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日美防衛合作新指針》，日本利用美國縱容，夾帶多少私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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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美國依據“世界新秩序構想”戰略，把“地區不安定因素”劃定在中東和遠東兩塊地域，設想在不久的未來可能發生第二次“海灣戰爭”或“朝鮮戰爭”，因而拋出一份《東亞戰略報告》，建議日本政府對《日美安保條約》予以“新的定義”。

1、《日美防衛合作新指針》的出籠

1996年4月，克林頓訪日，與橋本龍太郎發表《日美安全保障共同宣言》，決定修改日美防衛合作的指導方針，將“日本有事”擴展為“日本周邊有事”，將“保障日本本土安全”擴展到對付亞太地區的“不穩定、不確定因素”。于是，日本政府未經國會的批準就開始了運作。

1997年9月23日，《日美防衛合作新指針》出籠，規定了一系列與現今憲法有悖的軍事戰略指導方針。隨之，《周邊事態法》、《自衛隊改正案》及《物品役務相互提供協定》(簡稱ACSA改定案)正式出臺。表明了日本政府決心放棄“專守防衛”的舊日美安保體系，積極追隨美國之后，以“地域干涉”的日美軍事合作姿態凌駕于亞洲之上，向軍事大國邁進。

人們知道，1951年日美之間簽訂了一紙《日美安保條約》，其中心一是局限在“日本有事”的“共同防衛”；二是為美軍提供軍事基地。是時，正值冷戰形成時期，它的目標是指向蘇聯、中國等社會主義陣營自不待言。

1960年，岸信介內閣修改了《日美安保條約》，仍沒有跳出“日本有事”和“專守防衛”的框架，這也是世人共識的。后來，隨著蘇聯與東歐解體，冷戰結束，失去目標的日美安保條約理應失去意義而予以撤廢。然而，由于世界政治格局的變化，特別是海灣戰爭爆發后，美國布什政權提出了“世界新秩序構想”的戰略，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把“地區不安定因素”視作比以往“蘇聯威脅”更為關注的重點。

在歐洲，美國聯同北約打著消除“不穩定因素”的旗號，不斷東擴，到處插手，肆意干涉地域爭端甚至他國內政。諸如插手安哥拉，染指波黑戰爭，轟炸科索沃等等，力圖以唯超級大國的姿態和實力維持世界一級化的格局。在亞洲，美國主要的戰略目標則盯在朝鮮半島和臺灣問題上。而它在亞洲的同盟伙伴只有日本最為“忠實可靠”。

戰后以來，日本始終是唯美國馬首是瞻的小兄弟。所以，為了服從美國“世界新秩序”戰略，《日美安保條約》不僅沒有廢棄，還賦予了它新的定義和內容。換句話說，新指針及相關法案就是美國北約戰略的“亞洲版”。

在日本，隨著國際政治格局的變化以及國內日甚一日的政治右傾化趨勢，朝野上下不斷涌現出一批改憲派及“新國家主義派”。

他們以追隨美國為目的，積極主動地順應美國的戰略目標。同時，他們也有自己的小算盤，那就是借助美國的軍事力量，乘機增加軍費開支，擴充軍備，強化自衛隊的軍事實力，進而向政治及軍事大國的目標邁進。為此，他們利用朝鮮發射衛星越過日本上空等事件，故意夸大朝鮮半島的“危機”，人為地制造各種危言；強調“地區不安定因素”，煽動修改“和平憲法”，修改自衛隊“專守防衛”的原則，變內向型為外向型，變“國土防衛型’為“地域干預型”，從而建立起日美聯合干涉包括臺灣在內等亞洲事務的軍事合作關系，還將這種合作美其名曰“軍事貢獻論”。

就這樣，美國的亞洲戰略同日本執政當局的“軍事貢獻論”默契地結合起來，終于促成了“新指針及相關法案”的出臺。

2、《日美防衛合作新指針》的實質

《日美防衛合作新指針》的中心實質是改變原《日美安保條約》的宗旨，打破“專守防衛”的限界，并規定了以下幾點顯然有悖于日本和平憲法的軍事戰略指導方針:

一是規定了“周邊事態”這一概念，即“對日本的和平與安全給予重要影響的事態”，并將“周邊事態”作為日美安保協力的重點;
二是賦予日本自衛隊前所未有的軍事任務，即對美軍進行“后方地域支援”，其實質是突破了憲法規定不準自衛隊走出家門的禁區;
三是設立“日美共同司令部”等機構，以“維持日常的密切協作”。

該機構除自衛隊參加外，還吸收日本政府有關部門參加;四是規定了必要時有“調動地方、公共團體的權限，利用其能力及民間能力”以及“使用(民間)機場及海港”的方針。規定企事業單位和個人應盡的“協力”義務。

遵循這一《新指針》，《周邊事態法》、《自衛隊法改正案》及《ACSA改定案》便以立法的形式更具體、詳細地把《新指針》規定的“日美防衛合作”的內容和要求肯定下來，并經國會通過正式實施。

其中，《周邊事態法》是三項法案的中心，計十二條及附則，它的要點有以下幾點:

(一)確定了“周邊事態”的定義及日本政府、自衛隊等必須采取的“對應措置”。

該法規定，“周邊事態”是:

在我國周邊地域對我國和平及安全給予重要影響的事態。(第一條)

按照這一定義，當“周邊事態”發生之際:

政府應迅速而適當地采取后方地域支援、地域搜索救助活動、船舶檢查活動等對應周邊事態的措置(略稱對應措置)，以確保我國的和平和安全。(第二條)

其中，關于“后方地域支援”，該法解釋為:

周邊事態之際，為達成日本與美國之間相互協力及實現安保條約的目的，我國在后方地域對美國軍隊的活動提供物品及勞務，給予方便及其他支援措置。(第三條一款)

關于“后方地域搜索救助活動”，該法解釋是:

在周邊事態中進行戰斗行為時，開展搜索和救助遇難的戰斗參加者的活動，包括運送被救助者。(第三條二款)

關于“船舶檢查”，該法指定:

基于聯合國安理會案的決議，檢查船舶的裝載物及目的，必要時可以要求被檢查船只變更航路、目的港或目的地。(可在)我國領海或我國周邊的公海實施。(第三條三款)

關于“后方地域”的概念，該法規定:

經認定未有戰斗行為的我國周邊公海或者上空。(第三條四款)

(二)制定了“周邊事態”發生之際，準許自衛隊展開的三類軍事行動。

其中，對“后方地域支援”具體列舉了七項內容，包括“補給”(油、水、食品等)；“運輸”、“修理及整備”(美軍艦船、飛機、車輛等)、“醫療”、“通信”、“機場及港灣業務”、“基地業務”等。而且，每項內容都有更詳細的注明(第三條列表一)。對“后方地域搜索活動”，該法規定“由防衛廳長官指定實施區域”，即使在外國領海時，“經該國的同意亦可進行救援活動”(第六條二、三款)。

對“船舶檢查活動”，該法規定的具體內容是:

監視船舶的航行狀況。必要時可以用打招呼、信號彈、照明彈等適當手法表示自己的存在。船長可以要求(被檢查)船舶停航，并登船檢查其有關文件及裝載物等。(第七條三款)

《周邊事態法》還規定:

(自衛隊)在實施后方地域搜索救助及船舶檢查之際，為了保護自身及共同履行職責者的生命和身體......(可以)有限度的使用武器。(第十一條)

(三)具體規定了政府各機關、地方政權、公共團體乃至事業單位和個人應盡的“協力”義務。

該法規定:

有關行政機關負責人依據法令及基本計劃(即自衛隊三類軍事行動的計劃)，可以要求地方公共團體負責人在其職權范圍內予以必要的協力。有關行政機關負責人也可要求政府之外者(即民間人士)予以必要的協力。(第九條一、二款)

而且，國家對協力者遭受的損失，給予必要的財政上的補貼(第九條三款)。

(四)授權內閣總理大臣確認“周邊事態”，并制定“基本計劃”，交閣議決定后實施。

周邊事態法第四條規定，“內閣總理大臣在周邊事態之際需實施若干措置時，應制定有關對應措置的基本計劃，并征求閣議決定”。即無需經國會批準，更不用向民眾打什么招呼，只是一經決定或變更“基本計劃”時，事后需向國會報告(第十條)。

《自衛隊法改正案》及《ACSA改定案》是基于《新指針》原則，對《周邊事態法》的補充或強調。《自衛隊法改正案》修改了原“自衛隊法”規定的自衛隊必須堅守的“自衛原則”，以及“沒有交戰權”、“不能向海外出兵”的禁令，允許自衛隊在“周邊事態”之際，協同美軍從事“后方地域搜索、救助”等軍事活動。《ACSA改定案》則具體規定了發生“周邊事態”之際，日方應向美軍提供物品及勞務的細目。

3、《新指針》的威脅

《新指針》及相關法案出臺以后，在日本國內引起強烈的反響。1999年5月24日，由86家新聞單位組成的“日本新聞勞動組合聯合”發表抗議聲明，責問政府是否忘記了“絕不第二次參與戰爭”的誓言。“禁止原子彈、氫彈日本協議會”更是一針見血地聲明，“新指針及相關法案”是把日本卷入美國核戰爭戰略的“戰爭法”。

廣島、長崎、北海道等地民眾還舉行了各種形式的游行示威抗議活動，一致譴責“戰爭法”的出籠。

《新指針》及相關法案之所以被稱作“戰爭法”，它的實質及要害反映在下幾個方面。

(一)違反了日本憲法第九條規定的“放棄戰爭”、“放棄交戰權”、“不保持戰力”的原則。

《新指針》及相關法案賦予自衛隊三大任務，即后方地域支援、后方地域搜索救助及船舶檢查等，而且可以“有限度的使用武器”。

眾所周知，現代化的戰爭幾乎難以區分前方與后方，當自衛隊追隨美軍干預“周邊事態”之時，特別是在“搜索救助”、“船舶檢查”過程中，與當事國發生糾紛乃至沖突是不可避免的，勢必導致日本重新走向戰爭之路。

(二)突破了原《日美安保條約》規定的“專守防衛”的原則。

原《日美安保條約》的中心內容一是“日本有事”時的日美聯防，自衛隊不能走出家門，只能“專守防衛”；二是向美軍提供基地。然而，《新指針》及相關法案卻把“日本有事”擴張到自衛隊可以走出家門、走向海外。

(三)一旦“周邊有事”，不僅日本政府，包括地方政權、民間企業、普通民眾都有可能卷進戰爭的漩渦。

《新指針》及相關法案明確規定了“周邊事態”之際，政府有權要求全國上下“予以必要的協力”。換句話說，一旦官方認定“周邊有事”發生，只需一個早上，戰時的國家總動員體制就會復活，這樣，距離走軍國主義的老路就不遙遠了。

(四)所謂的“周邊事態”沒有約束準則。

《新指針》及相關法案采取瞞天過海的伎倆，故意在條款中模糊其詞地稱，“周邊事態并非地理概念”，而是指“在我國周邊地域對我國和平及安全給予重要影響的事態”。所以，日本官方始終對臺灣問題持回避態度。其實明眼人都知道，無論從美日在亞洲的軍事戰略目標，還是就《新指針》及相關法案的實質而言，臺灣問題是他們著眼的主要目標之一。

自由黨首小澤一郎就直截了當地稱:

周邊不可能不涉及地理的概念。所謂周邊就是日本的周圍，不僅包括臺灣、朝鮮半島，還包括中國大陸及俄羅斯。

更令人擔憂的是，“周邊事態”及“對應措置”是由日本內閣總理通過閣議來確定的，根本勿需國會通過或全民表決，這同戰爭時期東條英機內閣決定發動太平洋戰爭沒有本質區別。另外，《新指針》及相關法案中的“對我國和平及安全給予重要影響”、“有限制使用武器”、“予以必要的協力”等用語，更是曖昧而無檢測標準，很容易導致專制權力的泛濫。

(五)一旦戰爭爆發，日本將徹底淪為美國的戰爭基地。

美國現今在亞太地區駐軍近10萬人，其中45%駐扎在日本，加上以日本軍港為母港的美軍航空母艦人員，美軍在日人數占亞太總數的57%之多。《新指針》及相關法案出臺后，美軍駐日人員有漸增之勢。而且，早從1994年起，美國方面就要求日本在“特別事態”之際，要向美軍提供使用8個機場和6個港灣，包括成田、福岡、那霸、新千歲、關西、宮崎、鹿兒島機場及神戶、松山、大阪、名古屋、福岡、水島等民間港。今后，根據《新指針》及相關法案規定，大到戰爭物資的運輸、供給，小到兵戰基地的垃圾處理，都由日本“承包”下來，而且大大超過朝鮮戰爭、越南戰爭、海灣戰爭的范圍。不言而喻，一旦戰爭爆發，日本無疑將淪為美國的戰爭基地，對亞洲、太平洋地區的安全，以及日本同周邊國家的關系都將構成重大威脅。

一位日本學者說得好:

新指針即是一份戰爭便覽，它促使日本朝著(對美國)軍事性承包體制邁進。

(六)自衛隊可以走出家門，意味著自衛隊已非以自衛為目的的武裝力量，本質意義上開始向國軍轉化。

《新指針》及相關法案為日本向海外派兵提供了法律依據。

可以說，今天的自衛隊不再是日本憲法及“自衛隊法”規定的“專守防衛”的武裝力量，它的軍費開支(絕對值)已經大大超過了法律規定的不超過GNP的1%的限界。而且，由于《新指針》及相關法案的出臺，日本更加積極地參與美國的“戰區導彈防御體系”(TMD)。

1999年，日本同美國達成四項TMD合作項目，2000年又撥款20億日元用于TMD研究，超過歷年的兩倍。不僅如此，日本防衛廳還拋出一個2001~2005年度軍備建設計劃，準備裝備兩艘最新的“宙斯盾”戰艦，以增加海上TMD能力。各種跡向表明，自衛隊不再囿于“自衛”，它正躍躍欲試，隨時準備伸出觸角，伸向美日軍事戰略感興趣的地區。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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