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棄UCSF講席教授任命“回歸”復旦，舒校坤想建一個理想的研究所

舒校坤

編者按：

3月22日，復旦大學化學系官網更新顯示，舒校坤已全職加盟復旦大學。根據其個人主頁信息，他受聘為復旦大學相輝學者、百利天恒特聘教授，并擔任化學生物技術智能研究所 iCOBRA 創始所長。

從美國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Francisco，簡稱UCSF）終身教授的位置離開，回到復旦大學組建新的研究機構，舒校坤是近來又一位受到關注的歸國科學家。

從人工智能、數學到生命科學，越來越多長期任職于海外高校與研究機構的華人學者選擇回國，也有不少外國學者全職加入中國的大學或研究機構。相比宏大的時代敘事，《知識分子》更加關心的是：這些已經在海外成熟科研體系中建立起穩定位置的華人科學家為何決定回到中國，外國學者為何決定來到中國？他們如何理解中國今天的科研環境？又準備在這里繼續推進怎樣的研究與機構建設？

舒校坤的經歷，某種程度上帶有鮮明的時代印記。他是浙江奉化人，本科畢業于四川大學理論物理專業，后來進入復旦大學攻讀凝聚態物理碩士。2003年，他赴美留學，在俄勒岡大學獲得生物物理博士學位。

博士后階段，他進入2008年諾貝爾化學獎得主、華裔科學家錢永健（Roger Y. Tsien）的實驗室。錢永健因改造綠色熒光蛋白（GFP）而聞名，也深刻影響了現代活體成像技術的發展。

2010年，他在UCSF獨立建組。在美國的十多年里，他獲得終身教職，也逐漸形成一種獨特的研究路徑：既開發新的生物技術工具，也同時研究疾病機制，并進一步嘗試將其推進到藥物開發。他尤其關注那些傳統意義上“不可成藥”的靶點，希望從物理化學機制出發，尋找新的藥物研發路徑。

而這一次回國，他更在意的是，能否在國內建立一個真正跨學科協作的新平臺：讓物理、化學、生物、AI等不同背景的研究者長期聚在一起，用新的工具去理解生命系統，也尋找新的藥物可能。

撰文｜張天祁?

回來的兩個理由

《知識分子》：您這次回國，大概籌劃了多久？

舒校坤：其實我2003年出國去美國俄勒岡大學攻讀博士學位的時候，就已經想好了將來一定會回來，只是當時不知道具體是什么時候。

2010年博士后做完找工作時，曾經有過一絲念頭，要不要那時候就回來。不過我當時想，回來能做什么呢？無非是做一些熒光蛋白相關的蛋白質工程，但這和我當初從物理轉向生物的初衷不太一樣。

我轉生物的時候，是真的想去理解生命的整體機制。比如一個受精卵如何發育成復雜個體，這個過程究竟是怎么回事。當時我只是做了熒光蛋白的工程改造，離那個目標還很遠，所以就猶豫了，沒有回來。

后來就去UCSF做助理教授，開始獨立建組。那邊很多人對新技術很感興趣，生物醫藥做得也很好，正好可以通過合作來學習。就這樣一步一步走過來，到2020年，實驗室已經成了一定規模，技術開發、基礎生物機制、藥物研發這三個方向都建起來了，也開始具體考慮回國的問題。

《知識分子》：那是什么契機讓您選擇復旦？

舒校坤：當時正好是疫情，出去開會少了，有更多時間在家靜下來想事情。我當時最先想到的，是父母年紀大了，回國能多陪陪他們。再想到科研方向已經成型，時機上也比較合適了。

2023年國內放開之后，我就開始到各高校走走看看，一直到2025年和復旦的金校長聊，感覺雙方想法很契合。我想著能更進一步，建一個中心，把那三個方向再擴大。復旦那邊正好也想建一個研究所，比我想象的還要好。就順水推舟，決定回來了。

《知識分子》：您剛才提到實驗室做了三大方向。能不能簡單解釋一下這三個方向以及他們的關系？

舒校坤：從時間順序來說，我們最早建立的是生物技術這塊，比如基因編碼的熒光探針、化學遺傳學工具等等。這些技術的用途，一是可以用來研究生物的基礎機制，二是可以用在疾病機制的研究上，比如對蛋白相互作用、激酶和蛋白酶的活性進行可視化，把生物信號"看見"。理解了疾病機制，就有可能找到新的藥物靶點，這就和現實生活有了聯系。

有了工具、有了靶點之后，我們后來又做了藥物篩選。有我們自己發現的靶點，也有已經成型的靶點，結合我們自己的篩選技術來篩選藥物。已經有一些成果發表，更多的還在進行中。

《知識分子》：您在UCSF獲得了講席教授這樣的職位，放棄這個職位會有不舍嗎？

舒校坤：我稍微糾正一下這個說法。事情是這樣的，我準備回國，按規定要提前向學校提出辭職。學校得知后想挽留我，就準備了一個留用方案，其中一項是提供講席教授的任命。所以嚴格來說，我還沒有正式獲得講席教授，談不上"辭掉講席教授"，只能說是拒絕了這份任命。

講席教授當然非常好，而且在UCSF這樣的地方極為稀缺，它不只是榮譽，每年還有額外的薪水和經費支持。

《知識分子》：您在美國其實已經處于很多人眼中理想的學術狀態，獲得終身教職、沒有考核壓力、經費也不愁，是一個自由探索的環境。這些您都甘心放下嗎？

舒校坤：在美國確實處于一種很寬松的狀態。沒有任何考核壓力，不要求出多少文章、申多少經費，就算一分錢經費都不申請也無所謂，終身教授的薪水一大部分是加州州政府發的，生活完全沒有問題。我和同事們甚至開過玩笑，研究了一下如果經費申請不到會怎樣，結論是好像對個人生活也還行。

但是，對我來說，因為我回來的兩個理由已經想得很清楚了，所以沒有任何猶豫，還是回來了。

回來的原因就是之前說的那兩點：一是想離父母近一些，他們年紀大了，我也挺想他們的；二是職業發展上想更進一步。

《知識分子》：對您來說，國內最吸引您的具體是什么？

舒校坤：美國那邊的一個好處是我對申請經費這件事已經非常熟悉了，知道自己的項目該投到哪個Study Section（評審小組），項目進展到什么程度可以去投，大概率能被批準。過去我的項目基本上是一投即中，如果沒中我就不會繼續跟，每年也就寫一兩個申請，有時候幾年都沒寫，手頭的經費也不會斷。那套體系我已經摸得很透了。

另外，我在那邊是終身教授，完全沒有考核壓力。沒有要求出多少文章、申多少經費，就算一分錢經費都不申請也無所謂。在這種環境下做科研，反而是因為覺得有意思才做，做出東西來自然會有文章，自然會有經費，整個心境是不一樣的。

但回國的吸引力在于職業上能更上一層樓，可以做更多的事。最具體的一點是，在復旦可以組建一個研究所，把我們做的三個方向再擴大，讓多個PI一起在同一個框架下攻關。

《知識分子》：這些事在美國做不到嗎？

舒校坤：要做也可以，但有限制。在UCSF，招人的規模受到經費數目的約束，那邊的人力成本很高。國內組建團隊的條件要好很多，而且我獲得了一個具體的機會，可以建立一個研究所，讓多個PI協同工作。美國那邊當然也有這種團隊形式，但更普遍的還是各個實驗室相對獨立地運作。

《知識分子》：這個研究所大概是什么結構？是您主導其他團隊加入，還是幾個團隊平行合作？

舒校坤：既有現有的老師，也在招聘年輕的PI加入，規模上大概在15到25人之間，目前還在走學校的流程。

研究內容還是那三塊：新型生物技術、疾病機制研究、藥物開發，三個方向緊密相連。有了新的生物技術，就可以從物理與化學的第一性原理角度深入研究疾病機制；對疾病機制有了新理解就會有新的靶點，加上新的技術手段，就可以推進藥物篩選與研發。整個邏輯是一體的。

《知識分子》：這幾年知名學者歸國的越來越多，也有人把這波學者回國總結為第四次歸國潮。您覺得這波歸國潮和以前幾批相比，有什么不同？

舒校坤：我做決定時并沒有想那么多宏觀的事情。

過去幾批歸國的老師是真的需要很大魄力的，那個時候國內的科研環境和現在很不一樣。我現在回來，至少對我自己來說，并不覺得犧牲了太多。現在國內的生物研究已經進步很大，國內外各有優勢，更多是一種程度和方向上的差別，而不是根本性的取舍。

用物理的方式做生物

《知識分子》：您的學術背景最早是物理，后來轉向生物，這個轉變是怎么發生的？

舒校坤：中學的時候對物理很著迷，愛因斯坦的相對論、薛定諤的量子力學，感覺物理可以用一個或少數幾個方程解釋整個宇宙的規律，覺得很酷就去學了。但大學畢業的時候發現，做理論物理的工作機會其實不多。恰好那時候，大概2000年前后，人類基因組剛剛解碼，消息鋪天蓋地，感覺21世紀是生物的世紀，有太多未知等待探索，就萌生了轉生物的念頭。不過從物理直接轉生物跨度太大，當時只是有這個想法，并沒有付諸行動。

《知識分子》：那是什么機緣讓您真正邁出了這一步？

舒校坤：后來出國讀博士，去的還是物理系。在那邊偶然看到一位老師在做熒光蛋白的結構，一眼就喜歡上了。熒光蛋白的結構特別像我們小時候玩的燈籠，發光的小分子藏在"燈罩"里，外面的蛋白質結構就是那個罩子。

我覺得這是一個從物理到生物最好的橋梁：研究對象是生物的（蛋白質），研究手段是物理的（X射線晶體衍射），跨度不算太大，但已經一只腳踏入生物了，就這樣轉過來了。

到博士后階段，又往前邁了一步，開始做蛋白質工程改造。原因是當時做蛋白質晶體結構有點碰運氣，有了晶體就能做，沒有晶體幾乎什么都做不了，結晶被公認是一門藝術而不是科學。于是就轉去做蛋白質工程，而且可以把做結構時積累的蛋白質結構與功能的知識用到工程上，在這個領域相對有優勢。

有了工具之后，就可以真正進入分子生物學的核心領域了。自己獨立建組之后，工具和機制兩條線并行，一直延續到今天，再延伸到藥物開發。

《知識分子》：在做這些工作的時候，您之前的物理背景有沒有實質性的影響？我注意到您一些論文里提到基于熱力學理論做設計，這是從物理里來的思路嗎？

舒校坤：非常有用。舉個例子，我們在對激酶活性做可視化的時候，大家通常用的是基于FRET（熒光共振能量轉移）機制的基因編碼熒光探針。FRET本身也是一種物理機制，但它有個根本的問題：熒光變化幅度太小，用到活體動物里信號太弱，應用很受限制。

我當年的初衷是想研究整個生物的發育過程，這必須在活體動物里觀察，疾病機制的研究也是如此。FRET的局限性在這里就很突出。所以我們就想，要開發出熒光變化幅度非常大的探針，只能從全新的物理與化學原理出發。于是我們就做了基于熱力學原理的基因編碼熒光探針，另外也有基于化學共價鍵形成的。

這種熒光探針變化幅度更大。以前用FRET，熒光變化可能只有10%到50%，稍微好一些的也有限。我們的探針熒光變化幅度可以達到10倍，而且亮度相比原來的GFP（綠色熒光蛋白）能再提升10倍。這是很難用其他方法做到的，因為它利用熱力學原理形成了一種相分離狀態，形成非常亮的、顆粒狀的熒光蛋白凝聚體。

《知識分子》：您開發了很多工具，同時也在做機制的研究，您如何看待這兩者的關系？

舒校坤：我覺得兩個都非常重要。生物里面未知的東西太多，工具創新和機制研究可以說是同等重要的。沒有新工具，很多生物機制的數據你根本沒法采集到。真正做基礎生物學的人都意識到了這一點：工具絕不只是為生物服務的輔助手段，它本身就極其重要。我們現在是工具和機制兩塊都在做。

而且開發新工具還有一個好處。用全新的工具去收集數據，往往能找到用現有工具完全找不到的東西。我說的"全新的工具"，是指那種從物理與化學的第一性原理出發，重新設計出來的工具，而不只是對現有工具的小修小補。Sydney Brenner 曾經說過：“Progress in science depends on new techniques, new discoveries and new ideas, probably in that order.”（“科學的進步有賴于新技術的出現、新現象的發現以及新思想的誕生，其重要性大抵以此為序”）

《知識分子》：從機制到藥物開發，您現在在這條路上走到了哪一步？

舒校坤：我們已經在采集一些新的數據包括動物實驗。接下來的計劃是去開發更好的小分子，再做新一輪動物實驗，之后就可以走向臨床了。

不可成藥靶點的藥物研發是我們實驗室現在主攻的方向之一。很多蛋白質已經有了穩定的3維結構，大家都在用AI技術來設計藥物。但有很多不可成藥靶點屬于"內在無序蛋白"——它的結構不是穩定的3維構象，而是多種構象的集合，沒有一個清晰的小分子結合口袋，AI也暫時無法對它進行設計。

我們發現相分離本身在某些腫瘤的形成中起關鍵作用，因此相分離可以作為一個藥物靶點。我們想從物理與化學機制入手，開發新的技術，去做這類靶點的藥物篩選。將來如果積累了足夠大的數據集，也許可以結合AI技術做進一步的預測。

《知識分子》：說到AI，您覺得它對您的研究能有多大影響？

舒校坤：我覺得是兩個層面。一個層面是，我們在做的一些藥物靶點本身是有結構的，比如某些激酶，這類靶點可以用AI來設計小分子。但我們不會純粹跟別人一樣只是讓AI去設計和篩選，我們會首先使用自己的生物技術，然后再結合AI。

另一個層面是我更感興趣的，也是我們正在做的。針對不可成藥靶點，我們在數據采集和技術開發上積累了一個數據庫。把這個數據庫輸入AI，它可以去預測哪些小分子可能有效，基于此再設計下一步實驗。這條路我覺得更有意思，因為它是從我們自己原創的數據出發，而不是依賴已有的結構信息。

《知識分子》：看到您招聘博后的公告里有寫到對候選人AI技能的要求，您對加入實驗室的人有什么背景上的期待？

舒校坤： 會AI當然挺好的，但不會AI、有其他方面的專長也同樣有用。我們實驗室本身就是一個很交叉的團隊，不需要一個人什么都會。找到他在某一塊的強項，進來之后和大家合作，在實驗室里繼續交叉學習就好。

我們特別看重的背景包括物理、化學、生物、AI，甚至醫學都在內。交叉要真正做起來，關鍵就是實驗室里要有不同背景的人，讓他們有機會互相碰撞。生命在進化過程中才不管什么是物理、什么是化學，只要能活下來，進化就往那個方向走了。做研究也應該是這個道理。

沒有壓力，創造力才能出來

《知識分子》：您的實驗室主頁上引用了費曼的一句話，“如果你在學習中沒有樂趣，你就學不到東西。探索發現本身就是一種樂趣”。但長期做研究，肯定會遇到沒有進展的時候，您是怎么面對的？

舒校坤：其實兩種狀態我都很享受。進展順利當然開心；但即使遇到撞墻的時候，我也覺得有意思。我們曾經有個項目，做著做著感覺和預期完全不一樣，不知道該怎么往下走了。這時候，你處于高壓環境還是放松環境，就非常關鍵。當時我們沒有任何考核壓力，我就跟博士后說：沒事，先把這個項目放一邊，先不要不停地撞墻，去做別的。

后來另一個項目也撞墻了，同樣放到一邊。有一次我在辦公室走來走去，想著想著，突然發現這兩個擱置的項目一合并，邏輯全通了。兩個項目合成了一個，現在做得還挺不錯。進展順利的時候當然很舒服，在絞盡腦汁的時候，其實也有另一種滿足感。

《知識分子》：您剛才提到，沒有進展的時候，在一個相對低壓的環境里可以把問題放一放。但國內很多老師都說國內的科研環境壓力比較大，您怎么看這個問題？

舒校坤：這個問題確實存在，但我覺得有些學校、有些地方已經在制度上做出改進了，其他地方也可以慢慢跟上。這件事我覺得挺重要的，因為在沒有壓力的情況下，人的創造性確實發揮得更好。 在沒有壓力的環境下做科研，是因為覺得有意思才做，做出東西來自然會有文章，自然會有經費，整個心境是不一樣的。

當然也不能走另一個極端。沒有壓力就躺平，那也不行，用的畢竟是納稅人的錢。我覺得還是要有一個平衡。我說的"沒有壓力"，不是說沒有競爭，而是說要形成一種良性競爭，而不是惡性的壓力。

《知識分子》：那么在您將來要做的研究機構里，您有沒有設想過怎么去做考核和激勵？

舒校坤：目前還沒有想得很具體，但我們肯定會有一些獎勵機制，鼓勵大家做出成果，在允許的范圍內給到相應的回報。

不過我自己最理想的狀態，還是大家做的東西是自己真正感興趣的，做出來之后內心覺得愉悅。這種內在的滿足感是最好的驅動力，其他配套的激勵措施當然也要有，但不能本末倒置。

另外，我在UCSF時候那種純粹的科研交流氛圍，我很希望能帶過來：每周五有一個午餐會，一位PI在上面講自己最新的工作進展，大家邊吃飯邊提問討論，在一個很融洽的環境里交流科研。這種形式我覺得非常好，要在新的研究所里延續下去。

《知識分子》：您很熟悉美國的經費申請，回國之后，會不會擔心申請經費這些方面有困難。

舒校坤：確實有過這個顧慮，對國內申請經費那一套完全不了解。但回來之后發現，國內在機制上其實已經做得挺好了。

復旦相輝研究院會提供5到10年的長期經費，支持大家做高風險、高回報的研究，之前的擔心就大大減輕了。我們也在往這個方向規劃，特別是針對不可成藥靶點，它本身就是一個高風險、高回報的方向，也是我覺得特別有意思的地方。

《知識分子》：您現在在復旦化學系，會期待和生命科學方向的老師有什么合作嗎？

舒校坤：會的。我現在已經在和生命科學學院那邊的老師聯系了。我們的研究所叫化學生物學，化學這塊有了，生物學這塊肯定也要有，所以會有多方合作。

《知識分子》：上海做生物的老師里，有不少已經在做藥物轉化、開公司。您在藥物開發這個方向上，有沒有這方面的計劃？

舒校坤：會有的。等我們有了小分子，特別是完成動物實驗這一步之后，肯定要走向臨床轉化，這個時候就必須走專業化的路徑。最好的方式就是找風險投資、開公司。

《知識分子》：您在2003年就出國，如今回國，國內的生命科學領域科研環境這些年變化大嗎？

舒校坤：變化非常大?，F在國內不管是化學還是生命科學，都已經做得非常好了。要找合作者，完全可以找到，某些領域甚至比美國還要強。

比如AI蛋白質設計、蛋白質藥物這些方向，西湖、北大、浙大、清華都有很強的團隊。當然我也不是說不需要跟國外交流，大家在不同維度上各有優勢，相互交流還是很重要的。

《知識分子》：您比較早就出國了，現在很多學生面臨要不要出國的選擇，您會怎么建議？

舒校坤：可能比較難定義什么樣的人適合出國、什么樣的人適合留在國內，還是要看個人。如果自己想體驗一種不一樣的科研環境，我會鼓勵出去看看。出去之后，對比一下國內外各自的思考方式和科研生態，會看到各自的優勢和可以改進的地方，這種視野的拓展本身就很有價值。

《知識分子》：我看到您在招博士后，不知道有沒有在招博士生？在博后合作這件事上，您有什么自己的想法？

舒校坤：對于博士后，我們第一步會先問他們將來的職業規劃，是想留在高校繼續做科研，還是想去企業。這是我在國外形成的一個習慣。根據他們的方向，我們會給到不同側重的項目：想走學術路線的，機制和技術兩塊都會涉及；想去企業的，更多會做技術類的項目，因為企業看重的是這個。

我們當時在美國有一個博士后，一開始就非常明確說要去企業。我們就給她做熒光生物技術方向的項目，她原本計劃做兩年，結果不到一年半就找到了一份很好的工作。那家公司看中的正是她在我們實驗室學到的熒光生物技術。

我覺得這個思路在國內同樣適用：讓科研訓練既有扎實的研究內容，又和自己的職業規劃相匹配。畢竟最基本的，是能養活自己；在此之上，還能做自己感興趣的事，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