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費用結清”三個月后：一份私刻公章引發的80萬連環訴訟

獨立調查人 鄧啟金

2024年12月27日，重慶宏隆裝飾工程有限公司向劉建明支付了最后一筆工程款，轉賬附言寫著“所有費用結清”。劉建明簽字確認。

三個月后，一份加蓋著“重慶宏隆裝飾有限公司南岳清水灣項目專用章”的《民工勞動工資清冊》出現在一個名為《宏隆公司民工欠薪群》的微信群里，至于是誰創建了本群，筆者沒有了解到。這枚印章，劉建明在法庭上承認系其個人刻制。

（案涉工程所在地）鄧啟金攝
隨后，包括陳佰權在內的多名人員，持這份清冊陸續向法院提起訴訟，要求宏隆公司支付“農民工工資”，累計訴請金額80余萬元。

2025年8月31日，劉建明帶領其中十余人，前往宏隆公司法定代表人劉德兵位于墊江縣包家鎮安樂村的老家。劉德兵的家人報了警。警察到場后，劉建明承認自己已經拿完了宏隆公司的所有結算款。

人群散去后，訴訟繼續推進。

2026年4月，貴州省銅仁市中級人民法院作出二審判決，判令宏隆公司對其中一筆21340元的勞務費以及利息承擔連帶清償責任。宏隆公司不服，已向貴州省高級人民法院申訴。

這是一起普通的勞務合同糾紛，還是一系列有組織的虛假訴訟？筆者就此展開調查。

（偽造的《民工勞動工資清冊》）受訪者提供

第一部分：系列案件

80余萬“欠薪”從何而來？

這不是一起孤立的案件。

據筆者了解，以陳佰權為原告的勞務合同糾紛案，僅是系列案件中的一例。該系列涉及多名原告、多個案件，累計訴請金額80余萬元。這些案件的模式高度相似：原告持劉建明制作的《民工勞動工資清冊》向法院起訴，要求宏隆公司支付“農民工工資”，劉建明同為被告。

這些原告的共同特點是：均非宏隆公司直接雇傭，而是從劉建明處分包工程的人員。

他們的共同“債務人”是劉建明。

他們的共同訴訟對象是宏隆公司。

（北極海新聞報道截圖）

第二部分：840萬已結清

一份“所有費用結清”的確認

時間回溯至2019年。宏隆公司承接了貴州省銅仁市“南岳清水灣”項目的外墻裝飾工程后，將部分勞務作業分包給劉建明，雙方簽訂《清水灣價格單》，約定按面積單價結算。

劉建明又將其中外墻抹灰作業分包給陳佰權等人。雙方約定按“22元/平方米”的面積單價結算——這是建筑行業常見的分包計價模式，按工程量乘以工程單價結算勞務工程款，而非按日計酬。

2024年12月，宏隆公司與劉建明完成最終清算。雙方簽署的《2018-2023年度勞務結算清賬表》及銀行轉賬憑證顯示，宏隆公司累計向劉建明支付款項超過840萬元。

最后一筆尾款于2024年12月27日付清，轉賬附言明確寫著：“所有費用結清”。劉建明簽字確認。

這意味著，按照雙方的結算確認，支付給下游分包人的所有費用，已包含在這840余萬元之中。

三個月后的轉折

2025年3月9日，劉建明在一個名為“宏隆公司民工欠薪群”的微信群中，發送了一份《民工勞動工資清冊》。清冊加蓋了一枚“重慶宏隆裝飾有限公司南岳清水灣項目專用章”，列明了包括陳佰權在內的多名人員欠薪明細，欠付總額815738元，其中陳佰權一項顯示欠付27340元（后更正為21340元）。

隨后，包括陳佰權在內的多名人員，持這份清冊陸續向法院提起訴訟，將宏隆公司與劉建明一同告上法庭。

在訴訟過程中，一個關鍵事實浮出水面：劉建明在法庭上承認，清冊上所蓋的項目專用章，系其個人刻制。

（所有費用結清證據）受訪者提供

第三部分：2025年8月31日，帶人直闖老板老家

筆者在調查中了解到，在系列訴訟進行期間，發生了一起耐人尋味的事件。

時間：2025年8月31日
地點：重慶市墊江縣包家鎮安樂村——宏隆公司法定代表人劉德兵的老家

據劉德兵向筆者敘述，當天，劉建明帶領十余人突然出現在其老家。這些人中，包括后來成為系列案件原告的陳佰權等人。

劉德兵向記者回憶了當時與劉建明的對話：“我問他，你錢都拿完了，憑什么還帶人來我家？他承認自己已經拿完了宏隆公司的全部結算款，但說不出帶人來的理由，也沒有讓眾人離開。”

劉德兵的家人報了警。當地派出所民警趕到現場。

“警察來了之后了解了情況。劉建明當著警察的面，承認自己已經拿完了錢。警察跟他解釋了法律，告訴他既然錢已經結清了，再來老板老家鬧事是沒有道理的。”劉德兵說。

經過警方的解釋說明，這群人最終散去。

（逼款現場）受訪者提供

從“鬧事”到起訴

時間線如下：

· 2024年12月27日： 宏隆公司向劉建明付清最后一筆款項，劉建明確認“所有費用結清”。
· 2025年3月9日： 劉建明在微信群發送《民工勞動工資清冊》，使用其自認私刻的項目專用章。
· 2025年6月起： 包括陳佰權在內的多名人員陸續向法院起訴。
· 2025年8月31日： 劉建明帶領其中十余人到劉德兵老家，警察到場后其承認已拿完錢。
· 此后： 系列訴訟持續推進。

筆者注意到，劉建明在警察面前承認“已經拿完了宏隆公司的全部結算款”，但這一事實似乎并未影響后續訴訟的走向。

第四部分：受訪者敘述

老板與“侄兒”

在北極海新聞對本案進行報道后，筆者對宏隆公司法定代表人劉德兵進行了專訪。

劉德兵講述了其與劉建明的關系：

“我和劉建明老家離得很近，也就一公里路。按劉家的輩分，他管我叫叔。”

據劉德兵敘述，劉建明在來宏隆公司之前，在老家從事卷紙巾生產。“那時候他挺難的。做卷紙巾需要資金周轉，他到處借錢，欠了不少債。有一次送貨途中還出了嚴重車禍。后來把東西賣了，還欠著錢。他找到我，說想來公司做事。”

“2012年左右，我把公司里比較好做的GRC和EPS項目優先安排給他帶人施工。”劉德兵說，“當時公司其他勞務班組對此有看法。我們向大家解釋了他的處境。”

據劉德兵稱，劉建明在公司做勞務班組施工兩三年后，基本把之前的借款還清了。

“我幫他走出人生低谷，他拿了我的錢，卻帶人到我家鬧事，還組織人告我。”劉德兵說。

筆者注意到，劉德兵在上述敘述時，內心充滿憤怒，兩眼淚光閃現，雖系其單方陳述，卻也打動了筆者。

（案件一審二審法院）鄧啟金攝
第五部分：法院的認定

兩級法院的判決

2025年，貴州省銅仁市碧江區人民法院作出一審判決（（2025）黔0602民初4686號），認定：

· 劉建明與陳佰權之間構成勞務合同關系，劉建明應支付陳佰權勞務費21340元及利息；
· 宏隆公司依據《保障農民工工資支付條例》第十六條、第十八條、第三十條，對上述債務承擔連帶清償責任。

宏隆公司不服，提起上訴。2026年4月24日，貴州省銅仁市中級人民法院作出二審判決（（2026）黔06民終581號），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二審法院在判決書中認定：工資清冊雖按工程量折算工天報酬，但已經雙方當事人共同確認，欠薪事實客觀存在；企業將勞務分包給不具備資質的個人，依法應對農民工工資承擔連帶清償責任。

關于項目印章真偽、是否涉嫌刑事犯罪等爭議，法院認定不影響本案民事責任劃分，且無實質犯罪線索佐證，不作審理。

全國多地法院的裁判觀點

筆者注意到，對于“包工頭”能否適用《保障農民工工資支付條例》要求總包方承擔連帶責任，全國多地法院裁判觀點。

云南省高級人民法院（2024）云民申5539號裁定書認定：按“平方米或接頭個數為單位乘以單價計算得出”的款項，不屬于農民工工資；主張者也因其“系勞務班組的負責人”而不被認定為農民工，不能適用條例要求總包方承擔連帶責任。

重慶市高級人民法院（2020）渝民申3018號裁定書認定：項目的“執行經理”不符合農民工身份，不能適用條例要求總包方承擔連帶責任。

山東省德州市中級人民法院（2022）魯14民終263號判決書認定：原告“具有施工班組‘包工頭’的性質，其個人并非法律意義上的‘農民工’”，因此不適用“農民工工資”的相關規定。

北極海新聞援引遼寧青松律師事務所劉嘉欣律師的觀點指出：“案涉款項并非農民工個人工資，而是陳某作為包工頭的工程結算款，包含管理費、利潤等，不應適用農民工工資連帶支付規則。劉某單方出具的工資清冊未經公司蓋章確認，結算依據存疑。公司已足額結清項目工程款，已履行付款義務。同時劉某存在私刻印章嫌疑，本案或涉及虛假訴訟，企業不應為實際施工人行為承擔連帶責任，二審判決存在法律適用爭議。”

第六部分：待解的問題

若干事實爭議

綜合本案材料，以下事實在法庭內外存在爭議：

關于款項性質。宏隆公司主張，陳佰權與劉建明約定按面積單價結算，系工程分包模式，所涉款項為工程款而非工資。法院認定該款項為農民工工資。關鍵事實是：劉建明在庭審中承認，《民工勞動工資清冊》中的“工天”一欄，系其用總工程款除以日工資單價“倒推”得出。這一事實是否影響款項性質的認定，各方存在不同看法。

關于印章問題。劉建明在法庭上承認，清冊上所蓋項目專用章系其個人刻制。宏隆公司主張該行為涉嫌偽造公司印章罪，請求法院移送公安機關。法院認定該問題不影響本案民事責任劃分，未作處理。

關于2025年8月31日事件。 劉德兵向記者敘述了劉建明帶人前往其老家、警察到場、劉建明承認已拿完錢等情節。筆者未能從公安機關獲取此事的相關記錄，亦未能聯系到劉建明本人核實。

關于劉建明是否已全額收到宏隆公司款項。 根據雙方簽署的結算文件及銀行轉賬憑證，劉建明確認收到840余萬元并簽字確認“所有費用結清”。這是本案中雙方爭議較少的事實之一。

系列案件的后續

據筆者了解，該系列案件涉及多人多案，累計訴請金額80余萬元。陳佰權案僅是其中一起。

宏隆公司已向貴州省高級人民法院提起再審。同時，宏隆公司正在考慮就劉建明涉嫌所有違法行為，向公安機關報案。

系列案件的其他判決情況，以及刑事報案的處理結果，本人將繼續關注。

（受訪者提供）

獨立調查人手記：保護農民工，但不能成為失信人的“幫兇”

農民工是城市建設的重要力量，保障他們的勞動報酬權益，是社會公平正義的應有之義。這是《保障農民工工資支付條例》的立法初心，也是司法機關在審理此類案件時應有的價值取向。

但“保護”不能演變為“泛化”，“傾向性”不能演變為“偏袒”。當一名“包工頭”以工程分包的模式參與施工，按施工面積、按施工單價結算工程款——他已經在事實上選擇了“商事主體”的身份。法律的保護，應當與其選擇相匹配。

更重要的是，司法不能成為失信人“甩鍋”的工具。

本案中，劉建明已經拿到了宏隆公司的全部840多萬工程款。他不支付下游，是他的個人失信行為。他私刻公章、偽造證據，是刑事犯罪。他試圖通過虛假訴訟將責任轉嫁給宏隆公司，是對司法制度的濫用。

然而，兩級法院的判決，恰恰幫助劉建明實現了這一目的——宏隆公司被判承擔勞務費和利息的連帶責任，陳佰權可以直接找宏隆公司要錢，而劉建明則可以心安理得地拿著那840多萬，繼續當他的“受害者”。

這不是法治應有的樣子。

當善意的幫助換來的是訴狀和判決，當“侄兒”拿了“叔叔”的錢還要把“叔叔”告上法庭并勝訴——這樣的結果，傳遞給社會的信號是：失信可以獲利，恩將仇報可以合法。

這是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公然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