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市民的權利確認書

人口的流動和遷徙，就是“活力”的另一種表述。要接納新市民帶來的活力，就要承擔起保障其基本公共服務的責任。

作者：社論

封圖：圖蟲創意

5月22日，《關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務的實施意見》（下稱《實施意見》）正式印發。這是國家層面首次圍繞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務出臺專門文件。

文件聚焦的人群曾有不同的稱謂：流動人口、外來人口、進城農民工……如今，則是常住人口、新市民。稱謂的不同，折射出新時代治國理政的理念之變。

2025年末，我國常住人口城鎮化率已達67.89%。隨著人口跨地區流動日益頻繁，全國流動人口規模已超過2.5億，其中進城農民工及其隨遷家屬達1.7億人。如果將視線拉遠，早在2020年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時，中國人戶分離人口就已高達4.9億。人們離開戶籍地工作與生活，早已成為一件司空見慣的事。

細讀這份文件不難發現，中國在人口管理和公共服務供給上正在發生根本性轉向——從 “戶籍本位”邁向“常住本位”。這一轉變旨在破除基本公共服務與戶籍掛鉤的舊體制，推動常住人口與戶籍人口同等享有基本公共服務。這意味著，一個人能否享受教育、醫療、住房等福利，將不再取決于其是否擁有當地戶口，而是看是否在這里真實生活。

我們呼喚“以人為本”的新型城鎮化久矣，基本公共服務“隨人走”，何嘗不是以人為本的應有之義。然而一個時期以來，牢牢綁定于戶籍的基本公共服務供給機制，并沒有在改革進程中淡化和消除，甚至在某些層面出現了回潮與強化。在人口信息高度互通共享的今天，這種舊有體制已顯得十分違和與滯后。

將基本公共服務與戶籍綁定，攜帶著陳舊的治理思維與地域偏見，至今仍在給經濟社會施加廣泛的負面影響。這種制度安排讓公眾陷入深刻的身份焦慮，使人長期處于“人在城中、權在原籍”的錯位狀態，滋生出強烈的漂泊感與邊緣感。

例如，隨遷子女在城市入學門檻高、升學通道受限，往往難以在當地順利參加中高考，造成了事實上的“起跑線斷裂”。同時，許多城市的保障性住房（如公租房）及購房資格仍嚴格與戶籍掛鉤，導致大量外來人口“望樓興嘆”。凡此種種，都在客觀上形成了一道道隱形門檻，讓許多人陷入“進得來、留不下”的困境。

這種植根于舊時代的治理手段，不適應人口大規模流動的現實，也無法適配人口分布現狀，資源錯配的弊端日益凸顯。例如，很多東部城市常住人口遠大于戶籍人口，但學校、醫院、建設用地等公共資源卻依然按戶籍人口配置，導致服務供給嚴重不足；而另一方面，人口流出地則出現了公立學校 “老師多于學生”“公立醫院空轉”的現象。

作為改革的方向，《實施意見》給出了諸多指導性意見。例如對呼聲較高的解決隨遷子女入學問題，要求流入地政府做好存量學位資源挖潛和整合利用，按需新增學位；對暫時無法保障義務教育階段公辦學位的隨遷子女，切實落實購買學位責任，減輕隨遷子女家庭的教育支出負擔。

這些長期積累的矛盾顯然不可能一蹴而就地解決。只要有人口的流動和遷徙，必然帶來公共資源的緊缺和錯配。面對這種人口流動的新常態，我們不僅需要出臺一攬子配套政策，更需要實現一整套治理理念的更新與轉向。

《實施意見》提供了指揮棒，明確建立“人地錢掛鉤”的激勵機制，解決人口流入地政府“接不住、擔不起”的顧慮。中央政府將通過完善財政轉移支付、增加民生建設用地指標等方式，讓資金、土地等資源跟著常住人口走，激勵地方政府有動力、有能力去擴大基本公共服務的覆蓋面。

《實施意見》更是新市民的權利確認書，明確了政府和個體之間的權責對等，正如變遷的稱謂所啟示的：將其視為“外來人口”，體現的是傳統管治思維；而稱為“新市民”，則彰顯了包容接納的姿態。說到底，人口的流動和遷徙，就是“活力”的另一種表述。要接納新市民帶來的活力，就要承擔起保障其基本公共服務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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