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的痕跡：巴勒斯坦女藝術家展示她們的藝術作品

作 者： Aseel Jundi

編譯者：Mey

文章來源：https://www.jerusalemstory.com/en/blog/traces-presence-palestinian-female-artists-show-their-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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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耶路撒冷舉行的女性主導藝術展《存在的痕跡》，將記憶視為一片動態的空間——它不停留于過去，而是持續塑造當下。每一道痕跡，無論多么短暫，都蘊藏著重啟時光的深刻力量：將往昔與當下相連，喚回那些從未真正離去的事物。它們通過場所、聲音與氣味，棲居于"存在"的殘跡之中，深植于我們生命里。

這些黑字白底的文字，懸掛在耶路撒冷扎al-Zahra大街的巴勒斯坦藝術庭院——al-Hoash——入口處，為觀眾開啟《存在的痕跡》藝術展的哲思之門。展覽匯聚了八位巴勒斯坦女性藝術家的作品，她們來自東耶路撒冷及其他被占領土。這些作品將在展廳持續展出一個月。

一道痕跡……蘊藏著重啟時光的深刻力量。

《耶路撒冷故事》團隊參加了展覽開幕式。本次展覽由耶路撒冷當地的巴勒斯坦藝術團體“Eitar”策劃，al-Hoash主辦。團隊穿行于展廳之間，其燈光設計與展品的深厚內涵令人印象深刻。

理解花朵如何經歷失去

年輕的耶路撒冷藝術家Sujood Abu Rmeileh創作了一件尤為引人注目的作品，題為《康乃馨褪色了嗎？》。創作靈感來源于她在瀏覽社交媒體時偶然看到的一張照片。作品展現了人們在加沙的廢墟中售賣鮮花的場景。

Sujood Abu Rmeileh站在她的作品《康乃馨褪色了嗎？》旁，該作品在耶路撒冷《存在的痕跡》展覽中展出。

在與《耶路撒冷故事》的交談中，Sujood解釋說，那張照片最初因其美感吸引了她的注意，促使她進一步研究。她發現，加沙曾一度是巴勒斯坦主要的鮮花出口地之一。她也了解到，與花卉種植相關的一切都已因戰爭而消失。隨后，她停頓下來，捫心自問：“與過去兩年間逝去的生命相比，失去花朵的價值又何在呢？”

由此，作品的視角發生了轉變。Sujood開始提出她所描述的哲學性追問：當培育者已逝，水龍頭卻兀自開著，花朵會作何感受？花瓣會枯萎，葉子會干涸嗎？花莖會萎縮，根系會腐爛嗎？抑或是，花朵會踏上尋覓照料者的旅程，在缺席的悲慟中為自己澆水，肩負起擁抱那人的責任——無論其是生是死？那么，康乃馨與玫瑰的顏色，又變成了怎樣？

當培育者已逝，花朵會作何感受？

Sujood選擇在五米長的透明包花尼龍上作畫。她回憶創作時的體驗說道：“我作畫的材質極為脆弱，正如我試圖傳遞給我所繪的康乃馨及其根須的情感一樣脆弱。”她補充道：“經過我的研究，我發現康乃馨是加沙巴勒斯坦人最喜愛的花卉，因為它們能適應所有環境。我將它們視為加沙人民的寫照——他們能夠適應任何境遇。”

作品中不見人影，Sujood認為“人”是缺席的。根須試圖填補這片空白，或是在尋找人的蹤跡，又或許，它們也已死去。“這件作品不提供答案，它只提出問題。”

“在查閱了關于加沙從北部的貝特拉希亞到南部的拉法各地花卉種植的檔案資料后，我試圖去理解，失去對植物而言意味著什么，” Sujood如此透露。

閱讀視覺痕跡的信號

《耶路撒冷故事》團隊將目光從這件懸掛于天花板、垂落至地面并在畫廊一面墻壁上投下倒影的透明藝術品，轉向了Haya Qa‘war的作品《我穿行于小鎮》。該作品聚焦耶路撒冷老城中手寫與手繪的商鋪招牌，將其解讀為持續棲居于這片土地的日常視覺痕跡。

Haya Qa‘war站在她的作品《我穿行于小鎮》旁，該作品在耶路撒冷巴勒斯坦藝術庭院的一側畫廊墻壁上展出。

這位來自海法市的藝術家，將視覺記錄與口述敘事相結合，通過那些常被路人忽略的細微之處，揭示出代際傳承的影響。

“老城中僅存的手工招牌已經為數不多了，當我穿梭于街巷時，它們吸引了我的目光，” Haya解釋道，“我想講述這些店鋪及其招牌的故事，將它們匯集成一本小冊子，成為一扇窺見老城的窗口——窺見那些因速度、消費主義和持續不斷的抹除嘗試而瀕臨消失的、親密的集體關系。

“我想講述這些店鋪和它們的招牌的故事。”

——耶路撒冷藝術家 Haya Qa‘war

Haya補充道，她將自己的作品視為一種邀請，邀請來到老城的游客駐足凝視、用心體察，并與這片土地及其人民重建起一種更為親近的關系。

在玻璃中映照出巴勒斯坦記憶

另一位耶路撒冷藝術家Nawal Amer的作品題為《白色的透明》。觀展者無不被展場一角那襲白色婚紗所震撼。更令人稱奇的是，這件婚紗上綴滿了玻璃——這正是Nawal大學時專攻的專業領域，她曾主修玻璃與陶瓷設計。

Nawal Amer微笑著站在她的作品《白色的透明》旁，這件白色婚紗安裝在巴勒斯坦藝術庭院展覽空間的一角。

Nawal Amer的作品《白色的透明》中精妙玻璃工藝的特寫。

談及自己的作品時，她解釋道，在巴勒斯坦人的婚禮中，婚紗不僅僅是慶祝的物件，更是承載著失落與缺席的集體記憶的容器。基于這一視角，她說：“我從1940年至1967年間我家族中女性所穿的婚紗設計中汲取靈感，將它們轉化為一個讓多重敘事交織其中的時間性裝置。”

關于將玻璃融入婚紗的做法，Nawal分享道，乍看之下，這件婚紗完整無缺，似乎隨時可以穿上身。但細看之下，完整與破碎之間的內在張力便浮現出來——微小的玻璃碎片遍布其表面，這并非為了裝飾，而是一種映照巴勒斯坦記憶本身的概念性結構。

Nawal認為，玻璃既堅固又脆弱，易于碎裂。這種脆弱的堅固性，折射出一種對于組破碎之物進行重組的持續嘗試。

Nawal解釋道，婚紗上嵌入的玻璃所呈現出的起伏并非出于裝飾，而是有意為之，每一處起伏都代表一位新娘和她獨特的故事。她指出，許多新娘因戰爭、流離失所或失去至親，未能全然沉浸于屬于自己的幸福時刻。

這件鑲嵌玻璃的婚紗耗時四個月完成，這位耶路撒冷藝術家致力于確保玻璃在她的作品中不僅作為材料存在，更升華為一種藝術形式。

將情感織入布料

在婚紗旁，時裝設計師Dana Idris展示了她的作品《長存之物》。Dana將布料拆解，再用母親遺物中的衣物重新拼合，創作出這些引人沉思的紀念性作品。她的母親是在與癌癥抗爭后離世的。

在巴勒斯坦藝術庭院展出的Dana Idris的解構織物藝術作品。

這件作品的創作初衷極為個人化，Dana分享道，她試圖通過它傳達母親逝世一年后的情感。她補充說，作品探討了衣物一旦與曾穿著它的身體分離后所承載的意義，并刻意以解構的方式呈現這些布片，以此訴說她將情感編織其中的嘗試。

這件作品給藝術家留下了一個縈繞心頭的問題：“如果我能在一件僅獻給母親的作品中哀悼她，我們又該如何哀悼那無數逝去的殉難者呢？”

“我們該如何哀悼那無數逝去的殉難者？”

——Dana Idris，耶路撒冷藝術家

算法掌控的信息流

Hiba Sbeih是另一位在展覽中展示作品的耶路撒冷藝術家。她的裝置作品將巴勒斯坦記憶構想為一個由微小數據單元構建的數字世界。這些單元受變幻的算法支配，算法控制著信息的流動：將其重組、遮蔽或逐漸扭曲。隨著觀看角度或光線強度的變化，場景發生偏移，使得任何試圖進行固定或穩定解讀的努力都歸于瓦解。

《存在的痕跡》展會上，Hiba Sbeih站在她站在的裝置藝術前。

據Hiba所述：“觀眾會發現自己面對一種令人迷失方向的視覺體驗，這類似于試圖把握一段隨時間推移而被悄然重塑的歷史——一種不穩定的記憶，以及一個同時在形成與解構中的身份。這件作品并非記錄記憶，而是映射了記憶那流變且不完整的狀態。”

“某物的殘留”

在參觀展覽后，《耶路撒冷故事》與“Eitar”的創始人之一Alaa Badran進行了交談。他解釋道，本次展覽源于一個藝術家駐留項目——該項目是專為應屆畢業生和藝術學生設計的活動，同類已經舉辦過兩個。

在駐留期間，參與的藝術家會參加工坊和講座，隨后圍繞一個共同主題進行創作，最終籌備集體展覽。

今年的主題，核心是圍繞“某物的殘留”這一概念展開。

訪客們在巴勒斯坦藝術庭院觀看《存在的痕跡》藝術展。

Alaa強調了為新興藝術家提供空間和支持的機構的重要性，并說他們與巴勒斯坦藝術庭院的合作始于一年前。

巴勒斯坦藝術庭院董事會主席Rwan Sharaf透露，本次展覽是四年前與“Eitar”建立關系的成果。當時，該團體的成立是旨在為藝術家創造一個共同創作和交流的共享空間。她解釋說，在藝術庭院接待“Eitar”，既是一種合作關系，也是一種服務支持。

在巴勒斯坦藝術庭院接待Eitar團體，既是一種合作，也是一種服務支持。

談及此類展覽為藝術中心帶來的附加價值時，Rwan肯定地表示，每一場藝術活動，無論規模大小，都是對耶路撒冷的重要貢獻。她強調，在這座城市正面臨最激烈的抹除企圖之時，這些文化行動對于保護這座城市、其文化及其作為巴勒斯坦城市的存在，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她補充說，青年團體找到開展工作、激發文化意識和批判性思維的方式至關重要，并指出，“這本身對我們而言就是一種增益，無論是對巴勒斯坦身份的個人維度還是集體維度，以及對于理解我們在此語境下的存在，都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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