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其屎上雕花，不如卷點有用的

繼續填坑。4月2日《》列了5個有些作死的題目，最后一個是“當前基礎教育的最大問題是太簡單了”，只看題目本身感覺沒啥，之所以說“作死”，是因為小鎮將教育改革與性別關系和促進生育掛鉤。

最近20年，全球各國生育率都在暴跌，不論發展階段、文化背景、政府采取何種措施，都攔不住。既然不分國情普遍出現生育率下降，那一定存在某種超越國家的普遍因素，這也成為世界各國研究機構的焦點問題，但研究結果往往非常單調。

說到為什么生育率下降，比如針對中國，往往說是生育限制解除的太晚、現代化是最強的避孕藥，又或者認為是經濟不好、就業難、保障差等導致的。

由此直覺得出的政策建議基本是三板斧：增加生育津補貼、提供更多帶薪假期、免費提供育兒等公共服務等。這些招數很多國家已經用過了，短期見效后，生育率仍然止不住的持續下跌，到底怎樣才能讓國民肯生孩子，已經成為世界各國政府的普遍難題。

如果不認為生育是無法解決的難題，那么上述直覺得出的措施，很可能藥不對癥，否則怎么會作用如此有限呢？

小鎮說的極端點，這些建議更像是為了追求某種政治正確避開了最關鍵的問題，比如男女婚戀觀、生育觀的轉變，而這個轉變是如何導致的，才是應該認真研究的，不能老是靠直覺。

有一篇論文，給小鎮很大啟發。2025年9月半年刊《布魯金斯經濟活動論文集》刊登一篇論文，題目為《Policy Concerns in an Era of Low Fertility: The Role of Social Comparisons and Intensive Parenting》（中文《低生育率時代的政策考量：社會比較與密集型養育的作用》）。

《布魯金斯經濟活動論文集》含金量頗高，一年也只出2期，可以說是經濟學領域最懂公共政策的，反之也成立。而這篇論文由三位學者合著，其中一位德國學者名叫“Michèle Tertilt”，長期聚焦宏觀經濟學、人口學與發展經濟學的交叉領域，尤其側重家庭內部決策、性別不平等、生育選擇等議題，她推動將家庭作為宏觀分析核心單元，開創了家庭宏觀經濟學這一新領域。

她在2019年獲得德國最高科研獎“萊布尼茨獎”，這是全球公認僅次于諾貝爾獎的頂級獎項之一，大家可以類比中國的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

不過該獎項與諾貝爾獎不同之處在于，諾貝爾獎是對終身成就的表彰，而萊布尼茨獎更關注前瞻性科研。

這篇論文創新之處在于，建立了一個經濟模型來模擬家庭決策，并在全球范圍內進行了實證檢驗，最終結論是：父母為了不讓孩子輸在起跑線上，陷入教育軍備競賽，進而導致育兒成本急劇上升，最終促使家庭普遍選擇少生孩子。而在這篇論文之前，包括聯合國人口基金會等研究機構，已經總結驗證發放補貼、增加生育假、提供更多育兒支持對生育率的作用非常有限。

這篇論文跟小鎮的想法不謀而合，從科學研究角度為小鎮的思考提供了支撐。

小鎮也一直在思考是什么導致中國生育率如此之低，順帶想明白了一點：一個家庭在財產分配上“重男輕女”是符合經濟學基本原理，也更有利于子女找到婚配對象，從而延續整個家庭。

為什么這么說呢？

需要注意，從古至今，做出財產分配“重男輕女”的關鍵決策者恰恰是母親，是不能簡單以性別歧視定論的。從經濟角度就很容易理解了，假設一個家庭有一男一女兩個孩子，如果想延續家庭，就必須想辦法提高兩個孩子的婚配成功率，提供部分資產支持是必然的，關鍵是如何分配。

理性決策一定是兒子拿走更多的資產、女兒拿走一小部分甚至完全沒有，關鍵就在于“上嫁下娶”思維。

兒子拿到的資產越少，可選擇的婚配對象就越少；而女兒拿到的資產越多，就會要求男方比自己更強，也會導致可選擇的婚配對象大幅減少。放在當前也是如此，比如網絡上經常說的“優質大齡剩女”問題，為什么“優質”反而會不容易婚配，就在于女性傾向于“上嫁”，但自己條件高了，上哪找足夠多的更優質男性呢？注意，小鎮反對一切“剩男”“剩女”的說法，這不過是個人選擇，無論是主動還是被動。

這個道理就算獨生子女仍然適用，家庭條件好的女性，反而不容易婚嫁。大家不妨對照驗證下。

由此就得出了一個推測：不解決“上嫁下娶”的傳統思維，尤其不解決“上嫁”思維，就別指望生育率能顯著提高。畢竟中國非婚生子占比可以忽略，生孩子的前提就是結婚，這個道理小鎮在《》已經闡述過了。

在“上嫁”思維下，現在的中國麻煩就大了，當然這也是全世界普遍面臨的大麻煩，核心是高等教育。

有過相親經驗的應該知道，學歷是被考察的關鍵基礎條件，女方更傾向于要求男方高于或至少不低于自己的學歷，一名本科畢業的女生，很難接受大專或者高中學歷的男性，勉強接受也會要求男方在其他方面有更大的優勢。

然而當前教育和考試制度，對女性更為有利。比如中國，如果看高等教育在校生，男女比例基本均衡，但這是把成人本專科、專升本包含在內了，如果只看本科招生階段，女生占比長期高于男性，如2022年女生占比達63%。伊朗等國家也出現了高等教育階段，女性超過男性的現象。

女性接受更多教育，這當然是好事，但疊加“上嫁”思維，就不一樣了。意味著有相當一批女性，根本找不到學歷與自己相當或者更高的男性，就有會在其他方面對男性提出更高要求，能列入婚戀備選的男性人數大大縮水，最終結果是上嫁難、下娶也難。

而教育軍備競賽比如校外教培，也更有利于中等或偏下水平，畢竟能考上985或211的，跟學校教育關系不大，更取決于從小到大的學習習慣和同學之間的彼此激勵。而在中等偏下水平段，想考上大學最重要的就是認真不出錯，女性天然較男性更有優勢。

到這里，教育軍備競賽和“上嫁”思維疊加，已經對中國生育率帶來的重創。

還有更重磅的。

梳理全球各國年度生育率變化，會發現2007年開始，各國幾乎同時出現了生育率持續下降，就算推出一系列重磅刺激政策，也只能短期內拉升，根本無法逆轉大勢。

中國受生育政策調整影響，這一趨勢還不是很明顯，美國就非常突出了，2007年美國生育率達到小高點，一般生育率也就是每千名15歲到44歲女性生育69.3個孩子，之后一路下行，2025年的一般生育率降至53.1；還出現了年輕群體生育暴跌，30歲末女性的生育率首次超過20歲出頭女性，標志著美國生育模式迎來歷史性轉折。

其他高收入國家也普遍出現了類似美國的生育率下降趨勢，巧合的是，相對高點都是2007年前后；擴大范圍，觀察全球一百多個國家，生育率也基本在2007年前后達到小高點，然后就是一降再降。

2007年成了全人類生育率暴跌的關鍵年，這一年發生了什么呢？

這不能用2008年金融危機來解釋，因為就算避開金融危機沖擊的國家，生育率也照樣持續下跌，跟其他受金融危機沖擊的國家大體趨勢相近。

而且如果是金融危機，又如何解釋為什么年齡越小的，生育率下降越快？畢竟受金融危機影響更大的，并不是剛畢業的年輕人，雖然年輕人也會面臨就業難，但能獲得更多的家庭托底和政策臨時幫扶，年輕時生活成本也相對更低，最難的是35歲左右上有老下有小的夾心層。然而2007年之后，美國35到39歲群體的生育率反而逆勢上升9%，15到19歲暴跌71%。

小鎮把上述幾段話發給了AI，并詢問：你認為2007年發生了什么，導致全球普遍發生了上述生育率下降？

AI給出的答案，和小鎮猜想不謀而合：智能手機和社交媒體的普及。

小鎮得出這個猜測很簡單，現在網絡上男女性別對立極為嚴重，可只要回到現實世界，哪來的這么多性別矛盾？這種對立來自哪里？

相信很多讀者能夠想到幾個典型社交平臺，比如“某某書”之類，小鎮之前在《》分享過一件事，有孕婦在某短視頻平臺詢問懷孕需要注意什么，幾萬條留言達成的普遍共識是立刻卸載“某某書”，甚至卸載“某某書”已經成了產科醫囑之一，這些建議基本來自女性。

人的思想認知改變，遠遠跟不上技術和時代進化，以初代蘋果手機問世、Facebook開放注冊為標志，全人類被快速的推入移動互聯網時代，徹底重塑了全人類尤其年輕一代的社交方式、價值觀、時間分配。

要生育，得先結婚；想結婚，得先談戀愛；談戀愛雖然可以在線上進行，但任何線上交流都無法替代人與人在現實中的交互。

2007年之后，虛擬社交以更低的成本提供了更豐富的社交獎勵，屏幕使用時間激增，大大壓縮了線下社交和戀愛，短視頻、快節奏娛樂等等極大地豐富了人的精神生活，反觀男女談戀愛需要面對很多的挑戰和磨合，習慣了快節奏的輕松娛樂，對這些矛盾更缺乏耐心，這就間接降低了戀愛、婚配、生育需求。

社交媒體的出現，徹底重塑了社會比較。人的幸福更多來自相對而非絕對幸福，過去人與人的攀比集中在小范圍，然而數字時代，任何一個人都可以非常輕松的看到全球同齡人的生活方式，看到全世界少數富人過著怎樣的生活、又是如何給孩子提供充足的支持，高成本育兒的焦慮被無限放大。

這就跟開頭《布魯金斯經濟活動論文》對應上了。教育競賽抬高育兒成本，導致生育意愿下降，但在社交媒體時代之前，同樣卷教育，但那時別人很難知道其他人家到底怎么卷教育的。社交媒體出現后，在推送算法助推下，極少數人的高成本育兒方式，就被很多人誤以為是尋常，攀比的強度大增。

伴隨這一關鍵變量，2007年后全球經濟也發生巨大變化，歐洲、日本、韓國以及中國臺灣省等經濟體普遍陷入經濟和居民收入停滯，各經濟體為應對金融危機開啟大放水，導致生活成本尤其房價普遍快速上漲，經濟的不確定性、生活成本大增，讓人潛意識開始重新計算生育的成本收益，智能手機和社交媒體大大抬高了育兒的預期成本。

雪上加霜的是，全人類慢性病越來越嚴重，具體小鎮在《》已經談過了，中國當前以糖尿病為代表的慢性病尤為嚴重，已經占用了超過六成的醫保資金，越來越多人在中晚年帶病生存，而慢性病也在快速年輕化。

對生育帶來的惡果是，無論男女生殖能力都大幅下降，比如全球男子精子濃度在1973年到2018年平均下降約51.6%，2000年后下降速度加快至每年2.64%，而女性多囊卵巢綜合征也就是新改名的多內分泌代謝卵巢綜合征、子宮內膜異位癥等發病率也在上升。

不健康的生活作息、嚴重錯誤的減肥方式，進一步加劇了生育問題，現在不孕不育率已經高到令人震驚的地步。

上述種種體現了一個更底層的邏輯：社會迭代速度遠超人類認知調整，由此帶來一連串的社會問題。

人類的情感和決策系統，是幾百萬年慢慢演化而來的，主要適應小群體、慢節奏、高死亡率，短短不到20年，突然進入一個全球視野、低死亡率、高教育普及、虛擬社交、個人主義的新世界，大腦的獎勵系統和風險評估機制根本來不及調整。

不到一代人，生育就從一種根本不需要思考的本能，變成了一個需要充分思考的理性決策，理性一旦介入算賬，就會覺得不劃算，更不要說理性決策的很多基礎，就是建立在社交媒體信息基礎上，比如男女對立、超高育兒成本。

小鎮前不久還跟人聊過育兒成本問題，朋友說現在養一個孩子太費錢了，光一個愛好，一年就得花10萬塊。小鎮問花這10萬塊感覺有用嗎？朋友說感覺沒啥用，可別人家的孩子都上，自己的孩子也得去啊，現在就兩個愛好已經是精簡后的了。

小鎮還認識一位鄰居，她孩子才2歲，然而跟小鎮說現在已經會了300個漢字，準備在3歲前爭取達到小學三年級語文水平，要會3000個漢字，之后要送去走運動員路線。

育兒真的需要一年花這么多錢培訓愛好、參加輔導班嗎？真的需要在孩子大腦發育還遠不成熟的時候拔苗助長嗎？

小鎮個人不贊同，但也理解家長的焦慮，不管有沒有用，錢花了總歸對孩子有個交代。

所以，生育率低，經濟、就業、收入等不過是觸發性因素，更根本的是技術、文化、心理、認知等的深層重構。所以，全球各國發錢刺激生育的效果都非常有限，因為發錢治的只是窮的表面，解決不了認知和結構性的病根。

生育率低，有客觀物質原因，但當下更重要的是心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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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道就沒辦法了嗎？

還是有的，無論因為什么原因，最終導致生育意愿被極大壓制的突出問題，就在于：教育內卷導致的育兒成本大增，以及對男女性別觀、婚配觀的沖擊。

基于前面的分析，小鎮給出的辦法是：改革大學之前的基礎教育，大幅提升高中階段的知識點數量和深度，大幅強化數理化尤其數學的重要性，把高等數學、概率與統計、線性代數這三個大學基礎數學課程下放到高中，最好高考數學提高到200分，理工農醫類專業強制要求對應數學成績。

最大限度壓制校外培訓等無效內卷，自己能學會高數的數量少了很多，還能教別人會的就更少了，反正就算在清華大學，高等數學也是一道門檻了。

小鎮認為現在的教育改革走入歧途，雖然目的也是壓制校外培訓，但采取的做法是降低學習難度、考試變得更加靈活，這就大錯特錯了，正因為簡單，所以培訓才有用。

看看考研，就算有校外培訓，有多少人能通過培訓把考研數學成績提上去的？中學數學和高等數學是兩個層次，前者靠重復和細心，后者更考察智力和學習方法。

當無論怎么參加培訓也學不會高數的時候，自然就不去參加培訓了。

現在高中雖然相比初中學習難度大幅提升，但還是遠遠不夠，很多學校能夠在高二上學期就完成所有學習，之后就是漫長的應試訓練，這對學生個人和國家有什么意義？

等考上大學，基礎又太差，大學老師需要浪費一年時間去教學生高數等基礎課程；可中國多數學生，學習能力的巔峰就是高三，既然考上大學后能夠學習高數，憑什么高中就學不會？

最好知識點多到高三快高考了才能勉強學完，簡單復習一兩個月就直接參加高考，也不用屎上雕花，針對這么簡單的知識點想出各種扭曲的題目，大學數學下放后，難度自然就拉開了，會就是會、不會就是不會，區分度也就大了。

這也大大降低了細心、重復的價值，客觀上講，也就一定程度上平衡了男女教育。相配套的，大學專業也要進行大幅改革，文管類就按照社會需求設置，要大幅減少，很多學校開設的文管類專業，除了拿文憑還有什么用啊？

高中學習難度大增之后，順帶就促進了職高分流。未來的高中應該作為大學預備班，偏重于學術性教育，而職業學校要比現在的高中更簡單一些，把更多時間用于學習專業技能和實踐，而不是像現在這樣，去職業學校還是跟高中學類似的東西，目標也還是高考。

當然，這種改革如果僅僅局限在教育領域，面臨的阻力很大；可如果能夠跟生育乃至國家的延續掛鉤，那就大不一樣了。

隨著教育的深入改革，潛移默化的改變男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比重，更側重理工科的教育模式也有利于提高邏輯思考能力，最終促進生育率提高。最起碼，當本科招生階段，男女性別比例恢復平衡，上嫁思維的影響也就變小了。

也巧了，錢學森錢老在 30年前就提出過類似建議，他認為人的智力巔峰在20歲以上，因此需要縮短學制、提高教學難度，爭取14歲上大學、18歲碩士畢業。當然，錢老這標準實在太高了，只適合少數頂尖人才，不過把大學數學的基礎課程下放到高中，利國利民。

同樣是卷，與其屎上雕花，不如卷點有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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