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昭和天皇葬禮名義，日本右翼如何不顧國內反對，為軍國主義招魂

《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期待每一個共鳴的你，關注、評論，為學、交友！

應該說，以官方名義向陳列著侵略戰爭亡靈的靖國神社參拜，是戰后執政黨、政府以及右派政治家們始終堅持不渝的目標。

1978年10月17日，厚生省秘密批準將東條英機等14名A級戰犯擺進靖國神社“合祀”。轉過年的4月19日，這一消息被日本各大媒體曝光，引起國內外輿論的廣泛關注和議論。

兩天后，也就是1979年4月21日，大平正芳首相不計國內外的反對呼聲，毅然邁進靖國神社的大門(以私人名義)，并稱:

不管別人怎么看，我按著個人的意志去(參拜)的，任其批判好了。

6月5日，他又在參議院內閣委員會上稱:

我認為，對A級戰犯和大東亞戰爭的審判都已成為了歷史。

大平正芳等日本政界官員的態度無疑刺激了日本遺族會等右翼團體推動政府公式參拜靖國神社的運動。而且，他們雙管齊下，采取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形式，分別敦促運動各地方議會和中央政府的頭面人物，為公式參拜鋪平道路。

1、促進參拜靖國神社官方化

在他們的鼓噪下，截至1980年2月，計有16個縣級(相當省級)議會采納了右翼們“實現公式參拜”的意見書。在中央政府一級，由于自民黨內本來就不乏促進公式參拜靖國神社的積極派。

由藤尾起草的《表敬法案》(藤尾私案)，早在1975年就炮制出籠，只是出于內政外交的考慮，他們才沒有公開行動。

進入80年代后，隨著日本政治的右傾化，自民黨議員們再耐不住“寂寞”，相繼成立起三個與參拜靖國神社有關聯的議員團體。分別是“遺族議員協議會”，會長為自民黨干事長櫻內義雄，事務局長為阪垣征四郎之子阪垣正，橋本龍太郎為該協議會“戰沒者遺孤紀念館委員長”；“奉答英靈議員協議會”，會長為長谷川峻，事務局長阪垣正(兼)；“全員參拜靖國神社國會議員會”，會長竹下登，干事長橋本龍太郎，事務局長村上正邦。

上述三個協議會均有200余名自民黨議員參加，統稱“靖國關系三協議會”自上而下地展開了靖國神社公式參拜運動。1980年7月23日，擁有強大實力的右翼宗教團體、并與自民黨有著千絲萬縷聯系的遺族會頭面人物村上勇、阪垣正等人面晤鈴木善幸首相，要求鈴木務于8月15日公式參拜靖國神社。隨后，“靖國關系三協議會”也積極行動起來，甚至建議把“公式參拜”條款列為自民黨的“公約”。

結果，8月15日這天，鈴木率領18名閣僚(閣僚總計20人)參拜了靖國神社，并在參拜簿上署名“內閣總理大臣”。事后，當局礙于在野黨和民眾的抗議，對外宣稱是以“個人名義”參拜。

但是，鈴木及其閣僚集體參拜之舉等于向海內外宣示了政府當局的傾向，遺族會當然不會不滿意，稱:

首相等18名閣僚參拜，乃是沒有前例的空前。幾乎所有的閣僚都去參拜了，是個大大的成果。

接著，遺族會等右翼團體又敦促內閣將每年的8月15日定為“英靈日”。

本來，從池田內閣開始，日本政府就把每年的8月15日法定為“追悼戰歿者式典日”，進行“內向型”的追悼活動。然而，遺族會等右翼團體還不滿足，又在“英靈日”上做文章。

1981年7月，鈴木善幸內閣接受了遺族會的請愿，專門成立了“關于戰歿者追悼日懇談會”機構，受轄總理府總務長官，進行有關事宜的咨詢、協商和論證。

最后，該懇談會認為:

將8月15日作為追悼戰歿者、祈念和平日合適。

于是，1982年4月13日，鈴木內閣做出決議，確定每年的8月15日為“追悼戰歿者祈念和平日”。盡管這個決議加上了“祈念和平”幾個字，但是，“內向型”追悼“亡靈”的理念并沒有改變。它意味著每年的8月15日，在亞洲各國人民紀念反日本法西斯勝利的日子里，在日本列島卻極不協調地由官方主持召開著追悼戰爭亡靈的“式典”。

1982年11月，中曾根登臺組閣，在公式參拜靖國神社的問題上邁出了更大的步子，特意組成一個“靖國問題小委員會”，由法務大臣奧野誠亮擔任委員長。奧野在鈴木等閣僚集體參拜靖國神社后就“放言”:“公式參拜并不違憲”。

不久，他主持的小委員會拿出一個“見解”(稱“奧野見解”)，結論意見是:

內閣總理大臣代表國家，時常拜訪靖國神社理所當然，(參拜時)記為內閣總理大臣，卻表示以私人名義參拜已引起議論，多數人希望是記入內閣總理大臣，以官方名義進行官方參拜。

“奧野見解”得到了自民黨會議的肯定。為進一步推動政府首腦公式參拜靖國神社，1984年8月13日，遺族會發動47個都道府縣的132名戰爭遺孤代表，在靖國神社內舉行絕食請援活動，絕食者手捧戰死者的遺像，頭纏白布條，靜坐絕食，要求以總理大臣為首的政府官員，在8月15日公式參拜靖國神社。

與此同時，遺族會又出動街宣車，在東京都內四處鼓噪，散發傳單，呼吁輿論的聲援，各家新聞機構紛紛涌向靖國神社，競相報道絕食現場情況。自民黨“靖國關系三協議會”也派代表前往“慰問”，共同演出了一場絕食50個小時的鬧劇。

但是，由于和平反戰力量的堅持斗爭，這一年的8月15日，政府高官們還是沒敢貿然以官方名義前往參拜。進入1985年，遺族會利用戰后40周年的機會發起更大攻勢，敦促中曾根首相務必要在8月15日以總理大臣名義邁進靖國神社。

自民黨的“靖國關系三協議會”也連續十余次召開“關于閣僚參拜靖國的懇談會”，反復強調:

公式參拜與政教分離原則并不沖突，多數國民支持。追悼戰歿者是人類普遍的自然感情，國家和政府機關代表國民參拜理所當然，而且，多數國民和遺族都把靖國神社當作追悼戰歿者的中心設施，切盼首相和閣僚公式參拜。

在右翼勢力和自民黨內“公式參拜”熱衷派的推動下，中曾根決定在這一年“公式參拜”靖國神社。

事先，他先下了一番“毛毛雨”，在一次講話中說:

在美國有阿林頓公墓，蘇聯也有無名烈士墓，有一個向為國家倒下的人獻上國民感謝的場所是理所當然的，不然的話，誰還會為國家獻出生命呢！

終于，1985年的8月15日，中曾根康弘堂而皇之的以總理大臣的名義首開了戰后公式參拜的先河，也是截止2000年，第一位和唯一一位在8月15日這天，以總理大臣的名義參拜靖國神社的日本政府領導人。

中曾根康弘公式參拜靖國神社之后，遭到國內外輿論的強烈聲討和批判，為了平息輿論，內閣拋出一個“關于閣僚參拜靖國神社問題懇談會”(簡稱“靖國談")內容分別是:

(1)戰歿者是為了保衛祖國與同胞獻出生命，他們是為了國家、社會和國民而獻出寶貴生命的;
(2)首相作為國民代表舉行追悼活動符合多數國民的感情，也符合遺族的感情;
(3)雖然有全國戰歿者追悼儀式和千島淵戰歿者墓苑禮拜儀式，但多數國民和遺族認為靖國神社是追悼戰歿者的中心設施，希望公式參拜;
(4)公式參拜沒有復活國家神道和軍國主義之虞。

2、昭和天皇的在位60年紀念儀式

1986年是昭和天皇在位60周年。在昭和天皇即位50周年之時，日本官方曾展開了盛大的紀念活動。時過10年，已步入新保守主義的執政當局更不會放過這次宣揚天皇主義的機會，所以決定在1986年4月29日(昭和天皇生日)召開由政府主持的“紀念式典”。

社會上的各右翼團體也紛紛行動起來，利用各種輿論工具宣揚和吹噓昭和天皇的“業績”，并于1985年初成立起“奉祝天皇陛下在位60年委員會”。

當年11月13日，又在日本武道館召開“奉祝天皇陛下在位60年國民集會”，呼吁：

(要將)奉祝運動擴展到全國，掀起一個關于日本民族和天皇制的大啟蒙運動。

但是，他們對政府當局決定在天皇生日這天舉行活動表示非議，認為“無視日本的歷史和傳統，歪曲皇室的實質”，主張定為實際即位的11月10日。官方無奈，抬出天皇，聲稱選擇這天是“陛下的圣斷”，右翼們這才閉上了嘴巴。為了大造聲勢，右翼出動街宣車到鬧市宣傳，散發傳單，出版宣傳品，美化昭和天皇的“偉業”。

與此同時，左翼過激團體也展開了反宣傳，組成反皇室游擊隊等恐怖組織，喊出“粉碎天皇在位60年式典”的口號，與右翼針鋒相對。

結果，兩派勢力不斷發生沖突，甚至演化成利用燃氣瓶、手槍、炸彈等兇器交火。1986年4月29日，在政府舉辦的“紀念式典”上，右翼團體為壓制左翼過激組織，制造了“松町公園炸彈事件”。此后，又連續發生了8月27日的“向皇居和北之丸公園射擊事件”，9月5日的“前進社縱火未遂事件”，10月23日的“焚燒日之丸旗事件”等一系列恐怖事件。1989年1月7日，昭和天皇死去。早在昭和天皇病危期間，內閣就組成以副官房長官為首的“研究會”，專門商議有關天皇葬禮和新天皇即位的式典問題。

因研究會在赤坂皇家旅館召開，之時，日本官方曾展開了盛大的紀念活動。時過10年，已步入新保守主義的執政當局更不會放過這次宣揚天皇主義的機會，所以決定在1986年4月29日(昭和天皇生日)召開由政府主持的“紀念式典”。社會上的各右翼團體也紛紛行動起來，利用各種輿論工具宣揚和吹噓昭和天皇的“業績”，并于1985年初成立起“奉祝天皇陛下在位60年委員會”。

當年11月13日，又在日本武道館召開“奉祝天皇陛下在位60年國民集會”，呼吁:

(要將)奉祝運動擴展到全國，掀起一個關于日本民族和天皇制的大啟蒙運動。

但是，他們對政府當局決定在天皇生日這天舉行活動表示非議，認為“無視日本的歷史和傳統，歪曲皇室的實質”，主張定為實際即位的11月10日。官方無奈，抬出天皇，聲稱選擇這天是“陛下的圣斷”，右翼們這才閉上了嘴巴。為了大造聲勢，右翼出動街宣車到鬧市宣傳，散發傳單，出版宣傳品，美化昭和天皇的“偉業”。與此同時，左翼過激團體也展開了反宣傳，組成反皇室游擊隊等恐怖組織，喊出“粉碎天皇在位60年式典”的口號，與右翼針鋒相對。

結果，兩派勢力不斷發生沖突，甚至演化成利用燃氣瓶、手槍、炸彈等兇器交火。1986年4月29日，在政府舉辦的“紀念式典”上，右翼團體為壓制左翼過激組織，制造了“松町公園炸彈事件”。

此后，又連續發生了8月27日的“向皇居和北之丸公園射擊事件”，9月5日的“前進社縱火未遂事件”，10月23日的“焚燒日之丸旗事件”等一系列恐怖事件。

3、天皇的葬禮

1989年1月7日，昭和天皇死去。早在昭和天皇病危期間，內閣就組成以副官房長官為首的“研究會”，專門商議有關天皇葬禮和新天皇即位的式典問題。因研究會在赤坂皇家旅館召開，所以稱“赤坂皇家會議”。

會議幾經協商，決定“在遵循憲法的前提下”，對昭和天皇的葬禮“效仿大正天皇駕崩的先例”，“要符合天皇的國家和國民統合象征的地位”等。后來，又經閣議決定繼續實施舊“皇家典范”中的“劍璽交接儀式”，即舉行日本神話傳說的“三種神器”的交接儀式，這一閣議明顯背離憲法原則。但閣議辯解道，這屬于“國事行為，是國家的儀式”，“不是宗教行為，與政教分離的原則并不抵觸"。

天皇死去的當日，皇宮附近和東京鬧市區的霓虹燈一律關閉，凡有紅色的建筑物、招牌等都蒙上藍色或白色塑料布，商店的服務員一律著淺色服裝，甚至飯店里不再出售紅加吉魚和紅豆飯，一切娛樂場所也停止了娛樂活動。

右翼團體“國民會議”還作出三項決議:

(1)一周內停止各種娛樂活動;
(2)大喪之日揭揚吊唁旗;
(3)防止左翼的蠢動。

并要求政府必須依照舊例進行各種儀式活動。自民黨議員團體“國家基本問題同志會”、“宗教政治研究會”以及“皇室問題議員懇談會”也先后表示了同樣的態度，并伙同國民會議聯合召開“遵循傳統舉行皇室儀式國民集會”大造輿論和聲勢，極力想為這次活動增添天皇主義的政治色彩，并借機沖淡或抹殺昭和天皇的戰爭責任。

在自民黨當局的決策和右翼團體的推波助瀾下，昭和天皇的葬禮不僅盛大隆重，而且注入了神道的宗教禮儀，一股復古主義和懷古主義的思潮再度滋生。

據《朝日新聞》1989年1月對昭和天皇死后的調查，主張恢復戰前天皇權威的人員占4%；主張維持“象征天皇制”的人數為83%，只有10%的人主張廢除天皇制。當然，在昭和天皇死后，和平反戰人士也舉行了集會、游行等抗議活動，1月7日下午，有150多名群眾在涉谷一帶游行，他們喊出“不許美化昭和天皇”、“反對強制悼念(昭和)”、“不能推卸戰爭責任”等口號。

與此同時，在全國24個都道府縣也進行了群眾性的反對天皇制、反對美化昭和天皇的示威游行活動。但是，比起贊成“象征天皇制”、為昭和天皇大唱贊歌的聲音來，和平反戰團體的聲音還是微弱的。

昭和死后，明仁即位，改年號為“平成”。按著舊皇室典范的規定，除舉行“大喪之禮”和“即位之禮”外，還要舉行“大嘗祭”，即新君即位后的秋日，要用新產的稻米祭祀天照大神，并與天照大神共嘗稻米，這樣，“天皇靈”就會進入天皇的肉體之中，獲得天皇資格，象征著“天孫降臨”。

這是日本明治帝國時期舊“皇家典范”規定的內容，是一種“與神宮供奉的天照大神合為一體的密教”形式°。通過這一儀式，“現人神”——即新天皇才能降臨人間。顯然，這種帶有神國主義色彩的儀式違背日本憲法政教分離的原則，受到憲法維護派和廣大民眾的反對。

但是，日本政府于1989年12月21日成立一個“即位之禮準備委員會”，決定即位之禮分兩步進行，一是即位禮；二是“大嘗祭”，官方發言稱:

大嘗祭是以收獲水稻為中心的我國古老傳統，天皇即位后首先把新稻供奉皇祖和天神地祗，是為了國家和國民安寧，祈禱五谷豐登的儀式。但不能否認帶有宗教儀式的特點。

所以，“作為國事活動是困難的”，可是，大嘗祭“同國事緊密相關，具有公事的性格，其費用從宮廷費中支付是正當的”。當局雖然浮皮潦草地承認大嘗祭“帶有宗教儀式的特點”，但問題的關鍵是同意了以國費支付所有的費用，這是右翼們最為盼望的，它意味著可以用國費或公款支付宗教活動費用，打破了憲法規定的政教分離原則，為右翼們鼓動用公款建造、維護慰靈碑，公式參拜靖國神社等開拓了一條道路。

結果，僅“大嘗祭”一項就耗資14億日元，其中建造“大嘗宮”就花去9億日元。

政府決定進行“大嘗祭”的活動受到民眾的強烈反對，菲利斯女學院大學等三所基督教派的大學發表聲明，堅決反對由政府出面舉行“大嘗祭”之類的宗教活動。因此遭到右翼勢力的嫉恨，1990年4月22日，竟發生了右翼團體維新塾事務局長木村武士開槍威脅菲利斯女學院大學校長弓削達的事件。

上述與恢復戰前天皇制有關的復古活動，可以說是戰后日本政府踐踏和平憲法、推崇昭和天皇的切實步驟，他們竭盡溢美之詞歌頌昭和的“豐功偉業”，卻對昭和天皇的戰爭責任只字不提，客觀上掩蓋了昭和天皇的戰爭責任問題，也使包括昭和天皇在內的日本戰爭責任問題，日益成為日本社會逐漸尖銳化的問題之一。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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