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動智庫 | 美國戰爭部生成式AI軍事化應用的政策演進與戰略意圖研究

2025年12月至2026年5月間，美國生成式人AI軍事化應用迎來了前所未有的加速期。從集成化AI平臺的推出，到超過十萬個“數字化士兵”的部署，再到出臺“AI優先”的戰略，美軍在短短半年內完成了從技術引入、平臺部署到體系嵌入的制度性跨越。這一進程并非單純的技術升級，而是一場以算法為核心的戰爭。正如美國戰爭部部長皮特·赫格塞斯所宣稱：“我們正將所有籌碼押在人工智能上。”

當前，生成式AI已被美國戰爭部定位為“重新定義未來10年軍事事務性質的核心變量”。系統考察美國戰爭部生成式AI軍事化應用的政策演進脈絡與深層戰略意圖，有助于把握智能化戰爭形態演進的趨勢與規律，為我軍事智能化發展提供有益的參照與借鑒。

一、美生成式AI軍事化的政策演進

美國戰爭部生成式AI軍事化應用的推進，大體經歷了三個階段：平臺部署階段、法律授權與制度建構階段、戰略升級與體系嵌入階段。這一演進呈現出一條清晰的從“先引入后規范”到“先制度后嵌入”的路徑轉換。

（一）平臺部署階段（2025年12月）：從商業能力到軍事工具的跨越

2025年12月9日，美國戰爭部正式推出GenAI.mil平臺，這是美軍歷史上首次將商業級生成式AI技術大規模部署至整個國防體系。首批接入的是谷歌云定制的Gemini for Government模型，該系統獲得了戰爭部“影響等級5”的安全認證，可處理受控非密信息。平臺全面覆蓋五角大樓及全球美軍基地的所有桌面終端，面向戰爭部約300萬軍事人員、文職雇員及承包商開放使用，支持自然語言對話、檢索增強生成等功能。同年12月22日，戰爭部進一步與x達成協議，將Grok系統整合進該平臺。

這一階段的顯著特征在于“商業先行”。然而，大規模部署商業AI模型的背后，是一系列長期存在的體制性障礙。蘭德公司2025年7月發布的報告便已指出，美軍在生成式AI采購與應用方面面臨著戰略缺失、流程僵化、組織協同不足等根本性問題。平臺推出雖快，但若無相應的制度跟進，大規模軍事化應用的可持續性將受到嚴重制約。

（二）法律授權與制度建構階段（2025年9月—2026年初）：從無序探索到規范約束

在GenAI.mil平臺部署前后，國會立法和行政指令迅速跟進，為生成式AI的軍事化應用搭建了制度框架。2025年9月，美國眾議院通過《2026財年國防授權法》，首次為國防部AI技術建立“軟件物料清單”制度，同時授權五角大樓創建12個生成式人工智能項目，重點增強網絡威脅情報收集與分析能力。同年12月，《2026財年國防授權法》最終通過，該法案在法定政策層面將人工智能和自主技術嵌入一系列國防計劃和倡議，作為戰爭部優先事項。此外，美國陸軍2025年升級其生成式AI政策，聚焦受控非密信息合規要求，明確禁止大模型處理士兵個人信息、作戰部署計劃等敏感數據，并依托陸軍企業級大模型工作區構建起安全可控的使用環境。

值得關注的是，在這一階段，美國各軍種和軍內組織針對不同場景制定差異化使用規則，如空軍在其人工智能戰略中加入了“對抗性環境下的模型穩定性”條款，要求大模型在遭受電磁干擾、網絡攻擊時仍能保持核心功能正常運轉。這一階段的制度建構雖然仍在進行中，但其核心邏輯已清晰可見：在承認生成式AI巨大潛力的同時，試圖通過多層次、差異化的規范體系來約束其軍事化邊界。

（三）戰略升級與體系嵌入階段（2026年1月—5月）：從技術先行到頂層牽引

經過前期平臺部署和法律授權的“鋪墊期”之后，2026年初美國戰爭部發布的《人工智能加速戰略》，標志著生成式AI軍事化應用正式進入頂層戰略驅動的新階段。樹立了“AI優先”的戰略導向，提出以“戰時速度”推進AI整合，確立了“速度制勝”“模型對齊”“障礙清除”等六大創新機制。

在項目落地層面，該戰略明確提出了7個引領性項目。在作戰領域，“蜂群鍛造”項目整合精英作戰部隊與技術開發者資源尋求新戰法迭代升級；“代理網絡”項目推動AI代理從戰役規劃到殺傷鏈執行的全流程應用；“安德鑄造廠”（亦譯“終結者熔爐”）項目聚焦AI賦能模擬訓練能力建設。在情報領域，“開放兵工廠”項目將情報向作戰能力的轉化周期從“以年計”壓縮至“以小時計”，“格蘭特”項目推動威懾模式向可評估、可解釋的動態模式轉變。在機構管理領域，“GenAI.mil”項目打破人工智能使用的層級限制，“企業代理”項目則瞄準構建快速安全的AI部署策略，實現工作流程智能化重塑。

在戰略升級的牽引下，生成式AI的軍事嵌入迅速進入規模化階段。2026年4月至5月，美軍通過GenAI.mil平臺部署了超過10萬個AI智能體（AI Agents），這些“數字化士兵”全天候運行在美軍最新的作戰數據平臺上。與此同時，美軍當年在人工智能、云計算及網絡安全項目的投入已超過320億美元，其中四家主要AI企業各獲得200萬美元撥款，用于開發具備“具代理能力”的AI系統。

二、美生成式AI軍事化的戰略意圖

表面上看，美國戰爭部推動生成式AI軍事化應用的目標是提升作戰效率、優化決策流程。然而，在“AI優先”的戰略重構人機關系本質、締造“算法霸權”、鑄造“數字軍工復合體”以驅動整個國家創新體系的軍事化轉向。

（一）從“工具性賦能”到“認知性重塑”

美軍此前對人工智能的定位，大體停留在“戰術工具”層面，意在輔助人類完成特定任務。然而，隨著生成式AI平臺的大規模部署和10萬個AI智能體的實戰嵌入，戰爭部對AI的定位已發生根本性轉變——從“戰術工具”提升為“戰略決策伙伴”。這一轉變的本質，是AI從“輔助人類決策的工具”演進為“塑造決策環境的認知性行為者”。

正如美國國防大學的研究所指出，部署在戰爭部網絡中的AI系統日益發揮著認知性行動者的功能，它們決定哪些數據是可行且有價值的，哪些模式應被優先考慮，以及如何向指揮官呈現可操作的選項。在這種新型人機關系下，決策優勢已經不再主要來自更好的傳感器或更快的武器，而是源于對決策環境本身的控制權。這意味著，生成式AI軍事化應用不是簡單地在現有作戰流程中嵌入新技術，而是通過AI的認知介入重構整個軍事決策的權力結構。

（二）從“技術優勢”到“算法霸權”

2026年初的《人工智能加速戰略》明確提出了“行動不夠迅速的風險大于方向不完全一致的風險”的準則。這種“速度至上”的理念體現了美“算法霸權”關乎未來戰爭勝負的思想。2026年5月美軍公開報道中提到的“算法霸權”一詞，揭示了未來的戰略競爭將較少由離散的武器平臺塑造，而更多地由AI生態系統塑造，AI領導力既是內部力量倍增器，也是外部信號機制。

在這一邏輯下，美軍不僅在研發和部署生成式AI能力，更在試圖掌握戰爭算法規則的制定權。這種對“算法霸權”的追求，超越了傳統軍事競爭中“技術代差”的范疇，進入了在認知域和信息域建立結構性主導地位的新階段。

（三）從“傳統軍工”到“數字軍工復合體”

生成式AI軍事化應用進程是硅谷科技巨頭與傳統軍工體系的深度融合。從2018年谷歌員工對參與Project Maven的成功抗議，到2025年Meta、OpenAI、Google、x等企業競相獲得國防合同，再到GenAI.mil平臺同時整合多家商業AI模型，美國已形成一個“數字軍工復合體”的新型創新生態系統。

這一新復合體的形成至少包含三重戰略意圖：其一，將硅谷的算法創新能力和人才資源直接納入國防體系，解決傳統軍工體系在AI領域的結構性短板；其二，通過大規模的國防采購為美國AI產業提供持續的商業變現通道，構建以國防需求驅動的AI創新循環；其三，在更根本的層面，將整個國家的人工智能創新生態與國家戰略安全深度綁定，使AI技術的每一次進步都自然而然地轉化為軍事能力的提升。戰爭部負責研發的副部長埃米爾·邁克爾的一句“AI霸權競賽沒有亞軍”一語道破了這一戰略意圖的緊迫性與排他性。

三、美生成式AI軍事化全球安全影響

美國戰爭部在生成式人工智能領域的高速推進，正在從三個維度深刻重塑全球安全格局。

第一，加速智能戰爭的范式重構。生成式AI大規模軍事部署正改變戰爭底層邏輯。當AI開始承擔情報分析、方案推演、目標識別甚至部分決策功能時，戰場OODA循環發生質變，戰爭形態正在從“人力密集型”向“算力密集型”遷移。當然，這并不意味著人類將完全退出決策鏈條，美軍在治理層面仍堅守“人在回路”原則，嚴控武器打擊決策權限。然而，當AI系統成為“決策環境”的塑造者和信息過濾的主導者，人類在指揮鏈條中的實際控制能力正面臨挑戰。

第二，加劇大國人工智能軍備競賽。美國戰爭部以“戰時速度”推進AI軍事化的做法，已經在全球范圍內產生了強烈的示范效應和競爭壓力。多個國家行為體正在加速推進“智能化戰爭”概念，這給美軍自身也帶來了加速采用和部署AI的持續壓力。隨之而來的，不僅是常規意義上的技術競爭，更涉及人工智能倫理準則、國際治理規則乃至戰爭法框架等深層次制度競爭。如何防止生成式AI軍事化應用走向失控，已成亟須面對的重大課題。

第三，引發人機協同與算法治理的深層挑戰。值得注意的是，美軍在加速推進AI軍事應用的同時，也在同步強化治理框架建設。從各軍種出臺針對性的AI使用指南，到戰爭部層面推行“負責任的人工智能”框架與工具包，再到國會立法要求建立跨職能團隊進行模型評估與監督，美軍試圖在“加速”與“可控”之間尋找平衡。然而，這種平衡能否維持，AI的軍事應用是否會在“戰時速度”的驅動下突破治理邊界，仍然是充滿不確定性的問題。超10萬個AI智能體的規模化部署正在將其從理想實驗推向真實戰場。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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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為開源文獻，由軍融國動智庫研究人員編譯/寫，僅代表個人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