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衛限度審查的判斷基準：從“閆某權案”看正當防衛的司法認定

——入庫案例：閆某權正當防衛案 ––防衛行為是否“明顯超過必要限度”的審查認定

審理法院：河北省石家莊市中級人民法院
案號：（2023）冀01刑終385號
入庫編號：2025-04-1-179-007
關鍵詞：正當防衛；故意傷害罪；防衛過當；必要限度；致人死亡
裁判要旨：防衛過當應當同時具備“明顯超過必要限度”和“造成重大損害”兩個條件，缺一不可。其中，認定防衛行為是否“明顯超過必要限度”，應當綜合案件中不法侵害的性質、手段、強度和防衛的時機、手段、強度、損害后果等情節，考慮雙方力量對比，立足防衛人防衛時所處情境，結合社會公眾的一般認知進行判斷。防衛行為合情合理，未超出當時制止不法侵害、維護自身權益的合理范圍的，不應認定為“明顯超過必要限度”。

一、案件事實與爭議焦點

（一）案件事實概述

2021年9月5日，美團外賣騎手閆某權在某超市取貨時，因拒絕超市電商部經理李某霖查驗貨物的要求，雙方發生口角。超市保衛科科長趙某（被害人）與員工張某隨后介入。爭執過程中，趙某先動手推搡并擊打閆某權頭頸部，李某霖亦上前踢踹，張某從身后抱住閆某權。在被趙某、李某霖、張某三人圍毆的過程中，閆某權揮出一拳擊中趙某面部，致其仰面倒地，頭部受傷。趙某經送醫后，因顱腦損傷術后多臟器功能衰竭，于次年6月死亡。經鑒定，其損傷程度屬重傷二級，死亡結果與頭部外傷有直接因果關系。1

（二）爭議焦點

本案的爭議焦點集中于兩個方面：第一，閆某權的反擊行為是否具有防衛性質；第二，若具有防衛性質，其行為造成一人死亡的重傷后果，是否屬于“明顯超過必要限度”的防衛過當。簡言之，在多人圍毆的緊迫情境下，防衛人一記反擊拳導致不法侵害人倒地死亡，究竟是正當防衛還是防衛過當，是控辯審三方分歧的核心。

二、法律分析：正當防衛限度的理論檢視與本案適用

本案的二審裁定與裁判要旨，為司法實踐中判斷防衛限度提供了極具價值的分析范式。其核心在于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十條第二款“明顯超過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損害”的雙重條件進行解構與限縮解釋。2

（一）防衛意圖的認定：從“互毆”嫌疑到“本能反擊”

首先，法院明確肯定了閆某權行為的防衛性質。本案的一個關鍵細節是，沖突經歷了從口角、推搡到多人圍毆的逐步升級過程。在實踐中，這類由瑣事引發的打斗極易被認定為“互毆”，從而否定防衛前提。3然而，法院嚴格區分了“一般爭吵推搡”與“瞬間升級的暴力圍毆”。

1. 不法侵害的“正在進行”性：當趙某、李某霖、張某三人同時對閆某權實施拳打、腳踢、抱摔等物理強制行為時，不法侵害已從言語爭執轉化為現實、緊迫的人身暴力。閆某權的人身安全處于即刻的危險之中，滿足了防衛的時間條件。
2. 防衛意圖的“純潔性”：閆某權在被圍毆前雖有推搡、反踹等行為，但均系對先行攻擊的即時反應，且情節輕微。當其被三人圍攻時，其行為的直接目的已從“爭執”轉變為“制止正在進行的、足以造成身體傷害的暴力侵害”。法院敏銳地指出，其揮拳反擊是“正常人的本能反應”，這一定性擊穿了“互毆”的僵化思維——即當一方暴力明顯升級并形成壓制態勢時，不能期待另一方仍保持絕對克制或放棄反抗，此時的反擊應視為防衛而非互毆。?

（二）“明顯超過必要限度”的判斷基準：主客觀相統一的綜合考量

本案最具理論深度的部分在于對“明顯超過必要限度”的認定。造成了一人死亡的重傷結果，客觀上符合“重大損害”，因此判斷是否“明顯超過必要限度”成為定罪與否的關鍵。法院提出了一個綜合性的判斷框架，其理論內涵可概括為以下幾點：

1. 利益衡量原則的適用：正當防衛的本質是“正對不正”的權利行使。法律保護的利益位階中，防衛人的生命權、健康權高于不法侵害人的健康權甚至生命權。?當防衛人面臨嚴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時，即便造成侵害人死亡，也不構成防衛過當（特殊防衛）。本案雖未達到可行使特殊防衛（如行兇、殺人等）的程度，但其體現的利益衡量精神依然存在：閆某權在被三人圍毆時，其身體法益正遭受緊迫侵害，法律應優先保護防衛者的基本人身安全。
2. 情境判斷原則：法院強調，不能“事后諸葛亮”式地冷靜分析，而應“立足防衛人防衛時所處情境”。這是一個顛覆性的實踐要求。在短短幾秒鐘內，被三人圍攻的閆某權無法精確計算打擊部位、控制打擊力度，也無法預判一個看似平常的揮拳動作是否會因為對方摔倒角度、地面狀況等偶然因素導致重傷或死亡。司法不能強人所難，要求普通公民在被暴力侵害的極度緊張、恐懼狀態下，仍能保持格斗高手般的精準克制。?
3. 手段相適應的比例原則：防衛行為是否“超過”必要限度，核心是比較防衛手段與侵害手段的相當性。本案中，侵害手段是三人對一人的立體式圍毆（拳擊、腳踹、抱摔），具有人數、力量上的絕對優勢，且侵害持續進行。防衛手段是閆某權在被人從背后抱住、正面遭攻擊的極端劣勢下，僅揮出一拳。一拳對三人圍毆，在手段的激烈程度上，前者明顯未超出后者。該行為是擺脫圍毆、制止侵害最直接有效的方式，符合“必要性”原則。?

（三）對“造成重大損害”與本要件關系的辯證理解

裁判要旨明確指出，防衛過當須“明顯超過必要限度”與“造成重大損害”兩個條件缺一不可。這一表述糾正了長期存在于實踐中的一個誤區：即“只要造成重傷或死亡，就必然屬于過當”。本案恰恰提供了一個相反的范例——雖然造成了重大損害（死亡），但因為行為“沒有明顯超過必要限度”，故整體上仍構成正當防衛。這意味著，“造成重大損害”只是一個結果要件，而非對行為合法性的終局評價。行為的合法性，根本上取決于其“限度性”。當損害結果雖大，但系制止同等或更高強度不法侵害所“合理”必要時，該結果應由侵害人自行承擔。這是“法不強人所難”和“風險自負”原則在正當防衛制度中的具體體現。?

三、辯護思路總結與裁判要旨的啟示

（一）辯護思路總結與解析

基于閆某權案所揭示的裁判規則，辯護律師在處理類似因多人斗毆或沖突升級而致人重傷、死亡的案件中，應當構建一套以“情境化防衛限度審查”為核心的辯護策略。具體可從以下幾個層面展開：

1. 第一步：重構事實敘事，徹底切割“互毆”定性

司法實踐中，正當防衛辯護的最大障礙往往是案件被先驗地定性為“相互斗毆”。?辯護律師的首要任務，是通過精細的證據梳理，打破這一預設。

詳細還原沖突升級的“臨界點”：辯護律師應當引導法庭關注暴力質變的具體時刻。通過監控錄像、證人證言等，將沖突過程拆解為“口角爭執→輕微推搡→單方或雙方對等攻擊→一方暴力顯著升級或形成多對一的壓制態勢”等階段。關鍵在于證明，在被告人實施反擊行為之前，對方已經實施了并非輕微、且具有持續性和人數優勢的暴力侵害。被告人的反擊，發生在暴力強度、人數對比發生根本逆轉的“質變點”之后。

強調被告人的被動性與克制性：辯護律師應著重展示被告人在反擊前的退讓、躲避或被隔離等情節。例如，本案中閆某權曾被人勸開，但對方仍主動沖上前毆打。這類情節能夠有效佐證被告人缺乏主動攻擊的意圖，其后續行為是對已升級的不法侵害的本能反應，而非參與互毆的合意表示。律師應論證，一個自愿參與斗毆的人不會在沖突中表現出克制或試圖脫離接觸。

第二步：構建情境證據體系，說服法官采用“防衛人視角”

裁判要旨強調“立足防衛人防衛時所處情境”，這為辯護律師開辟了重要的論證空間。律師的職責是將這一抽象原則轉化為具有說服力的具體論證。

全面展現“力量對比懸殊”：律師應收集并強調所有顯示雙方力量差距的證據，包括：不法侵害方的人數（是否多人圍攻）、體格差異、是否持有器械、是否采用將人抱住或絆住等限制反抗能力的攻擊方式（如本案中的抱摔）。這種劣勢越明顯，法律對防衛手段強度的容忍度就越高。

凸顯“時間上的緊迫性”：通過證據證明從暴力升級到防衛行為發生僅僅在數秒之間。律師應反復向法庭強調，在如此短暫的時間內，防衛人沒有機會進行冷靜、理性的利弊權衡，也無法精準選擇打擊部位和控制打擊力度。任何要求防衛人在此情形下采取“更溫和、更精準”反擊手段的主張，都違反了基本的行為心理學常識，屬于不被允許的事后苛責。1?

引入“社會一般認知”作為參照：律師可以結合日常生活經驗，向法庭發問：一個普通人在突然遭到三人圍攻、身體被限制、頭部和軀干遭到擊打的情況下，最本能、最直接的反擊方式是什么？除了揮拳反擊試圖推開或擊退最近的一名侵害人，難道還有更為“合理”的選擇嗎？這種將具體情境置于普羅大眾樸素法感情之下審視的方法，能有效影響法官的內心確信。11

第三步：精準切割“行為限度”與“損害結果”，確立“風險自負”原則

面對重傷或死亡的重大損害后果，辯護律師不能回避，但必須改變論證重心。

承認“重大損害”事實，但否認“明顯超過必要限度”：律師應當明確承認被害人的損害后果嚴重，但隨即指出，根據《刑法》第二十條第二款，兩者必須同時具備。本案的辯護焦點應集中于“行為限度”而非“損害結果”。律師需論證，被告人的反擊手段（例如徒手一拳）與侵害方的整體暴力強度（三人圍毆）相比，并未“明顯超過”。一拳并非刀槍，亦非連續暴擊，其本身是克制且適當的。

充分運用“偶然結果”理論：律師應指出，重傷死亡結果往往存在一定的偶然性——例如被害人倒地姿勢、頭部撞擊地面硬物、個體體質差異等。這些因素超出了防衛人在當時情境下的預見能力和控制范圍。如果因為一個偶然的、并非防衛人有意追求或放任的重結果，就將本未超過限度的防衛行為整體評價為犯罪，實質上是要求防衛人承擔“運氣不佳”的不利后果，這嚴重違背了正當防衛制度的立法精神。

主張“由侵害人承擔風險”：律師的最終落腳點應當是：既然不法侵害人主動制造了非法暴力的風險，就應當自行承擔該風險可能帶來的一切后果，包括自身在遭到合理、必要的防衛行為時可能遭受的傷害。法律不應保護主動尋釁、實施暴力圍毆的不法侵害者，而要求被侵害的防衛人承擔過高的注意義務。12

通過上述三個步驟的系統論證，辯護律師可以有效地將案件的裁判焦點從“造成了嚴重后果”扭轉為“在當時情境下，反擊行為是否合情合理”，從而最大限度地激活正當防衛條款，維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

（二）裁判要旨的啟示

閆某權案的裁判要旨，對我國刑事司法實踐中正當防衛制度的適用具有深刻的啟示意義：

1. 確立了防衛限度判斷的“情境化”基準：它要求司法者從抽象的條文轉向具體的、鮮活的、充滿風險的現實情境中去理解防衛人的行為。擯棄“工具理性”的完美主義要求，回歸“實踐理性”的普通人視角。這極大地放寬了防衛限度的司法尺度，鼓勵公民在面對不法侵害時勇于自衛。
2. 重申了“權利不得濫用”的對立面——“權利應當救濟”：正當防衛的本質是公民在國家保護來不及抵達時，對自身權利進行私力救濟的合法化。裁判要旨通過否定“唯結果論”，強調了法律對防衛者本能自護行為的尊重與保障。當不法侵害人制造了風險，其就應當承擔自身因制止該風險的行為而可能遭受損害的風險。
3. 指導了“明顯超過”標準的精細化操作：提供了可參考的判斷要素清單，如不法侵害的性質（暴力程度、人數）、手段（拳腳還是工具）、強度（是否持續）、防衛的時機、手段、損害后果，以及雙方力量對比等。這為未來類似案件的審理提供了清晰、務實、符合常情常理的法律分析框架。

綜上所述，閆某權案不僅是一起個案的成功辯護，更是新時代正當防衛司法理念從“保守限縮”向“積極適用”轉變的又一注腳。它昭示：在法治框架內，公民的防衛權正得到更加充分和理性的保障；法律的溫度，體現在對普通人在危急時刻所作出的、并非完美卻合乎人情的自救行為的寬容與肯定之中。

游濤，資深法律工作者，中國法學會案例法學研究會理事，公安大學本科、碩士，人民大學刑法學博士，曾任北京市某法院刑庭庭長，曾任某網絡科技（直播、娛樂社交）上市公司集團安全總監。

業務領域：網絡犯罪、金融犯罪、職務犯罪、知識產權犯罪、電信詐騙等刑事法律服務，以及數據、直播、娛樂社交等領域合規建設。

從事審判工作十九年，曾借調最高法院工作。除指導大量案件外，還親自辦理1500余件各類刑事案件，“數據”“爬蟲”“外掛”“快播”等部分案件被確定為最高檢指導性案例、全國十大刑事案件或北京法院參閱案例。還為包括上市公司在內的多家企業完成全面合規體系建設以及數據安全、商業秘密、網絡游戲、直播、1v1、語音房等專項合規。

多次受國家法官學院、檢察官學院、公安部、司法部的邀請，為全國各地法官、檢察官、警官、律師授課；多次受北大、清華等高校邀請講座；連續十屆擔任北京市高校模擬法庭競賽評委。在《政治與法律》等法學核心期刊發表論文十余篇，在《人民法院案例選》《刑事審判參考》等發表案例分析二十余篇，專著《普通詐騙罪研究》。

李 元

乾成北京 合伙人/律師

李元律師有15年北京法院刑事審判經歷，曾任審判長,審理了近干件刑事案件,積累了大量的司法實踐經驗。其參與或主審的案件或重大復雜,或影響較大,包括10余件因證據不足而由檢察機關撤訴的案件，以及大量職務侵占、貪污、受賄、非吸、集資詐騙等類型案件。此外,還專門負責審理外國人犯罪案件。李元律師主攻經濟犯罪的辯護與控告、刑事法律風險防控、涉外刑事法律服務及知識產權的刑法保護等領域。憑借法官的從業經歷和外語特長,李律師在外國客戶的國內刑事業務方面有較大優勢。獲評律新社《精品法律服務品牌指南(2024):爭議解決領域》精品律師。

業務領域：經濟犯罪辯護與控告涉外刑事|知識產權刑法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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