咒》里的悲劇大boss路德維希，還是《吸血鬼幸存者》里密密麻麻的炮灰小怪，怪物們永遠扮演敵人，執行相似的行動邏輯，反抗、受控，最終被擊敗并轉化為玩家的游戲資本。

一、商品化的怪物，敵對但討好

《打怪：電子游戲怪物的誕生與演變》（下文簡稱《打怪》）這本書探究的就是電子游戲為何熱衷以敵人的方式制造怪物，以及打怪亞文化為何是后冷戰時代軍事-技術意識形態的產物。本書認為，不同于人類大部分歷史時期的怪物想象，以預測、控制與擊殺為基礎的互動模式代表了一種新的怪物范式，它不僅永久地改變了電子游戲的文化基調，也反映了控制論誕生以來以“敵人本體論”為基礎的他者觀。

《打怪：電子游戲怪物的誕生與演變》

[捷克] 雅羅斯拉夫·斯維爾奇 | 著

盧雅懷 | 譯

落日間 | 校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26年1月

本書作者是捷克游戲研究者雅羅斯拉夫·斯維爾奇，他任教于布拉格查理大學，長期關注電子游戲歷史和理論。斯維爾奇此前的作品《鐵幕游戲》（2018）將電子游戲寫進1980年代捷克斯洛伐克的晚期共產主義社會史中，聚焦于“行動主義游戲”的東歐經驗。相對而言，《打怪》一書則側重考察了怪物生產的美式傳統。無論是影響了電子游戲文化基調的控制論，還是開創了數值化怪物分類體系的桌游《龍與地下城》，都起源于美國。在這一傳統中，怪物很大程度上喪失了其在上古神話傳說、奇幻文學、克蘇魯電影中的崇高性與神秘性，它們被設計成了電子盤中餐，主要就是被用來擊敗和摧毀的。

本書把怪物研究的范圍限定于“所有當代科學認為不存在的存在”，尤其是非人類的幻想生物，電子游戲世界及電子游戲史之外的怪物包含在內。在電子游戲誕生之前，人們用“怪物”指代半人半獸的巨大幻想生物，也用它來稱呼畸形兒以及相貌偏離標準的人類。實際上，任何偏離標準的對象都有可能被稱為怪物，無論是偏離道德標準，還是偏離大多數人的利益標準。基于對后者的同情，后人文主義者開始用積極的方式使用“怪物”這個詞，用以抵制某些過時的分類規范和其中蘊含的權力結構。

總而言之，有史以來的怪物領域，不管是在概念外延上，還是日常語境中，都是一個包含著豐富多樣性的光譜。那么電子游戲中的怪物在這個光譜中為何是特殊的？

斯維爾奇認為，電子游戲第一次賦予了人類與想象中的生物進行互動的可能，怪物成為了由定義明確的數據和程序構建而成的動態模型，作為玩家活動的目標、敵人和玩物。其次，游戲制作者們雖然常常仿照上古動物圖鑒拼湊怪物，以其奇觀化的外貌與戰斗力刺激玩家的感官，但又以血條、刷新率、斬殺范圍等數值化方式摧毀這種設定，使得這些怪物具有了一種迷人的悖論性：它們兼具古老的外表與后現代的行為模式，同時是危險但馴服的，強悍又脆弱的。在技術層面上，這種怪物性之所以單調而缺乏創新，與游戲生產領域的路徑依賴，以及游戲開發的幕后流程受到的技術限制有一定關系。

用一個在科技行業十分時髦、但在游戲學術研究中廣為詬病的術語來說：怪物性被“游戲化”了，它被轉化為了點數、成就和獎勵系統。無論是多么恐怖的怪物，都被重新包裝，轉變為一種無害的快樂。

二、冷戰思維與PvE模式下的敵人本體論

據斯維爾奇考證，直到二十世紀七十到八十年代，大部分的桌游和電子游戲當中還尚未必然包括與怪物戰斗這種默認操作。直到“玩家vs環境”（Play vs. Environment，簡稱PvE）模式出現，怪物在游戲中的數量開始激增。

PvE模式中的“環境”大部分并非是對真實社會或生態環境的模擬，而是一種“爭奪空間”與“挑戰空間”的結合體。相對于玩家與玩家對戰的PvP模式，典型的PvE就是玩家在這種對抗性環境中控制角色，遭遇由第三方（既可以是人類裁判，也可以是計算機軟件）控制的一系列障礙或敵人。PvE模式在動作游戲和角色扮演游戲中十分常見，當下流行的多人在線游戲大多縫合了PvE元素。

PVE模式對怪物的典型設計有三個特點：敵對化、客體化以及虛擬化，由此可以被大量地召喚、控制、摧毀和重生。而且，把擊殺對象設計為怪物而非人類，也大幅度降低了電子游戲暴力在道德上被質疑的風險。

如果說怪物在神話、文學等幻想媒介中曾是一類亦敵亦友、似人似神的他者，那么這種復雜性和多樣性則被PvE模式所徹底簡化。計算機技術使人們能夠建造由模擬敵人組成的微型封閉世界，游戲中的許多甚至是絕大多數模擬實體，本質上就是作為敵對力量而存在的。

斯維爾奇把這種對待“他者”的方式歸于一種以冷戰為歷史背景的“敵人本體論”?！皵橙吮倔w論”可以說是數學家諾伯特·維納在軍事項目中實踐其控制論的核心，即實現一個可計算的機械操作的簡化世界，以達成對它的完全控制。作為冷戰時期軍事科技在文化消費領域留下的遺產，電子游戲文化是兩大冷戰元素的結合：一是冷戰時期科學和工程學產生的旨在控制和模擬沖突局勢的技術，二是冷戰時期透過沖突的濾鏡來看待整個世界的軍事意識形態。電子游戲的核心技術進步（包括通用數字計算、實時交互界面和圖形顯示技術）在很大程度上是在美國軍方資助的條件下發展起來的，而控制論（Cybernetics）則是這些軍事項目背后的主導思想范式。

可以說，PvE模式是敵人本體論在非軍事領域之外最集中的表達，在游戲NPC上通常展示為一種受遏制的怪物性。斯維爾奇指出，1970年代的經典桌游《龍與地下城》可以被視為PvE模式的鼻祖。

《龍與地下城》基于戰爭游戲《鎖子甲》，由玩家扮演冒險家，在地下城和荒野中展開奇幻冒險，與怪物對抗，發現寶藏，揭開謎團?！洱埮c地下城》開創性地配套了一個怪物參考表，這個參考表中包括半獸人、地精、巨魔、巨人、骷髏、僵尸等50種怪物，雖然取用、轉化并擴展了奇幻文學、古代神話和當代怪物文化中的怪物傳說，但這些怪物都被指定了防御等級、每回合移動距離、生命值和潛在戰利品。引用文化學者克羅根的說法：《龍與地下城》掠奪了歷史、文化、文學、科學和神話，描繪一切，且玩弄一切。

通過這種方式，《龍與地下城》首創了以數據庫、數值化描述怪物的方式，怪物們失去了其自身的存在目的，而是為了服務玩家，讓玩家能夠發揮應對挑戰的能動性，從而實現自己的英雄主義自我?！短杖肭终摺芬彩穷愃频匕选傲鲃有浴迸c“敵意”劃上了等號，測試玩家在規定時間內或一定次數內能擊中多少目標,由此為“敵人本體論”提供了另一種變體。由于戰爭游戲和早期科技亞文化的重疊，《龍與地下城》對電子游戲產生了直接且巨大的影響。它的跟隨者繼而創造出更多強調探索和戰斗的游戲類型，也被那個年代的媒體稱為“砍殺游戲”。

大部分人可能認為，以打怪為主要內容的PvE模式之所以流行，主要來自計算機技術提供了此前任何媒介都無法提供的互動體驗。的確，數值化的怪物消耗品能夠提供完美的心流體驗：相比于體育，這類操作足夠簡單，不至于焦慮；相比于閱讀，面對會動的怪物又足夠困難，不至于無聊。斯維爾奇認為，除此之外，PvE通過制造一種人為的敵對環境來提供英雄敘事，滿足玩家的能動體驗和權力幻想。

以敵人本體論為深層設計邏輯反映了戰后價值觀，比如對武裝沖突的癡迷，或者戰后資本主義文化中典型的個人主義。它們體現為一種在競爭環境中承擔風險和提高個人分數的進取心。因此，怪物不是偶然地進入了游戲，而恰恰是因為滿足了游戲設計對于敵對性的需求：它既能充當環境中的危險，又能被抽象為數據對象，還能以可消費的視覺形式循環再生產。

PvE模式深遠地塑造了游戲的價值邏輯。斯維爾奇認為，PvE游戲真正的暴力在于它把一切模擬事物切割成數字，把連續體分割成比特（Binary digit）。這種暴力與眼花繚亂的爆炸或不斷攀升的死亡人數無關，而與數字決定一切的歸屬和排序有關。在數字技術的加持之下，人們致力于建立數據庫，驅散神秘，一切都可以建模，一切皆可預測、控制與擊敗。

三、超越敵人本體論

從1970年代以來，在越發震撼妖異的視覺奇觀之下，硬核電子游戲“踏著怪物的尸體前進”的敵人本體論范式仍維持著主導地位。雖然電子游戲如今提倡以更多國家的本土怪物來替換盎格魯-薩克遜文化傳統中的角色（它們大多借鑒了托爾金和洛夫克拉夫特的小說以及喬治·羅梅羅和雷·哈利豪森的電影），但是本土妖怪的皮下，始于冷戰控制論的打怪邏輯沒有改變。

寶可夢就是一個非常典型的例子。寶可夢本以日本民間傳說中或樂于助人或帶來麻煩的精靈為原型，但在游戲編排中變成了可以計算、比較和分類的數據化私有財產，它們雖然不會被殺死，但亦正亦邪的個性變成了必然馴服于人類的宿命。實際上《西游記》中的妖怪本也各有來歷與使命，雖然妖怪圖鑒展示了其故事，但在玩法上，《黑神話》仍然維持了PvE模式對怪物敵對性、遏制性的設定。

作者提出，我們必須重新審視并突破PvE游戲模式及其默認的“敵人本體論”基調。在這方面，《旺達與巨像》可以作為一個示例，它被認為是敵人設計和倫理游戲玩法的里程碑。這個游戲講述了一個名叫旺達的年輕人，必須殺死16個巨像才能讓他死去的愛人起死回生。然而雖然玩家在擊敗巨像時可能會體驗到勝利感，但游戲的深層設計卻喚起完全相反的感受：當巨像被旺達的劍刺傷時，它們痛苦地咆哮并扭動；黑色的血液從傷口中噴出；最終伴隨著憂郁的音樂而死亡。游戲總監上田文人回憶，在整個游戲的制作過程中，他開始懷疑“簡單地通過打擊怪獸來獲得良好感覺和成就感”這件事?！锻_與巨像》讓玩家意識到怪物的內在悲劇性，而其自身所謂英雄主義的戰斗邏輯不僅是自私而非正義的，也是徒勞且毫無意義的。

對于尋求英雄主義體驗的玩家來說，與其說敵人需要被英雄戰勝，不如說英雄需要打敗敵人。然而各種各樣的反玩實踐證明了類似的贏學誘餌開始失去效用。斯維爾奇在書中講到自己玩《血源詛咒》的經驗，當他可以選擇是否跟“宇宙之女”伊比塔斯戰斗的時候放棄了。因為這樣他就可以細細品味伊比塔斯崇高的怪物形象。在這一刻，他違背了游戲的基本機制（即殺死怪物并獲得資源和戰利品作為獎勵）。

冷戰時期的敵人本體論以流行文化的方式保留并影響著當下的大眾?！洞蚬帧芬粫翡J地指出了經典PvE模式在鮮亮技術外表下的單調與貧乏，并激發玩家審視這類打怪機制下被控制論所主宰的他者觀，以及將環境與現實進行敵對化、數值化的認知取向。在一個競爭加劇的時代，我們不僅期待在游戲中打破陳舊的敵人本體論范式，也在現實中呼喚同樣的超越。

（本文為上海大學游戲人類學小組第1期讀書會閱讀書目，楊以諾、趙時放、王樂凱、朱弘同學的討論對本評論亦有啟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