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起日本右翼勢力，以修憲為理由，如何一步步暴力操縱輿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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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憲法、制定自主憲法是自民黨執政當局長期以來確立的目標。早在50年代，以岸信介為代表的“改憲派”就開始運作改憲事宜。但是，由于國內外局勢的影響，以及“護”、“改”兩派勢力的沖突和較量，修改憲法問題一直未能納入具體實施的軌道。

1、修憲的圖謀

中曾根登臺組閣后，明確地把“改憲方針”列入自民黨的決議中，把改憲當作自民黨的“黨是”，邁出了切實的步驟。

中曾根曾就修改憲法問題表示說:

我對憲法中民主主義、基本人權、和平主義、國際協調等基本理念予以高度評價，可是，任何制度、法律都不是完美無缺的，應經常向更好的方向修正，我認為有研究的必要。

他還認為，日本正處在變革的時代，是修改憲法的時候了，同時把反對修改憲法的勢力稱作“鎖國派”。

他說:

今天的日本如同幕末向明治過渡一樣的時代，從幕末到明治的政治課題是鎖國還是開國，現在的政治課題是做改正憲法、創建自衛軍、提倡與國聯協力的開國派，還是做反對憲法改正，結果是主張中立孤立的鎖國派。

自民黨“自主憲法期成議員同盟”(會長岸信介)甚是欣賞中曾根的改憲態度，在給中曾根的一份文書中說:

從年輕時就對自主制定憲法燃燒著熱情的中曾根總裁的誕生，能夠以當年的初衷和堅定的信念，推進(憲法改正)國家事業。

然而，“自主憲法期成議員同盟”的打氣并未能推進憲法改正運動的順利發展，緣于政府內外反對憲法改正的呼聲甚高，包括自民黨內也有一部分勢力反對修改憲法。

1983年12月，這部分護憲派從自民黨中分裂出來，成立了“新自由俱樂部”，使議會中的護憲勢力超過2/3。加之當年10月，司法機關對前首相田中角榮賄賂案的審判，自民黨“黑金政治”的內幕被曝光，社會各界對自民黨的不信任感加劇。在這樣的局勢面前，中曾根內閣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韙貿然行事，遂在改憲的步伐上放慢下來。

1985年，在自民黨成立30周年的時日，鑒于改憲問題的敏感性，自民黨內的一些“改憲消極派”議員，如河野洋平、石田博英等人提出應將“自主制定憲法”的方針從黨綱中刪除。

1985年6月，自民黨“政綱等改正調查委員會”成立一個“政綱等起案小委員會”，就河野等人的提案進行協商。結果，小委員會雖然沒有明確提出刪除“自主制定憲法”的意見，但對改憲問題明顯持消極態度，只提了一句稱，“不斷嚴肅地為修改憲法而努力”。10月2日，“自主憲法期成議員同盟”在會長岸信介的授意下召開緊急會議，對小委員會的提案進行反擊。

自民黨“憲法調查會”會長稻葉修、自民黨政調會干員藤尾正行、自民黨干事長金丸信等“改憲積極派”也都站出來攻擊小委員會提案。

最后，提案又修改為:

自主制定憲法，即自主改正憲法是我黨建黨以來的黨是，今后繼續堅持和平主義、民主主義、尊重基本人權的原則，適應時代的變遷就憲法改正(問題)進行商討。

可以看出，自民黨還是沒有放棄“黨是”，只是迫于無奈，在改憲問題上有所收斂，出現了“降調”趨勢。對于自民黨改憲步伐的放慢，“自主憲法期成議員同盟”會長岸信介十分惱火，罵中曾根是“風向標”、“墻頭草”。

還在一次黨的大會上猛烈批判自民黨在改憲問題上的“懦弱”，他說:

自民黨中有人忘記了我們是改憲政黨，請年輕的議員們學習一下黨綱和憲法的制定。有人雖然知道我們是改憲政黨，可是稱現在不可能(改憲)，對改憲失去熱情。(改憲)在我閉上眼睛之前難道就不能實現嗎?

歷史的確是無情的，就在岸信介講話后的第2年，即1987年8月，這位一貫堅持反動的皇國史觀，始終與中國人民為敵的頑固分子，終于沒有看到憲法改正的那一天撒手而去。

2、右翼勢力的推動

從80年代中期開始，盡管自民黨執政當局在改憲問題上放慢了腳步，但是，自民黨政治家中的積極改憲派并沒有放棄改憲的幻想，而是采取了自下而上的策略，通過“自主憲法制定國民會議”和“保衛日本國民會議”等兩個半官半民右翼組織(這兩個組織在各地方都有基層組織)，運動地方，蠱惑民眾，進行改憲的宣傳和煽動。

1985年，在舉行“紀念昭和天皇即位60周年式典”的日子里，“自主制定憲法愛知縣民會議”就提出“關于天皇地位”的改憲條款，要求在憲法中明確天皇的地位，當然不是指現行憲法中“國民統合象征”的地位，而是主張恢復戰前天皇的權威和統治地位。

1988年，“自主憲法制定國民會議”和自民黨“自主憲法期成議員同盟”還共同編寫了題為《如何修改現行憲法》的小冊子，廣為散布和傳播。其中醒目的兩條是修改“天皇的地位和權限”條款以及“戰爭放棄”條款，這也正是和平憲法的真諦和精髓所在。

“保衛日本國民會議”(以下簡稱國民會議)最初是以“實現元號法制化國民會議”為母體組成的，除一批右派學者參與外，還有一些政界、財界的要員參加，如自民黨要員竹下登、永野茂門(1994年口吐狂言的羽田內閣的法務大臣)都參加了這個組織。

國民會議在推進實現元號法制化后，便著手實行憲法改正的推進工作。他們先從基層入手，著眼于運動地方議會，促進地方議會通過改憲決議案，然后再向國會施壓，以此作為敦促國會通過的籌碼。

為此，國民會議制定了《展望憲法運動三年構想》，內中指出，“改憲運動是長期而持續的運動，所以，必須分階段性地進行”，該《構想》計劃在1981年開展兩項工作，分別是:

通過防衛教育就修改憲法展開廣泛的啟蒙教育;推進啟蒙教育的母體是縣民會議，所以要促進國民會議的結成。

1982年的計劃是:

在全國47個都道府縣和3000個市町村組織縣民運動，達成地方議會決議。

1983年計劃為:

取得縣以下地方議會決議的成果后，強化縣民會議和市町村民會議的組織力，召開“縣民總崛起大會”，喚起輿論；在本年眾參兩院選舉及地方統一選舉之際，向各政黨提出國民運動的政策，實現改憲派勢力的一大集結。

可見，國民會議的改憲運動已不局限于大轟大嗡，而是首先在組建各地方國民議會上下工夫，不僅在全國各都道府縣都建立起下屬的國民會議組織(支部)，同時，在3000多個市町村也成立了國民會議。

這樣，自下而上，當控制了相當的勢力后，再運動地方議會作出決議，然后利用地方議會的決議“喚起輿論”，向國會施壓。其組織手段、規劃、策略都是此前改憲運動不能比擬的。

另外，在宣傳上，國民會議也大動了腦筋，并以龐大的財力為后盾，展開了切實的步驟。

他們明確規定要圍繞三個方面進行現行憲法的批判，即：

圍繞確立防衛體制進行憲法批判。通過教育正常化運動進行憲法批判。通過(宣講)制定憲法的過程進行憲法批判.....

具體方法:

是利用電影吸引群眾，擴大輿論，放映由他們編輯拍攝的如《保衛被威脅的北方》、《思考、修改現今的憲法》、《日本的生命線》、《日本的安全保障與憲法》等影片;
二是掀起推動地方議會作出改憲決議的運動;
三是利用多種形式發展各地方的國民會議組織。

通過上述的組織活動和切實手段，國民議會還準備把包括反共在野黨在內的2/3以上的國會議員匯聚在國民會議的大旗下，爭取70%以上的民眾加入到改憲派隊伍中來，最后實現改憲的目標。

在國民會議的運動下，最先作出改憲決議的議會是別府市議會，以21票贊成、9票反對通過。這一“成果”大大鼓舞了右翼們的士氣，1982年5月2日，國民議會召開“是改憲還是護憲”的講演會，不僅有右翼勢力參加，還邀請了主張護憲的社會黨代表到會，目的是把護憲派置于擁護改憲的民眾的靶子下，進而爭取更多的民眾，擴大改憲派的影響。

3、右翼勢力的暴力事件

從80年代興起的追究日本戰爭責任的群眾運動，引起社會右翼保守勢力的極度嫉恨和反感，千方百計予以搗亂和破壞。

當然，他們的嫉恨又與執政當局的態度合拍，所以不同程度地得到了有關當局明里暗里的支持。1989年5月，櫪木縣和平反戰團體在舉辦“戰爭責任寫真(照片)展”活動中，遭到右翼的無理刁難和開槍威脅恫嚇。

5月22日，右翼團體“憂志會櫪木縣本部”得知和平反戰團體要在鹿沼市文化中心舉辦“戰爭責任寫真展”后，立即出動街宣車進入鹿沼市，攻擊“寫真展”是“告發和反對昭和天皇”，“昭和天皇沒有戰爭責任”，必須停止展出等。

隨后，他們又正式向市長和文化中心負責人遞上“停止借用會場勸告書”，準備釜底抽薪，制止寫真展活動。市長和文化中心負責人迫于右翼的壓力，不敢出借會場。展出主辦團體無奈，又準備借用西那須野町的公民館使用，但也遭到拒絕，使寫真展無法如期進行。后來，和平反戰團體成立起“抗議侵害言論、集會自由”的市民組織，同右翼勢力進行不妥協的斗爭，并準備于9月2日，在小山市市民會館舉行寫真展活動。

但從8月24日起，小山市民會館就不斷接到恐嚇電話，威脅展出部門一旦展出的話，就予以撕毀云云。8月25日，右翼的街宣車上了街面，在小山市散發傳單，攻擊展出活動是“赤化暴力革命”，又對小山市和會館發出“中止勸告書”，試圖襲用在鹿沼市使用的辦法破壞這次寫真展活動。但是，主辦團體頂住壓力，絕不屈服。8月28日，包括關東地區的一些右翼團體紛紛出動，集合了22輛街宣車，在小山市展開更大規模的攻勢，擺出一副不破壞寫真展決不罷休的架勢。

9月2日，寫真展如期展出，十余輛右翼宣傳車圍在會場周圍破壞搗亂。更嚴重的是，當日晚，右翼竟向會場發射數發45毫米口徑的槍彈以此威脅主辦團體和前來參觀的觀眾。

奇怪的是，向以尊重民主和保護集會、出版、結社等自由而自詡的日本政府、警方對這類事件卻是“司空見慣”，正當的民眾活動得不到保護，結果，“戰爭責任寫真展”不得不在遺憾中落幕。

當然，妨礙和破壞和平反戰團體追究日本戰爭責任的事例絕不僅僅發生在櫪木縣，在日本各地都有過類似事件的發生。1998年2月，針對東京都準備建設和平紀念館的動議，大日本愛國黨、大行社等團體連日舉行街頭抗議示威活動，反對“基于自虐史觀的錯誤歷史認識而進行的展示，莫如改為慰靈展的設施”。

僅大行社就搞了80余次“批判東京和平紀念館街頭宣傳日”，平均每月9次，出動560多人次，160余車臺次。全愛會集結十余個團體，出動20多臺街宣車，也參與反對建設和平紀念館的斗爭。認為紀念館的建設是“褻瀆戰歿者及遺族”，“是褻瀆東京大空襲的死難者”等。

更典型的例子是長崎市長本島等的被刺事件。

1990年1月18日，長崎市長本島等在市政府門前上車之際，正氣塾成員田尻和美突然闖上前來，不由分說開槍擊中本島，本島負重傷險些喪命。緣于1988年12月7日，本島在縣議會會議上回答共產黨議員的質問時說，“我認為天皇是有戰爭責任的”，這一發言立即引起全國輿論的嘩然。

右翼勢力立即行動起來，出動街宣車，散發傳單，撥打恐嚇電話，威脅本島收回發言。

據《長崎市長記錄》載:

接到從市議會、自民黨縣聯、右翼以及全國各地的大量的抗議和威脅(電話)，市秘書課、電話交換室、守衛室每天都晝夜不停地響著電話鈴聲，市長公館也是如此，電報、電話、信件、明信片鋪天蓋日一般。大量的街宣車涌到，造成交通阻塞，噪音、恐怖的年末寒歲給市民帶來了麻煩。

從中可以想像到右翼勢力的猖獗。

1983年3月7日，長崎市也發生一起暴力事件，而且，被襲擊的竟是市議會的議員。事情起源于1972年，長崎縣當局制定了《支付慰靈碑管理維護補助金要綱》，規定每年用一部分公款支付縣內慰靈碑、忠魂塔的維護管理。

按著日本憲法政教分離的原則，用公款支付慰靈碑、忠魂塔之類的宗教設施費用屬于違憲，岡正治等議員雖然提出異議，但由于自民黨議員占據議會的多數，岡正的反對議案被否決。這以后十數年來，長崎縣當局一直依此《要綱》每年撥款付諸實施。

1982年3月24日，大阪府地方法院就箕面市利用公款支付忠魂碑費用訴訟案判處違憲。岡正治等議員遂也向長崎地方法院提出訴訟，狀告長崎縣當局的違憲行為。當年10月4日，法院舉行第一次聽證會，遺族會、鄉友會(舊軍人組織)、正氣塾等右翼團體成員涌進會場，對岡正治等原告侮辱漫罵，什么“非國民”、“賣國賊”、“巴嘎牙路”等。

1983年2月28日，幾輛正氣塾的街宣車跑到岡正治工作的長崎教會前，用高音喇叭指名道姓漫罵岡正治是“國賊”忠魂碑是紀念為天皇戰死的英靈，褻瀆戰死者，對天皇陛下不敬者是賣國賊，岡正治滾出長崎。......

這以后，右翼的街宣車隔三差五出動攻擊漫罵，竟連續長達40余天之久。3月7日這天，正氣塾兩名成員竟然闖進長崎市議會會場，不由分說就對議員岡正治大打出手，岡正治猝不及防，被打傷人院，議員會議也只好中斷。

右翼勢力在瘋狂破壞和襲擾和平反戰運動的同時，還運動政府當局展開建立“慰靈碑”的活動。日本戰敗投降后，盟總曾明令拆毀有關宣揚軍國主義和侵略戰爭的“慰靈碑”、“慰靈塔”之類的建筑。然而，進入80年代以后，建碑風盛極一時。

可以毫不夸張地說，在日本列島的所有地方，包括偏遠的山區、人跡罕至的漁島以及相對落后的農村，幾乎都可以看到宣揚“大東亞戰爭”的碑塔建筑。

據不完全統計，僅在廣島就有各類“慰靈碑”、“忠魂碑”60多座。其中建在三龍山三龍寺的13重(層)慰靈塔，是為廣島出身的56名被處決的戰犯所立，A級戰犯、原東條內閣大藏大臣賀屋興宣題寫的碑文:

為國家獻身而戰，麥克阿瑟也說過，當時從內心是反對軍事審判的，刑死者同戰死者應享受同樣的待遇，合祀在靖國神社。

13重慰靈塔旁邊還有一座慰靈碑，上面寫道:

主張日本無罪的印度法官帕爾來廣島時，論述了由戰勝國單方面軍事審判的非法，他對遺族們說......審判你們丈夫和兒子的聯合(國)軍的人們，不久就要受到神的審判，歷史可以證明。

此外，更引人注目的是，為了“顯彰”東條英機等被處決戰犯而建立的石碑。1979年10月，在日本遺族會和“刑場遺址保護會”的運動下，經內閣會議批準，東京豐島區建設委員會決定在當年東條等人受刑處建立紀念碑，該碑于1980年6月19日竣工，碑高兩米，成為社會各界右翼保守勢力頂禮膜拜的“圣地”。

1982年5月，九州也建起一座“大東亞戰爭陣亡者之碑”，碑高7.3米，耗資6600萬日元。碑文寫道:

1945年8月15日，遵為萬世謀太平之詔書，吞飲萬斛淚水迎終戰。爾后孜孜不倦36載，致力于祖國之再建，今已成為世界大國。此次大戰乃一場為自存自立不顧日本國之存亡，為解放受虐待之民眾、謀救萬邦共榮之圣戰。雖沉淪于敗戰悲境，然亞洲民眾相繼贏得獨立與自由之榮光，此乃世界史上未曾有之莊嚴歷史事實--我們要把對英靈的崇高精神與偉大業績抱有的無限敬慕與感謝之情，永遠傳祭下去。

其字里行間充滿了對“大東亞戰爭”的溢美之詞，也是戰爭責任頑固派真實心理的寫照。

2000年8月4日，在位于金澤市的石川護國神社前，豎立起一座高達12米的“大東亞圣戰大碑”。碑正面刻有“太陽旗”和“大東亞圣戰大碑”的字樣，碑的背面刻有“八紘為宇”。石碑下部正面刻有原日本關東軍參謀草地貞吾美化戰爭的詩文，在其他三面刻有贊助建碑的個人(約650名)和團體(約250個)的名字。

綜上，不難看出，從80年代開始激化的日本戰爭責任問題，是以日本國內政治右傾化為內因，以亞洲及太平洋地域國際關系的變化為背景，以日本反人類、反人道戰爭罪行被深刻揭露和曝光為前提。

以亞洲各國民間被害索賠提上日程為內容，以日本民間反戰和平運動為支撐，使戰后半個世紀以來并未認真解決的、長期“沉寂”的戰爭責任問題浮出水面，而日本執政當局態度曖昧、百般推諉、甚至倒行逆施，社會各右翼勢力又推波助瀾，終使日本的戰爭責任問題呈現出尖銳化趨勢。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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