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與徐州北洞山西漢楚王墓的發掘——蔣贊初先生口述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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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贊初（1927年5月5日—2024年7月15日），江蘇宜興人，中國著名考古學家、歷史學家，南京大學歷史學院教授、南京大學人文社科榮譽資深教授、江蘇省社科名家。

2024年7月15日，蔣贊初先生于南京逝世，享年97歲。

2016年10月4日，南京大學口述歷史研究中心對蔣先生開展口述歷史訪談，記錄了蔣先生晚年對自己生平的珍貴回憶。我們謹節選其中部分篇章，用以緬懷蔣贊初先生。

一、我的求學之路

1934年時，我七歲，在宜興縣城讀小學，插班讀二年級。緊接著，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宜興的特點是教育比較發達，在外從事教育工作的人，因為戰亂回到老家，就在宜興辦學，于是宜興鄉下一下子冒出來幾十所中學。我就先讀了高小，又念了初中，這時生活還比較平穩。

后來我來到江蘇省立蘇州中學讀高中。蘇州中學的老師，懷著為大后方培養人才的信念，鼓勵我們去大后方報考大學。一個班有一百十個人，我成績在中上等，其中有三十幾個人，包括我，一起突過廣德的封鎖線，就到了第三戰區。那個時候，天不亮就起來，吃干飯，然后就走，要走105里。母親留給我一個二兩重的金首飾，我的一個嬸嬸就給我把這個蝴蝶型的金首飾縫在兩只鞋底里，這就成了我唯一的財產。我們在路上，還真的遇到過強盜。到了安徽寧國，就有了第三戰區的接待站，這就已經是小后方了。

到了小后方，我就停在屯溪附近考大學，一個月之后就錄取了。我被錄取到遷在長汀辦學的醫學院，學制六年，但是試驗器具（白大褂、聽診器）和洋裝書刻本都要自己買。當時，我就先在屯溪念公費的先修班，吃飯不要錢。我還記得，當時，每個菜必有辣椒，一禮拜有一次紅燒肉，但是里面辣椒比肉還多。此后，直到現在我就不再吃辣椒了。那所學校還有一個優厚條件，就是前三名可以選任意一所國立大學讀書。

蔣贊初先生的入學注冊照

當時，因為沒有經濟來源，我成績還好，我就申請了師范生，師范生畢業之后必須為公立中學服務三年，但是免學費、零用金和制服費。我選了中央大學師范學院（教育學院）史地系，當時的系主任是繆鳳林。報名之后，我又回到宜興，住在叔祖家里，等消息。

我最終被錄取到中央大學理學院的地理系。當時地理、地質、氣象專業的學生集中在一個教室，學《普通地質學》《高等數學》等科目。《地質學》對我后來學考古有些幫助。當時中央大學有7個學院、39個系科，共四千多學生。時任校長吳有訓親自給學生上《普通物理學》——那時每個院系最重要的課都是系主任親自上。

一年級，我們住在丁家橋（南洋勸業會舊址，當時歸中央大學所有）。當時，農學院、醫學院和新生院在丁家橋，校址有上千畝。第一年還發了制服、零用金，吃飯伙食也還好。可是到了第二年，通貨膨脹、物價飛漲，零用金就只夠買一些襪子什么的。

我們宿舍是用抗戰期間日本人的營房改造的，用雙人床隔一下，住了一百多人。宿舍前門后門各有一個水桶，用來小便。考上中大的，家境都未必太好，哪有什么東西，我當時就只有一個藤條箱子，一個熱水瓶，放在床下面。

當時中央大學有規定，一年級念完之后，可以自由轉院系。和我住在一個宿舍的，有個歷史系的同學王德鑑，在他的影響下，我轉到了歷史系。轉系時，地理系主任任美鍔想要挽留我，但我說理科基礎不好，最終堅持轉到了文學院歷史系。當時中央大學歷史系主任是賀昌群，他出面邀請柳詒徵先生的學生向達來講課。向達來講的是“西域考古”，我受到了他很深的影響。當時白壽彝還是青年學者，也來中央大學講“民族史”。

這樣，解放前我就念了三年中央大學，一年地理系、兩年歷史系。念到第四年時，就解放了。大學畢業的時候，蔣復璁先生的兒子蔣祖安邀請我一起去南京博物院工作。

在中央大學禮堂西側合影，1949年初

（左起：王德鑑、蔣贊初、梁白泉）

彼時故宮博物院的南遷文物，存在南京朝天宮的地庫。故宮文物，戰時歸中央博物院管理。解放后，一部分精品運回了北京，留下了二十萬件。解放時，故宮博物院吳忠超院長曾和曾昭燏有過信函，將故宮文物交給南博管理使用。其中，藏傳文物、西洋鐘表等都很有特色。

南唐二陵發掘前期的測量工作，1950年

（左起：沈九如、張彬、曾昭燏、呂群、楊玉湶）

南唐李昪陵墓道初露封門時的記錄工作，1950年

（左起：張彬、曾昭燏、黎忠義、呂群；蹲者為沈九如）

南唐李昪陵墓道內的記錄與繪圖工作，1950年

（左起：曾昭燏、蔣贊初、黎忠義、張彬；蹲者為呂群）

我在南博工作了七年。在南博工作時間里，我主要是搞六朝和史前考古。蔣南翔主持高教部時期，大學學習蘇聯搞專門化、搞五年制，南京大學考古學科也朝著專門化方向發展。當時，先是曾院長講《考古學通論》、《秦漢考古》，后來梁院長講過，1956年我也講過一次。1957年，我就正式調回南京大學歷史系工作。

蔣贊初（右二）在南京大學北陰陽營遺址工地指導畢業班同學區分古代陶器碎片的時代，1958年

二、發掘北洞山漢墓

發掘北洞山的時候是1986年，我已經59歲，是最后一次帶隊進行墓葬實習，接觸下淮河以北的墓葬。此前，我沒有正式主持發掘過北方墓葬。

考察北洞山另一座早年已被盜掘一空的漢墓，1986年

（左起：邱永生、蔣贊初、秦浩、魏鳴）

彼時，北洞山漢墓已經敞口了，關于這個墓葬還有沒有發掘價值，學界存在很大爭議。很多學者認為，主墓和附屬建筑，是兩個殘墓，老百姓都進去過了，很難有大的發掘成果。南博也認為沒有發掘價值，徐州方面則當作一般古跡保護。

但是我們并沒有因為它曾被盜掘就放棄，我認為，只有做了工作才能發現它的價值。我的意見是，一、石室墓墓葬建筑總還在；二、盜墓一般不盜墓道，因此總還有些遺存。

在墓葬正式發掘前，我帶著我的兩個研究生（魏鳴和李曉輝）先行去了一個禮拜。去了之后，我們就下到墓道去看看。甬道外面有兩個耳室，有中心柱、四坡頂。后面發現是錢庫，有秦半兩、漢代的八銖半兩和四銖半兩。塞石抽掉了右上角一組。我們用四節電池的手電筒探照，整個墻面上髹漆涂朱。前堂的東邊有甬道，有兩個廁所。我覺得很稀奇，有特點，此前不常見。爬出來的時候，看到塞石上面有牛鼻孔。我們懷疑，西漢末年赤眉起義，盜墓的時候，是用耕牛拉塞石打的孔。傳說，農民剛進去的時候，前堂里面的陶俑站得整整齊齊，農民有的帶出來，擺在家里供起來，后來因為村干部的要求，才打掉了。

北洞山的附屬建筑很特別，在墓甬道前的一側，很個很陡長的通道。

魏鳴畫圖技術好，我就讓他帶上畫板，我們每人帶一支手電筒，頭朝上、腳朝下地滑下去。魏鳴下去，只聽得撲通一聲，幾分鐘都沒動靜。我心里擔心魏鳴，但是自己也停不下來。停下來之后，我也蒙了幾分鐘，魏鳴劃了一根火柴，很快滅掉，說明下面缺氧。打開電筒，看到地面上有一些箭頭——后來這間叫做儀衛室。這間堂往里走，有隔墻，里面有蹲坑。另外一間，用電筒一照，有銅銹的痕跡。再往前走，里面有一道隔墻，發現很漂亮，地下是坍塌了的漆器，上面有彩繪云氣紋。到了第三進，看到一個井欄，下面沒有挖深，里面有廚房灶間，一共三個廚房。還有“凌陰”，看起來深不見底。最后一進南頭，有小半間屋子的木炭。這個時候，魏鳴已經把圖勾出來了。我說，前所未見。我們也慢慢適應了底下的環境。繪完圖，我們就上來，沒想到上來更艱難，魏鳴走在前面，后來才發現有十一蹬臺階。我的頭還在石頭上碰了一下，民工們就開玩笑說，“南京來的蔣教授一來就把石頭碰個縫”。

北洞山漢墓發掘前，幾乎每個房間都有碎石頭，我們先處理主墓室。

橫前堂里面，發現了一些鱗片狀的玉衣片，與滿城漢墓不一樣。《呂氏春秋》里面有記載“鱗施”，有玉衣，這就說明是諸侯王墓。

后室有很薄的泥，基本上是空的。整個墓室，到處涂朱，電燈一照，紅彤彤的，很漂亮。連往廁所的甬道里面，也涂了朱砂。西側室，亂石頭特別多，個子大的都進不去，出土了一個玉熊。李莉和周崇云等人，戴了手套去掏一下，結果周崇云掏到了四個金帶鉤，人民銀行來稱，說值一萬多塊。領導們就高興。東西側室，又出了一些玉佩，蹀躞形的。每個門下面還有鐵的封門器。有單齒，有雙齒的。還有一些玉璧。玉具劍的劍飾。

甬道內的塞石，上面有用朱書寫的尺寸大小，我看到的還有“二年”兩字，我看到之后就讓李銀德找人來描繪，結果沒有搞，后來慢慢就褪掉了。后面墓道里，散落的塞石下面，出土了銅的印章。

北洞山所處的地方叫洞山村，有上千戶人家。小學生放學之后，就來玩，小學生手小，我就發動他們從石頭縫里清理一些東西。主要是錢幣，也有一些印章。早年是四顆，后來又發現七顆，總計發現了十一顆印章。

在甬道上，靠近附屬建筑，有七個小龕。E1比較大，俑也高大，有50公分以上，身上寫了“郎中、中郎”。后面的就是有背著箭匣，大概45公分。有彩繪。總計有222個俑，請北京方面修復，花了三萬元。

主墓和甬道清理干凈了。就開始清理地下附屬建筑。如果是木槨墓，這應該是外藏槨的性質。第一室還比較容易清理。第二室我們組織女學生傅江、陳嶸去慢慢描繪。在宴會廳，發現十一個玻璃杯、小的石磬、銅鈴，還有舞女俑，傳說是被當地農民帶了扁擔進去打破的。

就這樣，住在徐州做了很長時間的考古工作，有幾個月。

1987年底，我接到去墨西哥的任務，1989年去墨西哥國立研究院講學。我忙于準備講學的文本，北洞山漢墓的《報告》就主要由李銀德、邱永生負責搞。我又請了南博研究員級別的繪圖師，住在徐州師范學院的招待所，參與編寫報告。他們搞了一個多月，主要是林宗義和龔良繪圖，其中建筑部分是龔良搞的。盡管《報告》把我的名字寫在前面。但是出版之前，我也沒再過目。

關于北洞山漢墓的定性，前面提到，是王侯級別的大墓。但是是誰的墓呢？

我的意見是，不要下論斷墓主具體是哪一代楚王，但他們還是把結論寫了。墓葬的大致年代是五銖錢發布之前（即漢武帝之前）。他們定下了結論——墓主是楚安王劉道。李銀德、耿建軍的意見是，馱籃山比北洞山早，但馱籃山的廁所已經有玉石欄桿了。酈道元《水經注》提到，楚王山是第一代楚王墓，現在看來，從墓葬結構和出土器物方面判斷，楚王山墓葬的時期應當偏晚，應該是后四代楚王墓（漢宣帝時代所封楚孝王的家族墓地）。

發掘時，我們住在洞山小學，這所學校坐東朝西向，背后就是桓睢石室。桓睢石室應該是楚王的王后墓。此外，后樓山還有一些陪葬墓。

其實，當時無論是徐博和南大，都經驗不足。發掘工作整體上是由我分配、調撥，我先確定大的區域，再具體分配任務。因為我是最后一次搞墓葬發掘了，就很仔細。我們早年的學生，南大畢業的，邱永生經常在，李銀德則隔幾天來一次。

出土文物的保管，是個大問題。請小學安排了一間房，是一間安全、僻靜的閣樓。我們請膽子大的男學生盧海鳴看管。

發掘開始后，《光明日報》的記者白建鋼在工地現場采訪，寫了幾篇報道，影響很大。后來，王冶秋先生的夫人高履芳，也講了一些情況。《文物天地》最早刊發，1987年第2期的封面照片，就是發掘現場最早的照片。當時還沒有評十大考古發現的傳統，如果有，北洞山漢墓一定能評上。

三、守護千年古城

退休之后，我一度旅居美國。美國的博物館，東方部主要是聚焦埃及、印度，對中國的關注很少。圖書館里面也多是中國近現代史，就很少有古代史的書。

但我怎么又回到南大搞起文物，發揮余熱的呢？

南京大學的舊底子是金陵大學、中央大學。金陵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的創辦人福開森，做了不少好事，保存了很多中國文物。2002 年南大百年校慶前，學校要成立博物館，編輯了一個圖冊。清理南大的舊藏，總計有九千余件文物，其中大約六千件是福開森捐的。還有一些，是南大鼓樓北園的大墓出土的文物。

發掘南京大學北園大墓時發現明代鐘樓柱礎，1972年

（左起：汪遵國、蔣贊初）

后來，科學出版社出了一本南京大學所藏文物《珍品圖錄》，校董捐款150萬元，由當時分管文科的副校長洪銀興主持出版。我讓出版社不要那么趕，搞得仔細一點，結果還是出現了一些張冠李戴的問題。我想做一張勘誤表，但最終沒能實現，我覺得很遺憾。

前中央大學歷史系的老教授、老同學看望來南京參加“航海家鄭和學術討論會”的章巽教授，1986年

（左起：胡潤如、郭勛、劉毓璜、王覺非、章巽、谷風、蔣孟引、梁白泉、蔣贊初、蔣毅莘、李炳均）

百年校慶，我已經74歲了，就又重新回來搞文物。此后又搞了十五年文物和老城保護。我、梁白泉、潘谷西都是中大前后的畢業生。現在我們被稱為老城保護的三駕馬車。我參與保護工作的主要項目有南京老城南、徐州漢代采石場等。我們還發現了六朝的皇宮遺址，最后也保護了一部分，原地提升，用玻璃罩起來，還曾經有外賓來參觀過。

【整理者按】本文根據蔣贊初先生口述速記，未經本人審核。原稿約1萬字，現摘錄其中部分公布。

（南京大學口述歷史研究中心 武黎嵩 李昕垚 采集速記）

（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號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