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捷:從縣域發展角度構建中國自主的知識體系

2026年4月，習近平總書記就“義烏發展經驗”作出重要指示指出，義烏小商品闖出大市場、做成大產業，是因地制宜發展縣域經濟的成功實踐，強調要引導各地區立足自身資源稟賦，尊重基層和群眾首創精神，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實際的高質量發展之路。這一重要論述，不僅為新時代縣域經濟發展指明了實踐方向，更為從縣域發展角度構建中國自主的知識體系提供了根本遵循和方法論基石。縣域，這一延續兩千余年的基層治理單元，在“鄉土中國”向“城鄉中國”轉型的時代背景下，正成為提煉中國理論、回應中國問題的重要標識性概念。從縣域發展角度構建中國自主的知識體系，并非在農村發展學科下增設一個分支，而是要立足縣域這一最具中國特色的分析單元，以“因地制宜”為核心方法論，提煉標識性概念，發展原創性理論，回答好中國縣域發展的運行規律這一根本問題。

一、縣域：一個中國特色的標識性概念

構建中國自主的知識體系，首要在于提煉扎根中國實踐、西方知識體系所不具備的標識性概念。縣域正是這樣一個核心范疇。它不僅是行政區劃，更是融合制度、治理與空間的復合體，其深厚的歷史邏輯、獨特的比較優勢和豐富的實踐基礎，共同奠定了其作為自主知識體系標識性概念的地位。

從歷史邏輯看，縣制是中國制度文明中最為穩定的治理架構。自秦代確立郡縣制以來，縣作為最穩定的行政區劃單元已延續兩千余年，其高度穩定性深刻反映了國家治理的制度連續性。理解縣域，不能僅將其看作一級行政層級，更要看到其作為“制度－治理－空間”三重屬性交織的載體。正式的制度安排與非正式的鄉土網絡在此交匯，形成了行政科層與血緣、地緣紐帶相嵌套的治理結構。這種結構使縣域既具有落實國家意志的剛性，又具備吸納基層智慧的彈性。如果不理解縣域這一承古開今的歷史方位，就無法真正把握其發展的內在機理，也難以解釋為何諸多重大改革總是以縣域為試驗場。

從理論邏輯看，縣域是中國有別于西方的獨特分析單元。在西方學術傳統中，“城市－鄉村”二元對立根深蒂固，其分析尺度要么是宏觀的國家或區域，要么是微觀的社區或個體，缺乏一個兼具行政完整性、經濟統籌性與社會文化認同感的中間層級。西方區域經濟學雖然有“次區域”等概念，但通常以空間均衡和市場機制為內核，難以解釋中國縣域內“非城非鄉、亦城亦鄉”的復合型結構。在縣域尺度上，縣城、鄉鎮、村莊并非孤立發展，而是在縣級政府的統籌下，通過產業關聯、要素流動和公共服務共享，形成一個功能互補、協同演化的有機整體。這正是西方理論“中層概念不足”困境的體現：以個體理性和市場單一機制為基礎的范式，難以充分揭示由行政統籌、鄉土邏輯、多元產業與空間結構等嵌套而成的“縣”如何作為一個整體單元運行。

從實踐邏輯看，改革開放以來，縣域發展的豐富性早已超出既有理論框架，其成功實踐深刻詮釋了因地制宜的方法論偉力。其精髓在于，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唯一模式，而在于每個縣能否精準識別并創造性轉化自身的比較優勢。習近平總書記總結的“義烏發展經驗”，正是因地制宜發展縣域經濟的典型案例。義烏雖然自然資源匱乏、工業基礎薄弱，卻憑著對市場規律的尊重與群眾首創精神的激發，在“無中生有”中造就了全球最大的小商品市場，其本質是立足人的流動網絡與創業精神這一獨特稟賦，走出了一條商貿驅動型的興縣之路。縣域發展的多樣性，也為發展一般性理論提供了絕佳樣本。以縣為資源配置和政策實施的基本單元，在縣級統籌下實現經濟、社會、生態目標的協同，探索出一條適合本地資源稟賦、最能激發內生動力的路徑，在實踐中表現出顯著的制度優勢。

二、因地制宜：從縣域發展角度構建中國自主的知識體系的核心要義

從縣域發展角度構建中國自主的知識體系，核心和靈魂在于“自主”，而非簡單的學術本土化；其方法論的核心在于“因地制宜”，而非機械套用某一種理論模型。這意味著，中國縣域發展學是研究中國縣域發展運行規律的科學，它既要把握人類社會城鄉發展的一般規律，更要聚焦中國國情，揭示中國縣域發展的特殊規律。從縣域發展角度構建中國自主的知識體系，貴在自主，重在因地制宜。長期以來，不少研究滿足于以中國縣域數據驗證西方理論預設，用復雜的計量模型替代對實踐中真實運行機制的追問。“義烏發展經驗”說明必然存在一些條件，這些條件是西方既有理論從未考慮卻在中國實踐中關乎成敗的核心變量。從縣域發展角度構建中國自主的知識體系，必須在方法論上實現從“以中國經驗驗證西方理論”向“用中國道理總結中國經驗，把中國經驗提升為中國理論”的躍升，從側重變量間的數量關系走向兼重系統內的運行機制。

因地制宜，是從縣域發展角度構建中國自主的知識體系對發展規律的深刻尊重與主動運用。第一，因地制宜意味著對主體性的尊重。它要求學者從精神上實現獨立自主，不自縛于西方理論的教條，也不滿足于對政策文件的簡單注解，而是立足中國縣域發展的歷史傳承、制度背景與豐富實踐，提煉自己的標識性概念和理論邏輯。第二，因地制宜意味著對差異性的包容。中國兩千多個縣（市、區），自然稟賦、區位條件、產業基礎、文化傳統千差萬別。這決定了其知識體系必須是開放的、包容的，能夠為多元化的實踐提供解釋框架，而不能是封閉的、排他的單一模型。第三，因地制宜意味著對過程的強調。它指向“立足稟賦－激發首創－改革創新－久久為功”的縣域發展完整邏輯鏈，追求的是探索出符合各自實際的高質量發展之路，而非追求一個統一的量化標準。

從縣域發展角度構建中國自主的知識體系，需要建立清晰的學理層次，提煉落地的標識性概念，并圍繞“因地制宜”的方法論主線，構建多維、系統的理論框架。參照朱信凱（2025）提出的三農學“結構－歷史－機制”三層學理體系，縣域發展學同樣需要明確區分不同層次的學理內容及其相應的研究范式，形成層次分明、有機統一的理論體系。一是結構層次的學理內容，旨在揭示縣域發展的本質屬性與運行規律，形成關于中國縣域實踐經驗的理論化與系統化的概括，其理論創新主要體現為對中國縣域發展經驗的系統化提煉，形成能夠超越個案、具有普遍解釋力的理論命題。二是歷史層次的學理內容，旨在明確中國縣域發展的歷史方位與變遷脈絡，主要是比較歷史分析與長時段制度變遷研究，通過揭示縣域發展路徑的形成邏輯，為因地制宜的方法論提供歷史依據。三是機制層次的學理內容，是支撐結構層次與歷史層次判斷的具體因果鏈條與微觀基礎。它回答“因地制宜”何以轉化為實際發展績效的中間機制，這與當前主流的實證研究方法高度兼容。研究方法包括計量分析、案例研究、田野調查等，這些與當前農經學科的研究方法具有一致性。

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鄉村發現轉自：《中國農村經濟》2026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