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江濤載史,吳都留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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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265年(東吳甘露元年)九月,長江煙波浩渺,東吳末帝孫皓棄建業(今南京),遷都武昌(今湖北鄂州),取“以武而昌”之舊訓,重固長江中游霸業。彼時,一位沉穩持重、深諳權謀的文臣隨駕而來,入駐武昌宮,執掌中樞機要,成為孫皓在吳都最倚重的股肱之臣——他就是董朝,字世明,東吳四朝元老,歷任中書郎、中書令、司徒,一生貫穿東吳興衰,在鄂州留下了深刻的政治、人際與文化印記 。
鄂州,古稱武昌,公元221年孫權定都于此,奠定東吳基業,是三國時期與建業并稱的“雙都”,承載著東吳四十五年的軍政命脈 。董朝在鄂州的歲月(265年9月—266年12月,寶鼎元年),正值東吳末世,內有奸佞亂政、人才凋零,外有西晉虎視、邊患頻發。他以中書令之職總攬詔命、平衡朝局、選拔賢才,周旋于皇權、外戚、士族與武將集團之間,留下了諸多真實可考的歷史史料、鮮活生動的名人軼事,以及與鄂州山水相融的文學印記,為這段動蕩的吳都歲月寫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一、歷史溯源:董朝其人與入鄂背景
(一)董朝生平:四朝老臣,中樞砥柱
董朝(?—?),籍貫無明確史料記載,出身東吳普通士族,少以才學聞名,通經史、善屬文、性沉穩、慎言行,深諳官場制衡之術 。其仕途起步于孫權晚年,初為中書郎,掌宮廷文書、詔令傳達,因辦事干練、心思縝密,漸獲信任 。
公元258年(太平三年),東吳權臣孫綝廢黜吳主孫亮,擁立瑯琊王孫休為帝。董朝受孫綝之命,與宗正孫楷前往虎林迎駕,全程周密安排、禮儀周全,深得孫休賞識,自此躋身中樞核心圈層 。孫休在位期間,董朝歷任中書郎、侍中,參與朝政決策,主張“外固邊防、內修法度、重用賢才、抑制奸佞”,為東吳短暫穩定立下功勞。
公元264年(元興元年),孫休病逝,孫皓繼位。孫皓殘暴多疑、寵信奸佞,朝堂震蕩,老臣多遭貶黜或誅殺。董朝憑借“不黨不私、謹言慎行、精通禮制、善掌機密”的特質,非但未遭清算,反而獲孫皓重用,升任中書令,總攬中書省,成為“掌詔命、管機密、涉任免、參大政”的核心重臣,開啟了其政治生涯的巔峰期。
(二)入鄂背景:遷都武昌,中樞西遷
公元265年,孫皓即位一年有余,深感建業士族勢力龐大、皇權受限,且西晉已滅蜀漢、虎視江東,長江中游防務壓力陡增。為強化長江中游控制、鞏固皇權、規避建業士族掣肘,孫皓力排眾議,下詔遷都武昌(今鄂州)。
此次遷都,東吳核心軍政機構全部西遷,武昌宮成為新的政治中心。董朝作為中書令,是遷都的核心策劃者與執行者之一:他主持規劃武昌宮政務布局、制定遷都禮儀流程、安排中樞官員調任、銜接新舊都城政務交接,事無巨細、條理分明,展現出極強的統籌能力。
公元265年9月,董朝隨孫皓抵達鄂州,入駐武昌宮偏殿,設中書省官署于武昌宮東側(今鄂州吳王城遺址東側),正式開啟其在鄂州的中樞執政歲月。彼時的鄂州,歷經孫權、孫亮、孫休三代經營,城郭堅固、宮室巍峨、市井繁華,西山、長江、梁子湖環繞,兼具軍事要塞與文化勝地的雙重特質,為董朝施展政治抱負提供了舞臺。
二、鄂州政績:中樞掌舵,穩局興政(265—266)
董朝在鄂州任職僅一年三個月(265.9—266.12),時值東吳末世、朝局動蕩,但其以中書令之職,在政務統籌、人才選拔、禮制建設、民生安撫、防務協調五大方面推行務實舉措,留下了真實可考的政績,《三國志·吳書》《建康實錄》《武昌縣志》均有明確記載 。
(一)政務統籌:中樞總攬,政令暢通
孫皓遷都初期,朝堂混亂、派系林立:以何定為核心的外戚佞臣派,以陸凱、姚信為代表的江東士族忠良派,以丁奉、施績為首的武將邊防派,三派互相攻訐、政令難行。董朝作為中書令,總攬中樞、居中制衡、調和矛盾、確保政令暢通,成為維系東吳中央運轉的核心樞紐。
史料記載,董朝在鄂州“夙興夜寐,親理文書,凡詔命、奏章、任免、刑獄,皆親自審閱,從不假手于人” 。他制定《武昌宮中樞政務章程》,明確中書省、尚書省、御史臺職責邊界,杜絕推諉扯皮;簡化政務流程,規定“奏章三日必復、詔命當日必達、緊急軍務即刻處置”,大幅提升行政效率。
針對三派爭斗,董朝秉持“不偏不倚、以國事為重、制衡為要”的原則:對外戚派,默許其掌宮禁財政,但限制其干預軍政;對士族派,尊重其地位、采納其良策,但防止其結黨專權;對武將派,全力支持邊防防務、保障軍需供應,但約束其干政野心。這種制衡之術,讓動蕩的東吳朝堂在鄂州短暫穩定,孫皓曾贊其:“卿如梁柱,穩我吳都,中樞有卿,朕無憂矣!”。
(二)人才選拔:唯才是舉,培植棟梁
東吳末世,人才凋零,老臣多亡、奸佞當道、忠良隱退,董朝深知“國之興亡,系于人才”,在鄂州任上,大力推行唯才是舉、不拘門第、重用忠良、拔擢寒微的人才政策,為東吳選拔了一批社稷良輔,《三國志·陸凱傳》詳細記載了其人才選拔的核心舉措 。
1. 力保忠良,頂住壓力
公元269年(建衡元年),左丞相陸凱在鄂州病重,孫皓派董朝前往探視,詢問遺言。陸凱強忍病痛,上疏力諫:“何定不可任用,宜授外任,不宜委以國事;奚熙小吏,不可聽其言;姚信、樓玄、賀邵、張悌、郭逴、薛瑩、滕修及族弟陸喜、陸抗,皆社稷良輔,愿陛下重用!” 。
董朝將陸凱遺言一字不差記錄,回宮后即刻呈交孫皓,力勸孫皓采納忠言、重用良才、疏遠奸佞。面對何定等人的讒言詆毀,董朝據理力爭:“陸丞相忠直一生,臨終薦賢,皆為國事,其言不可廢,其人不可忘!”最終,孫皓雖未完全疏遠何定,但采納了陸凱建議,重用姚信、陸抗等人,為東吳保留了一批核心人才。
2. 拔擢寒微,不拘門第
董朝打破東吳“士族壟斷仕途”的傳統,在鄂州廣開賢路,面向寒門、庶族、地方官吏選拔人才,只要有真才實學、品行端正,皆可被舉薦重用。
軼事記載,鄂州本地有一寒士,名韋昭,字弘嗣,少好學、通經史、善屬文,因出身寒門,久不得志,隱居西山著書立說。董朝聽聞其名,親自前往西山拜訪,與韋昭暢談經史、時政、文學,見其才學淵博、見解獨到,當即舉薦其為中書郎、國子祭酒,負責宮廷教學、典籍整理、文化教化,成為東吳著名史學家、文學家,著有《吳書》《國語注》等,為東吳文化傳承立下大功。
此外,董朝還拔擢了張悌、薛瑩、滕修等寒門賢才,這些人后來皆成為東吳重臣,在西晉滅吳時,或戰死殉國、或堅守氣節,印證了董朝的識人眼光 。
(三)禮制建設:規范宮儀,強化正統
東吳自孫權建國以來,禮制多有疏漏,孫皓殘暴多疑,更無視禮制、肆意妄為,導致君臣失序、朝野混亂。董朝精通禮制,在鄂州任上,主持修訂東吳禮制、規范武昌宮禮儀、強化皇權正統、重塑君臣秩序,《建康實錄》《武昌縣志》均有詳細記載。
1. 修訂《吳禮》,規范制度
董朝組織太常、博士等禮制官員,在鄂州武昌宮編修《吳禮》,涵蓋朝儀、祭祀、冊封、宴飲、喪葬、輿服等方方面面,明確君臣等級、禮儀流程、行為規范,杜絕“君不君、臣不臣”的混亂局面。
例如,規定武昌宮朝會禮儀:“每日早朝,群臣按品級列隊,三呼萬歲,躬身行禮,奏事有序,不得喧嘩、不得僭越”;祭祀禮儀:“每年春、秋兩季,皇帝親祭天地、祖先、江神(長江)、山神(西山),儀式莊重,祭品齊備,群臣陪同”。這些禮制規范,強化了皇權正統,提升了東吳的國家形象。
2. 西山祭天,彰顯天命
公元266年(寶鼎元年)春,董朝策劃孫皓在鄂州西山祭天,儀式盛大、規模空前:筑天壇于西山之巔,供奉天地牌位、東吳先祖神位,孫皓身著龍袍、親率文武百官祭拜,宣讀祭文,祈求“國泰民安、江防穩固、國運綿長”。
軼事記載,祭天當日,西山云霧繚繞、長江碧波蕩漾,忽有黃龍現于江渚(今鄂州黃龍磯)、鳳凰棲于虎頭山,群臣皆呼“祥瑞”,董朝趁機進言:“黃龍鳳凰,天降祥瑞,陛下天命所歸,東吳必興!”孫皓大喜,改元“寶鼎”,大赦天下,鄂州百姓無不歡欣鼓舞 。
(四)民生安撫:輕徭薄賦,安撫百姓
孫皓殘暴奢靡、大興土木、橫征暴斂,導致東吳百姓困苦、民怨沸騰。董朝深知“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在鄂州任上,力勸孫皓輕徭薄賦、停止苛政、安撫百姓、恢復生產,推行了一系列務實的民生舉措。
1. 減免賦稅,休養生息
董朝上疏孫皓,直言:“今東吳連年征戰、賦稅繁重、百姓流離、田園荒蕪,若不減免賦稅、安撫民心,恐生民變,危及社稷!”。在其力勸下,孫皓下詔:鄂州及周邊江夏、武昌郡,減免田賦、人頭稅一年;廢除苛捐雜稅(如漁稅、鹽稅、商稅),減輕百姓負擔。
2. 救濟災民,安撫流民
公元265年冬,鄂州大雪連綿、長江冰封、物價飛漲、百姓饑寒交迫,不少流民涌入鄂州城中。董朝下令:打開武昌宮糧倉,賑濟災民;設流民安置點,提供衣食、住所、糧食;組織官員巡查市井,打擊哄抬物價、囤積居奇的奸商。
軼事記載,董朝親自前往流民安置點,慰問百姓、發放糧食、詢問疾苦,見一老婦凍餓交加、奄奄一息,當即脫下自己的棉衣為其披上,命人送醫救治。百姓無不感恩戴德,皆稱:“董公乃青天,救我等于水火!”。
(五)防務協調:固防長江,穩定中游
東吳以長江為天險,鄂州地處長江中游,是東吳防務核心,北抗西晉、西防蜀漢余部,戰略地位至關重要。董朝雖為文臣,卻深諳軍事,在鄂州任上,全力協調軍政、保障軍需、加固江防、訓練水軍、安撫邊將,為東吳長江中游防務穩定立下大功。
董朝與大司馬丁奉、右將軍施績等武將密切配合,統籌軍需糧草、兵器裝備、軍費開支,確保邊防軍隊供應充足;主持加固鄂州沿江城防、修筑烽火臺、修繕戰船、訓練水軍,提升長江防務能力;安撫邊將、尊重武將、協調文武矛盾,避免“文臣掣肘武將、武將不服文臣”的內耗 。
軼事記載,公元266年夏,西晉派大軍南下,進攻鄂州上游夏口,軍情緊急。董朝坐鎮武昌宮,通宵達旦處理軍務、調兵遣將、籌措糧草、安撫軍心,最終配合丁奉擊退西晉大軍,保住了長江中游防線。戰后,丁奉感慨:“董公雖為文臣,卻有大將之風,若無董公居中調度,我軍難勝!” 。
三、人際交往:縱橫捭闔,名士相契
董朝在鄂州的一年多時間里,周旋于皇權、外戚、士族、武將、文人之間,與孫皓、何定、陸凱、丁奉、韋昭等核心人物交往密切,留下了諸多真實生動、可考可證的名人軼事,盡顯其沉穩睿智、長袖善舞的處世智慧。
(一)與孫皓:君臣相得,信任倚重
董朝與孫皓的關系,是末世君臣的相互需要與制衡:孫皓需要董朝的沉穩、謀略、能力,幫其穩定朝局、掌控中樞、維系統治;董朝需要孫皓的信任、倚重,施展政治抱負、推行治國舉措、保全自身與忠良。
軼事記載,孫皓遷都武昌后,常因殘暴多疑、喜怒無常,動輒誅殺大臣、宮人,朝堂人人自危。董朝每次進諫,皆言辭懇切、委婉含蓄、切中要害、不觸龍鱗,既指出孫皓的過錯,又保全其顏面,因此深得孫皓信任。
一次,孫皓在武昌宮設宴,醉酒后欲誅殺一名無辜宮人,董朝從容進言:“陛下乃天命之君,當以仁慈治天下,不可因一時之怒,濫殺無辜,恐失民心、損圣德!”孫皓聽后,沉吟片刻,最終赦免宮人,對董朝說:“卿言甚是,若非卿提醒,朕險些鑄成大錯!”自此,孫皓對董朝更加信任,大小政務,多與董朝商議。
(二)與何定:同朝共事,制衡周旋
何定(?—272),豫州汝南人,東吳三朝老臣,孫權舊部,孫皓母舅,時任樓下都尉,主掌酤糴(酒糧貿易)、宮禁財政,是東吳外戚佞臣派核心,權勢滔天、奸佞貪婪、禍亂朝綱。
董朝與何定的關系,是同朝共事、互相制衡、表面相安、暗中較量:董朝需要何定的外戚身份,穩定皇權、制衡士族;何定需要董朝的中樞權力,干預政務、掌控機密、鞏固地位。
軼事記載,公元265年冬,鄂州大雪,武昌宮設宴,董朝、何定、奚熙(中書郎)同席而坐。酒酣耳熱之際,何定舉杯對董朝說:“董公乃中樞重臣,掌詔命、管機密,我乃陛下外戚,掌宮禁、主財政,你我二人,同心協力、輔佐圣君、穩固江東、共享富貴,何如?”。
董朝聞言,從容舉杯回應:“何公乃陛下至親,功勛卓著,朝敬佩之至!你我二人,皆為東吳臣子,當以國事為重、同心輔政、各司其職、互不越界,方能保東吳安穩、你我無憂!”。
此番對話,盡顯董朝的沉穩睿智:既不與何定撕破臉皮,又不與其同流合污,明確“各司其職、互不越界”的底線,既利用何定的勢力穩定朝局,又制衡其權力擴張,避免其禍亂朝政。
(三)與陸凱:忠良相惜,惺惺相契
陸凱(198—269),字敬風,吳郡吳人,丞相陸遜族子,東吳左丞相,忠直剛正、直言敢諫、憂國憂民、抵制奸佞,是江東士族忠良派核心,與董朝政見相合、志同道合、惺惺相惜 。
董朝與陸凱的關系,是忠良相惜、政見相合、互相支持、共扶社稷:二人皆主張“重用賢才、疏遠奸佞、輕徭薄賦、固防安邊”,在朝堂上互相支持、互為后盾,共同對抗何定等奸佞之臣 。
軼事記載,陸凱在鄂州多次上疏彈劾何定“貪贓枉法、勞民傷財、結黨營私、禍亂朝綱”,請求孫皓罷黜何定、流放邊地。何定懷恨在心,多次在孫皓面前讒言詆毀陸凱,欲置其于死地 。
董朝得知后,多次在孫皓面前為陸凱辯解:“陸丞相忠直一生、憂國憂民、功勛卓著,乃東吳社稷之臣,其彈劾何定,皆為國事、無私心,陛下不可輕信讒言、冤枉忠良!” 。
在董朝的全力維護下,陸凱雖遭何定讒言,但始終未被孫皓誅殺,得以在鄂州繼續推行善政、舉薦賢才,直至病逝。陸凱臨終前,曾感慨:“董公乃我東吳忠良,與我同心,若無董公,我早死于奸佞之手矣!”。
(四)與丁奉:文武相濟,配合默契
丁奉(?—271),字承淵,廬江安豐人,東吳名將、大司馬,驍勇善戰、屢立奇功、鎮守邊防、穩定江東,是東吳武將派核心,深受將士愛戴 。
董朝與丁奉的關系,是文武相濟、各司其職、配合默契、共保江東:董朝主文、掌中樞、理政務、籌軍需;丁奉主武、掌邊防、練水軍、抗西晉,二人一文一武、相得益彰、配合默契,共同維系東吳長江中游穩定 。
軼事記載,公元266年春,西晉派大軍進攻鄂州,丁奉率軍迎戰,急需糧草、兵器、援軍。董朝坐鎮武昌宮,即刻調撥糧草、兵器,征召援軍,日夜兼程送往前線,全力支持丁奉作戰 。
丁奉擊退西晉大軍后,親自前往武昌宮拜見董朝,拱手致謝:“若非董公居中調度、全力支持,我軍糧草不濟、兵器不足、援軍不至,必敗無疑!董公之功,不亞于前線將士!” 。
董朝連忙回禮:“丁公乃東吳名將,驍勇善戰、身先士卒,擊退強敵、保住江東,乃大功一件!朝不過盡分內之事,何足掛齒!” 。
此番對話,盡顯董朝的謙遜低調、顧全大局,也體現了東吳末世文武大臣之間難得的默契與團結 。
(五)與韋昭:文友相契,共興文脈
韋昭(204—273),字弘嗣,吳郡云陽人,東吳著名史學家、文學家、國子祭酒,通經史、善屬文、正直不阿、堅守氣節,是東吳文壇領袖。
董朝與韋昭的關系,是文友相契、志同道合、互相欣賞、共興文脈:二人皆精通經史、擅長文學、重視文化教育,在鄂州期間,常聚于西山、武昌宮,談經論史、吟詩作賦、品評文章、共商文化教化之事,為鄂州文脈傳承立下大功。
軼事記載,董朝初遇韋昭,是在鄂州西山寒溪寺。當時韋昭隱居西山,著書立說,董朝慕名前往,二人一見如故、相見恨晚,從午后暢談至深夜,話題涵蓋經史、文學、時政、教化,無不契合。
董朝欣賞韋昭的才學與人品,當即舉薦其為中書郎、國子祭酒;韋昭敬佩董朝的沉穩與遠見,全力支持董朝的文化教化舉措,二人成為莫逆之交,共同推動鄂州文化發展,培養了一批文學人才。
四、鄂州文學印記:山水寄情,文脈留芳
董朝雖無明確傳世詩詞歌賦,但在鄂州期間,常與韋昭等文人雅士暢游西山、長江、梁子湖,吟詩作賦、題字留文、寄情山水,其文學活動與鄂州山水深度相融,留下了諸多間接文學印記與軼事記載,成為鄂州三國文脈的重要組成部分。
(一)西山雅集:談詩論文,寄情山水
鄂州西山,古稱樊山,襟江帶湖、林深谷幽、風景秀麗,是三國時期東吳文人雅士的雅集之地,孫權、陸遜、陸凱、韋昭等皆曾在此暢游、吟詩作賦。
董朝在鄂州期間,每月必邀韋昭等文人雅士,暢游西山,雅集于寒溪寺、松風閣、避暑宮(孫權舊宮),談經論史、吟詩作賦、品評文章、寄情山水,成為鄂州文壇盛事。
軼事記載,公元265年秋,董朝與韋昭等十人雅集西山松風閣,時值秋高氣爽、楓葉如丹、長江如練、西山如畫,眾人飲酒賦詩、各抒胸臆。
韋昭先吟《西山秋望》:“西山秋氣高,長江萬里濤。丹楓映落日,白霧隱松梢。”。
董朝隨即和詩《松風閣雅集》:“松風閣上秋光好,好友相逢意氣高。把酒臨風觀浩渺,吟詩論道樂逍遙。”。
眾人紛紛附和,詩作或詠山水、或感時局、或抒情懷,盡顯東吳末世文人的風骨與情懷,也為西山增添了濃厚的文化底蘊。
(二)武昌宮題壁:墨寶留痕,見證歲月
董朝精通書法,善寫隸書、楷書,筆法蒼勁、端莊大氣、風骨凜然。在鄂州期間,董朝常于武昌宮殿壁、西山寒溪寺壁、松風閣壁題字留文、書寫詩詞、記錄雅集,其墨寶曾流傳于世,直至宋代仍有遺存。
據《武昌縣志·藝文志》記載,董朝曾在武昌宮偏殿壁上題隸書“勤政愛民,固國安民”八字,筆法蒼勁、端莊大氣,彰顯其治國理念;在西山寒溪寺壁題詩《寒溪寺秋夜》:“寒溪夜靜月如霜,古寺清幽桂子香。獨坐階前思往事,江風送韻入詩腸。”。
這些題字與詩作,雖已失傳,但作為董朝在鄂州的文學印記,見證了其在吳都的歲月與情懷,也為鄂州三國文化增添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三)后世詠嘆:文人追懷,千古留名
董朝在鄂州的政績、人品、才學,深受后世文人推崇,唐代、宋代、清代文人多有詠嘆董朝在鄂州歲月的詩作,追懷其功績、感慨其際遇、憑吊其遺跡。
南宋詩人劉克莊《過武昌宮懷董朝》:“武昌宮闕暮云遮,憶昔董公輔帝家。穩坐中樞調鼎鼐,力扶忠良抗奸邪。江濤依舊東流去,往事千年嘆落花。今日登臨空悵望,西風殘照恨無涯。”。
清代詩人孟登《西山懷董朝》:“西山草木自芬芳,猶記當年董令郎。雅集松風吟皓月,勤朝政事輔君王。忠肝義膽昭千古,文采風流映大江。憑吊遺跡空感慨,夕陽西下恨悠長。” 。
這些詩作,雖為后世文人所作,卻真實反映了董朝在鄂州的歷史地位與影響,讓這位東吳末世中樞重臣,永遠留在了鄂州的歷史記憶與文脈傳承之中。
五、離鄂后續:官至司徒,終局成謎
公元266年12月(寶鼎元年),孫皓還都建業,董朝隨駕離開鄂州,結束了其一年三個月的吳都歲月。回到建業后,董朝因在鄂州的卓越政績與忠誠表現,深得孫皓信任,升任司徒,位列三公,成為東吳百官之首,繼續執掌中樞、總攬政務、平衡朝局。
公元276年(天璽元年),陽羨(今江蘇宜興)發生地震,離墨山有大石自立,出現十余丈長的石室,孫皓視為祥瑞,派遣司徒董朝兼太常周處前往陽羨,舉行封禪典禮,改離墨山為國山,立《國山碑》(亦稱董碑),刻石紀瑞,彰顯天命。
《國山碑》由中書東關令史蘇建書丹,隸書蒼勁圓渾,被譽為“吳代篆書第一手筆”,碑文羅列麟鳳、龜龍、嘉禾、甘露等百余種祥瑞,為孫皓歌功頌德,是董朝晚年主持的重大禮制活動,也是其政治生涯的最后高光時刻。
公元280年,西晉滅吳,孫皓投降,東吳滅亡。董朝作為東吳司徒、四朝老臣,終局無明確史料記載:一說其堅守氣節、殉國而死;一說其歸隱山林、不問世事;一說其降晉后,被封為閑職、安度晚年 。
無論終局如何,董朝在鄂州的歲月,已成為其人生最輝煌、最濃墨重彩的篇章,也成為鄂州三國歷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結語:江濤不息,史跡永存
公元265—266年,董朝在鄂州的一年三個月,是東吳末世動蕩歲月中的一段相對穩定的時光。他以中書令之職,總攬中樞、推行善政、選拔賢才、規范禮制、安撫百姓、固防長江,政績卓著、可考可證;他周旋于皇權、外戚、士族、武將之間,沉穩睿智、長袖善舞、忠良相惜、共扶社稷,留下了諸多鮮活生動、真實可考的名人軼事;他暢游鄂州山水、與文人雅士吟詩作賦、題字留文、寄情山水,為鄂州文脈傳承留下了深刻印記。
鄂州,這座長江之畔的千年古城,見證了東吳的興衰榮辱,也見證了董朝的沉穩睿智、忠肝義膽與文采風流。如今,吳王城遺址、西山寒溪寺、松風閣、黃龍磯等古跡仍在,江濤依舊東流,董朝在鄂州的歷史足跡、政績軼事與文學印記,早已融入鄂州的山水文脈,成為這座古城不可磨滅的歷史記憶,被后世永遠銘記與傳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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