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參考來源：《民國史》陳旭麓著、《北洋軍閥史》來新夏著、《黎元洪傳》馮天瑜著、《文史資料選輯第41輯》、《黎大總統文牘類編》上海會文堂新記書局1934年版、《洪憲紀事詩本事簿注》劉成禺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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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7月1日，凌晨三時，北京。
故宮養心殿的紅漆大門被人從里頭推開。
燭火把每個人的影子拉得很長，打在金磚地面上，晃晃悠悠。
張勛一身朝珠蟒服，領著康有為、王士珍、江朝宗等三百余人，在這座多年無人正式使用的大殿里，向一個十二歲的孩子行了三跪九叩大禮。
這個孩子叫溥儀，五年前已經退位，這一夜又被人重新捧上了皇位。
紫禁城外，張勛的五千"辮子軍"早已守住了北京各處要道。
郵局、電報局、前門火車站，全部換上了自己的人。龍旗重新掛上了城樓。
1917年7月1日這一天，北京城里的百姓一覺醒來，發現街上到處是腦后甩著大辮子的兵，商鋪關門，報紙停刊，士兵扛槍游街，城頭貼出告示，稱自即日起，廢止中華民國紀年，改為宣統九年。
復辟消息傳開的同一天，一個人出現在了中華民國大總統府的門口。
這個人叫梁鼎芬，前清翰林，張勛的人。
他帶來了一份奏折，是康有為代為擬好的，寫的是"黎元洪奏請歸還國政"，就等著總統府那枚印章蓋上去，這場復辟便有了所有人都無法反駁的"合法"外衣。
總統府里，黎元洪坐著，把這份奏折的每一個字都聽完了。
沒有人預料到，在那個辮子軍刀槍出鞘、城門盡數封鎖的夜晚，這個手里沒有一兵一卒、已經被罵了多年"泥菩薩"""的胖子，做出了一個驚人的決定......
窩囊廢
【一】床底下拖出來的人，到底是個什么路數
黎元洪，原名秉經，字宋卿，湖北黃陂縣黎家河人，生于1864年10月19日。
說起這個人，有必要先把他的底細摸清楚。
1883年，年滿十九歲的黎元洪考入天津北洋水師學堂。
他的同期師長里，有嚴復，有薩鎮冰。
嚴復后來給他的評價只有四個字："德高才疏"。
說白了，品德出眾，才具平平。
這四個字，貼了他一輩子，不算侮辱，也談不上贊美，算是相當客觀的蓋棺論定。
學堂畢業后，黎元洪被派往廣東水師，在廣甲號上擔任二管輪。
這艘船的來歷有點意思：廣甲號是兩廣總督張之洞委托福州馬尾船政局建造的第一艘鐵脅木殼兵輪，1887年交付粵洋水師，裝備落后，噸位偏小，在當時的戰艦里屬于末流。
1894年，甲午戰爭爆發。
李鴻章向各地求援，兩廣總督李翰章派了廣甲、廣乙、廣丙三艘軍艦北上支援北洋水師。
黎元洪隨廣甲艦參與了那場后來被反復書寫的大東溝海戰。
這場仗打得慘烈，北洋艦隊傷亡慘重。
戰斗結束后，廣甲艦在撤退時因操作失誤擱淺，被迫放棄，管帶吳敬榮脫逃。
黎元洪在混亂中落水，飄海遇救，撿了一條命。
這一段經歷，后來被人研究黎元洪時反復提及。
甲午年的那場潰敗，親歷者無不受到極深的觸動。
從那以后，他投靠了時任湖廣總督張之洞，被調往湖北，參與編練新軍，在湖北這塊地方一扎就是近二十年。
到1905年，他升任清廷陸軍暫編第二十一混成協統領，職級相當于旅長，是湖北新軍的二把手，僅次于湖廣總督和第八鎮統制張彪。
論本事，黎元洪確實算不上軍事奇才。
但他有一個在那個年代不多見的品質：不多事，不整人，對屬下寬厚，對革命黨人睜一只眼閉一只眼。
他曾數次給革命黨人打掩護，不是因為他信奉革命，而是因為他不想惹麻煩，也不愿背上迫害同袍的名聲。
湖北的革命黨組織文學社和共進會在武昌活動多年，黎元洪知道，他選擇了沉默。
正是因為這種模糊的立場，在武昌起義爆發前，文學社和共進會曾私下討論，假如起義成功，可以考慮推黎元洪出來主持大局。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的槍聲打響了。
這一夜，湖廣總督瑞澂嚇破了膽，連夜從督署后墻鑿洞出逃，第八鎮統制張彪也跑進了漢口租界。
革命軍打下了武漢三鎮，卻碰上了一個燙手的難題：群龍無首，需要一個有分量的人出來撐場子。
革命臨時總司令蔣翊武在清廷大搜捕中早已出逃，下落不明。
參謀長孫武在炸藥爆炸中被嚴重灼傷，正在城外養傷。
革命軍里軍銜最高的，不過是連長吳兆麟，分量遠遠不夠。
先是找到了湖北咨議局議長湯化龍，湯化龍心里算盤打得很精，萬一清兵反撲，首領必是頭號反賊，婉言謝絕。
轉來轉去，目光最終落在了黎元洪身上。
關于黎元洪被找到時的具體情形，史書上留下了兩種說法。
一說是：起義爆發后，黎元洪躲進了姨太太黎本危的住處，藏在床底下，被馬隊第一標第一營排長蕭燮增和班長虞長庚發現，兩人用手槍逼著把他拖了出來，押送至省咨議局，也就是后來武昌起義紀念地的紅樓。
另一說是：黎元洪換上便衣，由執事官王安瀾帶領，轉移到了黃土坡參謀劉文吉家中，革命軍聞訊而來時，他躲進蚊帳后又鉆入床下，革命軍戰士馬榮將槍口上膛，他才從床下爬出來。
兩個版本細節不同，但核心一致：被槍逼著出來的，不是主動請纓的。
"床下都督"這個外號，就這樣流傳下去了。
人們說他懦弱，說他膽小，說他是扶不上墻的爛泥。
可這里頭有個問題，旁邊沒什么人追問：1911年以前，每一次起義失敗都是滿門抄斬的結局，黎元洪是清廷的二品武官，貿然跳出來說我支持革命，在當時的處境里，這不叫英勇，叫送死。
他猶豫，他躲，是因為他知道賭注有多大。
他最終出來了，事情就這樣。
10月13日，在軍事會議上，黎元洪發表了正式演說，明確表態推倒清廷、建立共和，宣布就任湖北軍政府大都督。
外國領事館宣布中立，漢口、漢陽相繼光復，各省觀望的立憲黨人和士紳看到局勢穩定，紛紛響應，多米諾骨牌就此倒下去了。
有歷史學家這樣總結：正是因為黎元洪這個非革命黨的舊式軍官出來坐鎮，辛亥革命才得以從一次地方起義演變成席卷全國的政治風潮。
【二】瀛臺軟禁，那些年他是怎么活下來的
民國成立了，黎元洪的日子，比當初被槍逼著當都督還要窩囊。
1912年，南京臨時政府在南京成立，孫中山擔任臨時大總統，黎元洪被選為臨時副總統，兼管湖北。
隨后孫中山讓位，袁世凱出任大總統，按法理，黎元洪順延副總統之職。
表面上，"革命元勛"的名頭響亮。
實際上，各方都清楚他是一塊招牌，擺著用的。
袁世凱很快就動了手。
1913年10月，鎮壓"二次革命"后，袁世凱以"磋商要政"為名，派段祺瑞赴武漢，把黎元洪哄到了北京就任副總統。
一進北京，就被安置在了瀛臺。
這個地方，當年光緒皇帝就是在這里被軟禁的，四面環水，出入不便，派的衛兵全是袁世凱的人。
從那一天起，黎元洪以副總統之名，實際上過著軟禁的日子。
政令出了總統府就沒人當回事，自己住的院子里連什么人進出都得通報。
為了進一步拴住他，袁世凱安排兒子袁克玖娶了黎元洪的女兒黎紹芳，結成兒女親家。
親上加親，實則是多一層控制。
在袁世凱眼里，黎元洪這塊牌子有兩個用處：一，他是辛亥首義元勛，名望高，放在副總統位置上，可以穩住南方那幫革命黨人的情緒；
二，他手里沒有軍隊，沒有北洋背景，翻不了天。
黎元洪被關在瀛臺里，什么實權都沒有，連自己家里的事都管不了。
那幾年，他的日子過得不如北京一個普通的富家翁，出門要報告，見客要報告，寫封信說不定都有人拆開來看。
這期間，他的態度是沉默，是等待，是把一切都裝作沒看見。
袁世凱要他配合，他多半都配合了。
袁世凱要他支持解散國會，他點頭了。
袁世凱要他簽這簽那，他大多數時候沒有強烈反對。
外界看到的那個黎元洪，就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唯唯諾諾，毫無血性。
窩囊廢
可到了1915年，袁世凱的帝制步伐越邁越快，這個局面就不一樣了。
從1915年8月起，楊度、孫毓筠等人組織"籌安會"，替袁世凱的帝制造勢。
各地督軍、文武官員紛紛上書勸進，北京城里的政治氣氛一天比一天濃。
黎元洪一個字都沒有簽。
不只沒有簽，他從1915年11月開始，每月三萬大洋的副總統薪金，他直接拒絕領取，堅請裁撤副總統辦公室，連續上書請辭，把自己的立場擺出來，讓所有人都看得清楚。
袁世凱當然不讓他走。
留著這塊牌子，還有用。
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凱正式稱帝，改國號"中華帝國"，年號"洪憲"。
發布的第一道命令，就是冊封黎元洪為"武義親王"，理由是表彰他武昌首義之功。
這一手打得精：如果連首義元勛都接受了爵位，天下人還有什么話說？
冊封令頒布后，袁世凱政府文武百官在國務卿陸征祥的帶領下，浩浩蕩蕩趕往東廠胡同黎宅道賀。
黎元洪穿著便裝出來，當著百官的面說道：大總統雖明令發表，但鄙人決不敢領受。辛亥起義，乃全國人民公意，及無數革命志士流血奮斗而成，我個人不過濫竽其間，因人成事，決無功績可言，斷不敢冒領崇封，致生無以對國民，死無以對先烈。
說完，轉身進了屋子，把門關上，百官只好悻悻而去。
袁世凱不死心。
12月19日，他另派步軍統領江朝宗去黎宅宣封，江朝宗捧著詔書，在廳堂里跪地長呼"請王爺受封"，死活不肯起身。
劉成禺在《洪憲紀事詩本事簿注》里，把這段記載留了下來。
黎元洪從旁邊房間疾步而出，手指著江朝宗的臉，大聲呵斥：江朝宗，你怎么這樣不要臉？快快滾出去！
隨即下令左右，把江朝宗拖出了東廠胡同。
后來來的人越來越多，有的直接改口叫"王爺"，搞得黎元洪實在忍無可忍，手指著大廳的柱子，當眾撂下那句話：你們如再逼，我就撞死在這里！
"武義親王"的爵位，始終沒人替他掛上去。
【三】1916年，從瀛臺出來的總統，手里攥著的是什么
1916年6月6日，端午節這天，袁世凱因尿毒癥在北京病逝，終年五十七歲。
按照《中華民國臨時約法》，副總統黎元洪順位繼任大總統。
段祺瑞主導著整個局面，他要的是一塊牌子，不是一個真正能干事的總統。
段祺瑞手里掌著皖系軍隊，掌著國務院，各省有一大半督軍都跟他走，實權在他那里。
他不想自己頂出來當靶子，南方不服、革命黨不服，到時候擰成一股繩對付，擋不住。
不如找個有名望、沒軍隊、無法跟他掰腕子的人坐在總統的位置上，自己在后面操盤。
黎元洪，是這個算盤里最理想的棋子。
黎元洪自己也明白這一點，但他還是接了。
上任之后，他宣布恢復《中華民國臨時約法》，重新召集國會，擺出一副要按照法律程序認真治國的架勢。
在北洋那幫武人的圈子里，這種做法看起來迂腐得可以——手里沒槍，靠約法能管什么事？
段祺瑞對黎元洪從一開始就沒打算平等相待，國務院做什么事不告知總統府，總統府下的命令國務院公然置之不理，雙方的矛盾從1916年黎元洪上任第一天就已經埋下。
段祺瑞的國務院秘書長徐樹錚，這個人行事尤其蠻橫，對黎元洪態度極為無禮，久而久之把黎元洪逼得心里積攢了大量怨氣。
到了1917年年初，矛盾終于在一個具體問題上徹底爆發，走投無路之下，黎元洪做了一個后來讓他悔恨不已的決定。
這一步棋，徹底走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