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淼：論“金陵三釵”閱讀經驗在《紅樓夢》敘事中的作用

文藝活動是建構大觀園這個《紅樓夢》中理想世界的一個重要因素，在各種文藝活動中，以閱讀為中心的活動又占據了絕大部分。如結詩社、制燈謎、行酒令等，無不依賴于人物的日常閱讀經驗。

孫溫繪大觀園

此種經驗對于塑造小說人物形象、推動情節發展具有重要作用。第五十回戚序本總評云：“詩詞之峭麗、燈謎之隱秀不待言，須看他極整齊、極參差，愈忙迫愈安閑，一波一折路轉峰回，一落一起山斷云連，各人局度、各人情性都現。”[1]554

小說人物在這些文化活動中對于典故的使用、評論，則是其閱讀經驗的直接體現。小說人物在這些文化活動中對于用典，有一種自覺意識，賈寶玉有“編新不如述舊，刻古終勝雕今”[1]187之語（第十七回）。

凹晶溪館聯詩，黛玉認為湘云所用“分瓜”一詞，“可是實實的你杜撰了”[1]829（第七十六回）。甚至很多戲謔之語，也與典故這一概念有關。史湘云猜拳輸后要說酒令，寶琴以“請君入甕”打趣，“大家笑起來，說：‘這個典用的當。’”[1]674（第六十二回）。如惜春畫大觀園圖，“黛玉笑道：‘別的草蟲不畫罷了，昨兒“母蝗蟲”不畫上，豈不缺了典！’”[1]472（第四十二回）

可見，典故使用及與之關聯的閱讀經驗，是大觀園中眾兒女進行文化身份確認的重要標識。如不具備這樣的文化修養，則難免受到“他這么個人竟俗了”[1]532的評價。

薛、林、史是紅樓群釵中最富才學者，又具有相似的客居身份，則她們對于典故的使用就有了比較的意義。

學術界對這一話題已有所措意，但大多將注意力放在書中人物對前代詩詞的引用、化用——即“語典”的使用上。[1]

《紅樓夢詩詞曲賦全解》

但本文對于“典故”的界定較為寬泛，舉凡書中詩詞、酒令、燈謎，乃至日常交談中所涉及的前代人物、事件、典籍、詩文，皆可納入，這樣方能全面反映小說人物的閱讀經驗，進而考察其在小說敘事中的重要作用。

一、金陵三釵典故使用與人物個性之界分

第四十二回中的一段釵、黛對話，明確反映了薛寶釵的閱讀經驗和閱讀立場：

弟兄們也有愛詩的，也有愛詞的，諸如這些《西廂》《琵琶》以及“元人百種”，無所不有……男人們讀書明理，輔國治民，這便好了……你我只該做些針黹紡織的事才是，偏又認得了字，既認得了字，不過揀那正經的看也罷了，最怕見了些雜書，移了性情，就不可救了。[1]471

可見，薛寶釵也具有少女的一般心理，對愛情題材的詩詞戲劇有著天然愛好。但她卻以儒家特別是宋明理學的“性情”之說來規范自己的閱讀行為，認為這些書籍對于儒家哲學范疇內的“氣質之性”，有巨大的負面作用，應予以摒棄。

正確的閱讀路徑應當是通過閱讀儒家經典，使閱讀者的“氣質之性”復歸于“天理之性”。寶釵不止一次地表露過此種觀點，如云：“究竟這也算不得什么（指作詩，筆者注），還是紡績針黹是你我的本等。一時閑了，倒是于你我深有益的書看幾章是正經。”[1]425（第三十七回）

改琦繪薛寶琴

眾人對寶琴十首懷古詩都“稱奇道妙”，寶釵卻對最后兩首以《西廂記》和《牡丹亭》為題詠對象之作如臨大敵，說：“前八首都是史鑒上有據的；后二首卻無考，我們也不大懂得，不如另作兩首為是” [1]557（第五十一回），正是因為此二書是李紈口中的“邪書”。

寶釵上述這些言論，幾乎是北宋張載“變化氣質”說的翻版，顯露出寶釵個性中濃厚的正統儒家色彩。

寶釵的用典傾向，也完全符合上述立場。其引用的集部典故所關聯的作者，大多是具有忠君愛國、中正平和等鮮明儒家思想特征的文人士大夫。

其中最典型者為杜甫，共提到其詩作三首。特別是兩次提到《曲江對雨》“水荇牽風翠帶長”一句。薛寶釵引用此句，一是為了說明杜甫詩有多重風格，一是行酒令。就前者而言，本是說杜甫不僅能寫“叢菊兩開他日淚”那樣沉郁頓挫之句，也能寫出“水荇”這樣清新婉轉之句。

《杜詩詳注》

但此詩作于安史之亂初定，肅宗返回長安之時。恰是以麗景寫哀情，主旨仍為家國之慨。《杜詩詳注》引朱瀚語：“上半寫雨景之荒涼，長安新經喪亂也。下半傷南內之寂寥，向曾受知上皇也……于掉尾拈一‘詔’字，露出思君本意，含無限低徊傷感。”[3]452

寶釵所舉還有杜甫《陪鄭廣文游何將軍山林十首》中“紅綻雨肥梅”之名句，此組詩雖為游覽之作，可仍然有“將軍不好武”這樣對唐玄宗窮兵黷武之策加以諷刺的句子。

可見，薛寶釵對杜甫關涉政治的詩作是格外留心的，也說明其對儒家所建構的政治秩序的肯定，及努力維護這一秩序的心態。正如前引之文，認為讀書無非是為了“讀書明理，輔國治民”。

又如上述第四十回中的酒令，薛寶釵除引杜甫《曲江對酒》外，還引了李白《登金陵鳳凰臺》、劉季孫《題饒州酒務廳屏》、唐寅《題畫》之三。

按小說中的行令方法，必須在極短時間內根據骨牌牌面，說出相應的前人詩句，這幾乎是建立在參與者日常閱讀經驗之上的下意識反應。李白詩之主旨，前人認為是“愛君憂國之意，遠過鄉關之念”[4]359。

而劉季孫《題饒州酒務廳屏》的本事，曾被載入《石林詩話》[2]，作者因不以官卑而怨憤的政治品格獲得了王安石的肯定。

具有這種溫柔敦厚品格的詩人，也同樣受到薛寶釵的青睞。蘆雪庵聯句，寶釵以“淋竹醉堪調”對黛玉的“沁梅香可嚼”[1]547（第五十回），化用王禹偁《黃州新建小竹樓記》竹樓聽聲一段，從此《記》可知，作者四年間輾轉州各州，但表現出的卻是用行舍藏的泰然心態。

不過，從儒家立場出發，薛寶釵對剛健有為者也予以肯定。第五十回中其所制燈謎，有“雖是半天風雨過，何曾聞得梵鈴聲”之句，系從北宋詩人石延年《古松》詩之“聲撼半天風雨寒”[5]2004中化出。

《宋史》

據《宋史》本傳，石延年“為人跌宕任氣節，讀書通大略，為文勁健”，特別是在北宋與西夏征戰中，表現出杰出的軍事才能，“與人論天下事，是非無不當”[6]13071。

好友歐陽修也認為其“為人廓然有大志，時人不能用其材”[7]611（《釋秘演詩集序》）這非常符合寶釵對于士大夫應當具有“經濟學問”的價值判斷標準。

相較于寶釵，林黛玉所用典故來源主要集中于集、子、史三部，而經部僅有第四十回中化用《詩經·鄭風·溱洧》一例。

從這一分布情況可看出，黛玉的閱讀興趣更為廣泛，特別是對歷史、小說、戲劇中的人物和傳說多有留心。黛玉對湘云說：“我說你不曾見過書呢，‘吃餅’是舊典。《唐書》《唐志》，你看了來再說。”[1]829（第七十六回）可證其對史書閱讀的重視。

這里面分為兩種情況，一是對涉及男女情感、私相授受的題材格外留心，如王實甫《西廂記》、湯顯祖《牡丹亭》等。

這一對后天之“情”的強烈向往，使其不愿將自己的閱讀視野僅僅局限在以培養中正平和的“天理之性”為目標的儒家經典著作范圍內。因此戚序本總評云：“前以《會真記》文，后以《牡丹亭》曲，加以有情有景消魂落魄詩詞，總是急于令顰兒種病根也。”[1]276（第二十三回）

《牡丹亭與紅樓夢》

二是對歷史上帶有悲劇色彩的人物具有強烈共鳴，反復引用或者作為其詩作的題詠對象。

第六十四回中，黛玉分別題詠的五位歷史上的女性分別為西施、虞姬、王昭君、綠珠和紅拂。除紅拂外，或忍辱負重、或遠別鄉關、或為情赴死，無一不是黛玉自身性格、命運的寫照。

而即使是紅拂，也是楊素身邊的一名“侍婢”，其客居之感亦與黛玉相類。故戚序總評云：“五首新詩何所居，顰兒應自日欷歔。柔腸一段千般結，豈是尋常望雁魚。”[1]707即敏銳發覺黛玉并未把這五位女性當作一般意義上的愛情故事主人公來吟詠，而是側重寄托自己深沉的人生感慨。

又如黛玉作《問菊》，尾聯有“解語何妨話片時”（三十八回），用五代王仁裕《開元天寶遺事》所載唐玄宗楊貴妃事。[3]菊花在中國文化語境中歷來以高潔出塵為特征，但黛玉則引用了明顯帶有悲劇色彩的李楊故事，可見悲觀心理在其潛意識中盤桓之久。

此外，林黛玉對于一些載于子部小說家類的神話傳說也多有引用。如在寶玉所贈之帕上題詩，引東晉干寶《搜神記》鮫人泣珠典、南朝梁任昉《述異記》娥皇女英典（第三十四回）；黛玉、湘云聯詩，有“犯斗邀牛女”[1]830一句，用西晉張華《博物志》乘槎典（第七十六回）。這些故事亦多帶有愛情悲劇色彩。

如果說對《西廂記》《牡丹亭》的閱讀偏愛，是林黛玉對理想愛情的執著追求，那么上述其余諸典的使用，則可視作這種追求難以達成后，引古人為異代知音之舉。

會校會注會評會圖《西廂記》

而對黛玉使用最多的集部典故進行考察，則可發現這些典故的時間跨度遠超寶釵用典的跨度，幾乎覆蓋了從西晉到明代的各歷史時期。

但如果細加分析則會發現，黛玉經常閱讀的，往往是那些或才高位卑、或命運坎坷者的作品。

略一檢索，就可以列出王勃、李白、杜甫、韓愈、李賀、李商隱、杜牧、李煜、蘇軾、李清照、唐寅、葉紹袁等一長串作者姓名。而從這些典故所涉及的詩文內容來看，也多與相思怨別、嘆老嗟卑等主題相關。

黛玉對這些作者和作品的關注，其根本原因仍然在于她能夠在其中體會到與自身命運相似的悲劇性。這與薛寶釵側重以詩文涵養儒家心性的閱讀目的有著本質不同。寶釵是用閱讀來約束自身的“情”，而黛玉則是通過閱讀最大程度地釋放或者說強化內心情感。

如同樣是對《詩經》的引用，寶釵引《小雅·伐木》，黛玉卻引《鄭風·溱洧》。毛詩小序云：“《伐木》，燕朋友故舊也。自天子至于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親親以睦，友賢不棄，不遺故舊，則民德歸厚矣。”[8]410而后者則是多男女戀情的鄭衛之聲，小序云：“《溱洧》，刺亂也。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淫風大行，莫之能救焉。”[8]346

《詩經譯注》

湘云所引諸書，以子、集為主，經、史次之。總體而言，湘云用典較寶釵為廣，不避小說、神話等偏離儒家正統思想之典，較近于黛玉。

然就所引典故內容而言，又不似黛玉常用之典那般愁苦凄涼，情思纏綿，而是以表現人物瀟灑曠逸之襟抱、不同流俗之品格的言語、故事為主。

因此有學者認為，如果從女性意識強弱的角度考察，湘云更接近于女性意識較弱寶釵。[4]與《樂中悲》中“幸生來英豪闊大寬宏量，從未將兒女私情，略縈心上。好一似霽月光風耀玉堂”[1]66所展現的個性非常吻合。

如蘆雪庵聯句，湘云有“野岸回孤棹”[1]545之句（第五十回），用《世說新語》所載東晉王子猷雪夜訪戴典，突出“乘興而行，興盡而返”的“任誕”之態。

從集部作品看，湘云亦喜寫景闊大、氣韻高華之詩。仍以第四十回中酒令為例，湘云所引四句詩皆出自唐代詩人，分別為王維《敕賜百官櫻桃》、李白《上皇西巡南京歌》、劉長卿《別嚴士元》、高蟾《下第后上永崇高侍郎》。

王、李二詩皆語涉廟堂，前者帶有濃厚的應制詩色彩，畫面設色濃厚；后者雖作于玄宗奔蜀之時，但無衰颯之意，“十首皆于蕭條奔寄中作壯麗語，是為得體；舉秦、蜀形勢不忘故都，是為用意”[9]441。

劉長卿為大歷詩人，詩風清麗淡薄，但此詩有“日斜江上孤帆影，草綠湖南萬里情”之句，景象開闊，清代喬億《大歷詩略》評曰：“神采飛動，調亦高朗。”[10]490高蟾詩則以“芙蓉生在秋江，不向東風怨未開”[11]7711，表現自己落第后的達觀心境。

《大歷詩略箋釋輯評》

可見，湘云雖父母早亡，生活拮據，但心底卻較少自怨自艾之感，而有一種高潔自守之態，這使得其詩文用典隱含著與現實處境的一種張力。

如詠白海棠詩，有“自是霜娥偏愛冷”[1]424之句（第三十七回），系從李商隱《霜月》中“青女素娥俱耐冷，月中霜里斗嬋娟”[12]1812化出；蘆雪庵聯句，湘云有“龍斗陣云銷”之句（第五十回）。

《后漢書》光武帝本紀所載《赤伏符》云：“劉秀發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龍斗野。”[13]21北宋張元《雪》云：“戰死玉龍三十萬，敗鱗風卷滿天飛。”[5]4878觀此二回用典，一個“斗”字頗堪玩味。

張元固為叛北宋而歸元昊者，但洪邁錄田晝評其人之語云：“負氣倜儻，有縱橫才。”[14]129此詩所表現出的氣勢，亦誠如袁枚所謂“帶桀驁之氣”[15]520。

《全宋詩話》

因此己卯本對“自是”句夾批云：“又不脫將來自家形景。”[1]424 如將湘云與黛玉對同一前代詩人作品的引用進行比較，則二者個性差別更為顯豁。

如二人都引用過著名詞人李煜之句，只不過湘云作柳絮詞時化用的是《一斛珠》歇拍之“繡床斜憑嬌無那。爛嚼紅茸，笑向檀郎唾”[16]38（第七十回）；而黛玉聽《牡丹亭》曲詞時所聯想之句（第二十三回），和《秋窗風雨夕》“羅衾不奈秋風力” [1]502（第四十五回），則皆化自《浪淘沙令》，一喜一悲，判若兩途。

二、“金陵三釵”典故使用與其詩學觀念之映射

關于《紅樓夢》中人物的詩學觀點，或曰小說作者借書中人物表現出的詩學觀點的研究已經非常深入，但是這些研究常把這些人物的詩學觀點作為一個整體加以考察，得出或宗唐、或宗宋的結論。對其個性特征、生活環境特別是閱讀經驗的不同所導致的詩學傾向的差異性有所忽視。

從最粗略的印象出發，我們也能得出“金陵三釵”，特別是薛、林二人詩風明顯不同的結論。很難想象三人在詩學觀念完全一致的情況下，會形成如此不同的詩風。

因此，有必要對三人的詩學觀念作較為細致的分別考察，而以閱讀經驗和用典情況作為考察依據——即運用文學思想史的研究范式，對詩人的詩學觀念與創作實踐加以對照——不失為一個較有說服力的角度。

相對而言，薛寶釵受到宋代詩學影響較深。從集部典故引用情況看，引用化用宋詩比例達45%，比引、化用唐詩尚多1處，遠高于林、史二人引宋詩的比例。

寶釵詩學觀念之一，是認為詩歌缺乏現實層面的政治功用，只適合個人怡情悅性，因此可以少作或者不作。

電視劇《紅樓夢》中張莉飾演薛寶釵

前文所引第三十七回中寶釵表現出的作詩不為能事、應當多讀“深有益的書”的觀念，在理學快速發展的宋代，是比較有代表性的。周敦頤、程頤曾有“文以載道”和“作文害道”之說，而在一些以文學名家的士大夫那里，對詩歌現實功用的否定也時露端倪。

從第六十四回寶釵評黛玉《五美吟》可知，其對歐陽修、王安石等宋代詩人是熟悉的。王安石《奉酬永叔見贈》：“欲傳道義心猶在，強學文章力已窮。他日若能窺孟子，終身何敢望韓公。”[17]612雖委曲言之，但明確表達了重視儒家經典的治世之用而輕視詩歌之意。

又云：“若欲以明道，則離圣人之經，皆不足以有明也”[18]六十四冊131（《答吳孝宗書》）這不正是寶釵所說的多讀“于你我深有益的書”嗎？

第四十九回中，寶釵亦云：“一個女孩兒家，只管拿著詩作正經事講起來，叫有學問的人聽了，反笑話說不守本分的。”故海棠詩己卯本夾批：“逸才仙品固讓顰兒，溫雅沉著終是寶釵。”[1]420

劉旦宅繪寶釵撲蝶

其二，提倡立意新而措辭自然。

寶釵在和湘云謀劃詠菊詩題時云：“詩固然怕說熟話，更不可過于求生，只要頭一件立意清新，自然措詞就不俗了。”[1]425（第三十七回）

其評黛玉《五美吟》云：“做詩不論何題，只要善翻古人之意。若要隨人腳蹤走去，縱使字句精工，已落第二義，究竟算不得好詩……（歐、王）二詩俱能各出己見，不襲前人。今日林妹妹這五首詩，亦可謂命意新奇，別開生面了。”[1]701（第六十四回）

又云：“從來桃花詩最多，縱作了必落套。”（第七十回）[1]758這些觀點與宋詩開山梅堯臣的詩學觀念非常接近，寶釵詠海棠之“胭脂洗出秋階影”（第三十七回）即化自梅詩《蜀州海棠》。

梅堯臣主張“意新語工” [19]9“以故為新、以俗為雅”[20]314，正是“善翻古人之意”，在已有的題材中尋找新意，而不是“過于求生”。

“善翻古人之意”實際就是北宋詩歌創作受禪宗文化影響而形成的“翻案法”，后黃庭堅又有“點鐵成金”和“奪胎換骨”之說。[5]

在力求命意新穎的同時，梅堯臣又追求詩歌的平淡自然之風。但在用韻問題上，寶釵則不取歐、梅對韓愈善用險韻的贊賞態度，而更傾向于蘇軾、黃庭堅的自然成文之說。

這也正如寶釵所云：“詩題也不要過于新巧了。你看古人詩中那些刁鉆古怪的題目和那極險的韻了，若題過于新巧，韻過于險，再不得有好詩，終是小家氣。”[1]425（第三十七回）

應該說，梅堯臣的“平淡”，是詩歌風格的平淡，而非詩歌生成過程的平淡。正如歐陽修評價的那樣：“其初喜為清麗閑肆平淡，久則涵演深遠，間亦琢刻以出怪巧，然氣完力余，益老以勁。”[7]497

《宋詩話全編》

而蘇軾則稱贊天臺宗名僧慈云遵式弟子龍井辯才“平生不學作詩，如風吹水，自成文理”，“而參寥與吾輩詩，乃如巧人織繡耳”[18]八十九冊311。黃庭堅亦云 “沨者，風與水相遭，不期于文而成文者也。君子之文若是。”[18]一百七冊123（《宗室子沨子沆字說》）

其三，則是對多種詩歌風格的兼收并蓄。

寶釵對寶玉云：“難道杜工部首首只作‘叢菊兩開他日淚’之句不成！一般的也有‘紅綻雨肥梅’‘水荇牽風翠帶長’之媚語。”[1]758（第七十回）這在歐陽修、王安石、蘇軾等宋代名家的詩論里時常可見，無煩多舉。

可以說，舉凡寶釵上述觀點，幾乎都在其所引用的宋詩作者的詩論中有所體現。

黛玉論詩，當以其在第四十八回中與香菱的“什么難事，也值得去學”[1]529一段對話為主腦。黛玉總體上推尊魏晉唐詩，不僅將陸游的詩句判定為“淺近”，且向香菱推薦的閱讀詩集中無一宋人之作。因此不少學者都指出其詩論與推尊漢魏盛唐的《滄浪詩話》相近。

《滄浪詩話校釋》

這也可以從其詩作典故的引用情況中得到證明，黛玉引、化用前代詩句53處，魏晉唐詩31處，占58.4%；宋代詩詞9處，占16.9%，對比懸殊。

首先，黛玉認為“詞句究竟還是末事，第一立意要緊。若意趣真了，連詞句不用修飾，自是好的，這叫做‘不以詞害意’”[1]530。黛玉對史湘云《供菊》中“圃冷斜陽憶舊游”一句之評論曰“背面傅粉”“意思深透”[1]435（第三十八回）。

杜牧是黛玉所引之詩的作者之一，杜牧云：“凡為文以意為主，氣為輔，以辭彩章句為之兵衛……是以意全勝者，辭愈樸而文愈高；意不勝者，辭愈華而文愈鄙。是意能遣辭，辭不能成意。”[21]885

對于辭、意關系的看法與黛玉之論若合符契。那么應當立何種“意”呢？黛玉強調“意趣真”，就是詩歌能夠真切地書寫生命本真，摒棄浮華藻飾。

這一觀點與被黛玉推重的李白詩論非常近似。李白詩云：“一曲斐然子，雕蟲喪天真。 棘刺造沐猴，三年費精神。功成無所用，楚楚且華身”[9]133（《古風·其三十五》）。“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9]574（《經亂離后天恩流夜郎憶舊游書懷贈江夏韋太守良宰》），“自從建安來，綺麗不足珍。圣代復元古，垂衣貴清真”[9]87（《古風·其一》），無不突出一個“真”字。

這種對生命本真的書寫，強調一切自然現成，因此黛玉對寶玉所作誄文有所批評：“只是‘紅綃帳里’，未免熟濫些。放著現成真事，為什不用？”[1]863（第七十九回）；評湘云“寒塘渡鶴影”之句曰“何等自然，何等現成，何等有景，且又新鮮”[1]831（第七十六回）；評湘云柳絮詞曰“新鮮有趣”[1]760（第七十回）；評陶淵明詩曰“淡而現成”[1]531（四十八回），此種觀點與“以文字為詩，與才學為詩”的宋代詩論明顯不同。

電視劇《紅樓夢》中林黛玉劇照

寶釵在詩歌創作的立意上偏重“新”，須在故紙堆中與古人一爭高下，則未必出于自己的真情真性。眾人稱贊黛玉之作“題目新，詩也新，立意更新”，黛玉卻不以為然，認為“我那首也不好, 到底傷于纖巧些 [1]435（第三十八回）。可見薛、林論詩旨趣之別。

此外，黛玉對魏晉南朝諸人的推崇，其出發點也在于這些詩人大多立意貴真而語言自然，如謝朓即主張“好詩圓美流轉如彈丸”[22]609。

脂評對薛、林的“新”“真”之異多有發揮，黛玉所作應制詩，己卯本夾批：“所謂‘信手拈來無不是’，阿顰自是一種心思”[1]209，“阿顰之心臆才情原與人別，亦不是從讀書中得來。”[1]211（第十八回）

黛玉所續偈語，庚辰本夾批云：“總寫寶卿博學宏覽，勝諸才人；顰兒卻聰慧靈智，非學力所致。”[1]262（第二十二回）

其次，在具體的語言實踐上，黛玉也不排斥對“奇句”的錘煉。

香菱云：“原來這些格調規矩竟是末事，只要詞句新奇為上。”[1]530

《詩式校注》

關于“天真”與“修飾”之間的辯證關系，唐代詩學名著《詩式》有很好的說明：“或云：‘詩不假修飾，任其丑樸；但風韻正、天真全，即名上等。’予曰：‘不然。無鹽闕容而有德，曷若文王太姒有容而有德乎？’又云：‘不要苦思，苦思則喪自然之質。’此亦不然……取境之時，須至難至險，始見奇句。成篇之后，觀其氣貌，有似等閑，不思而得，此高手也。”[23]39

這段話并沒有否認詩要“天真”，但認為如果能夠在此前提下，能夠創作“奇句”，則為雙美。因此林、史聯句，黛玉評湘云“輕寒風剪剪”一句曰：“只是底下這句又說熟話了，就該加勁說了去才是。”[1]828（第七十六回）

另據前文分析，寶釵作詩反對險韻、限韻，但黛玉往往有因難見巧之意，如云：“大家就要桃花詩一百韻。”[1]758這也是注重語言錘煉之意。

但只不過如上引《詩式》所云，此種“奇句”不能被看出是有意雕琢，最后呈現出的詩歌面貌仍然要清新自然。因此黛玉批評香菱所作之詩“措詞不雅”“過于穿鑿”[1]532（四十八回）。

此外，黛玉論詩注重體式，如推薦香菱讀王維的五律、杜甫的七律、李白的七絕。這亦與《滄浪詩話》有淵源關系，因此對黛玉所作應制詩，己卯本批云：“分題作一氣呵成，格調熟練，自是阿顰口氣。”[1]211（第十八回）

但此類“末事”層面的“格調規矩”，是黛玉心目中的合格詩人所必須掌握的，自無需多論。

第三，關于黛玉推崇盛唐還是中晚唐詩的問題，歷來有不同觀點。

《全唐詩》

從黛玉推薦的閱讀書目——王維、杜甫、李白及“陶淵明、應玚、謝、阮、庾、鮑”[1]530的別集來看，固然詩以盛唐別集為主（其實杜甫已不能算作完全的盛唐詩人），但如果我們從集部典故使用的角度觀察，則可發現其閱讀經驗絕不僅僅限于盛唐。

具體分布為初唐3處，盛唐7處，中唐7處，晚唐11處，則中晚唐集部之典遠超盛唐。就中由以李商隱為最，達5處，這也為判斷黛玉是否“最不喜歡李義山的詩”詩提供了思路。

有學者指出，林黛玉“最不喜歡的”是李商隱詩中隱僻的一面，[6]這是正確的。但至于是否只欣賞其“白描式”的作品，則尚有討論余地。

李商隱詩之所以對處于高度生存壓力下的黛玉具有很強的吸引力，主要是由于其建立在深入開掘內心世界基礎上的對男女愛戀場景、個人感傷情緒的描摹，以及低沉婉轉的詩風。

而這一類作品，比如被黛玉與湘云聯句時所撰“射覆聽三宣” [1]829（第七十六回）一句所化用的李商隱《無題》（昨夜星辰昨夜風），設色濃艷、情思纏綿，很難說是一首“白描式”作品，只是用典不那么深僻罷了。

《李商隱詩歌集解》

而上述題材、風格，在中晚唐詩中是較為常見的。因此陳其泰評黛玉詩作云：“落花詩哀艷似晚唐人手筆。凄凄切切，不堪卒讀。”[24]727

史湘云在全書中論詩不多，只能從其評詩和作詩過程中的零碎議論對其詩學觀念稍加歸納。其最重要的詩論，是借寶釵之口說出的：“滿嘴里說的是什么：怎么是杜工部之沈郁，韋蘇州之淡雅，又怎么是溫八叉之綺靡，李義山之隱僻。” [1]538

顯然，湘云的總體詩學傾向是宗唐的，近于黛玉。從所論諸人看，已經涵蓋了盛中晚等各唐詩分期。其對前人詩句的引用也與此相符，不僅引用唐詩（12處）遠多于宋代詩詞（7處），且對唐詩引用也涵蓋盛中晚各期：李白2處，王維2處，杜甫2處，劉長卿、李商隱、段成式、王駕、高蟾、韋莊各1處。

其中尤以大歷詩人韋應物、劉長卿較為醒目，因此一時段的詩作未被薛、林二釵征引過。劉長卿詩風清淡閑雅，但又注意煉字，符合上述黛玉主張的天然與語言錘煉相結合的詩學觀念。

紀昀評曰：“隨州五言骨韻天然”[25]1670劉熙載評曰：“劉文房詩，以研煉字句見長，而清贍閑雅，蹈乎大方。”[26]310

湘云作詩，己卯本即評曰：“可見越是好文字，不管怎樣就有了；越用功夫，越講究筆墨，終成涂鴉。”[1]424（三十七回）但其對字句亦精心安排，這從林、史聯句時湘云的議論中可以清晰看出，如“‘金萱’二字便宜了你，省了多少力，這樣現成的韻被你得了”[1]829（七十六回）。

另一方面，有學者指出，大歷詩人“要從一個既定的意念出發，向客觀去尋找對應物，使它得到外化和表現”，這使他們筆下的情景關系呈現出一種被設計好的交融感，而不是盛唐詩式的“隨物興感的即時感觸”[27]157。

《大歷詩風》

這一創作情景在《紅樓夢》中是常見的，如寶釵云：“不過是白海棠，又何必定要見了才作。古人的詩賦，也不過都是寄興寫情耳。若都是等見了作，如今也沒這些詩了。”[1]418（三十七回）而湘云則是這種“脫空詩”的積極推動者，如同一回中，其就與寶釵精心構擬詠菊詩詩題。

對大歷詩風的推崇，是湘云與黛玉相異處。此外聯句時，湘云評黛玉“射覆聽三宣”一句云：“‘三宣’有趣，竟化俗成雅了”[1]829，直用梅堯臣論詩之語。

因此，雖然方東樹評劉長卿詩曰：“文房詩多興在象外，專以此求之，則成句皆有余味不盡之妙矣。較宋人入議論、涉理趣、以文以語錄為詩者，有靈蠢仙凡之別。”[28]419但史湘云之詩學觀念，可謂以唐為主而時涉宋調了。

三、“金陵三釵”典故使用與情節演進之推動

典故作為閱讀的對象和閱讀經驗的體現，在《紅樓夢》情節演進中亦起到重要作用。

一種情況是，小說中存在著大量作詩時商量如何使用典故、或探究典故來源的情節。如元妃省親，寶玉作“綠玉春猶卷”一句，寶釵指出元妃不喜“紅香綠玉”四字，令寶玉另改。

戴敦邦繪寶釵

寶玉情急之間無所措辭，寶釵令改“綠蠟”二字。寶玉馬上問“可有出處”，寶釵答曰：“虧你今夜不過如此，將來金殿對策，你大約連‘趙錢孫李’都忘了呢！唐錢珝詠芭蕉詩頭一句‘冷燭無煙綠蠟干’，你都忘了不成？”[1]210（第十八回）

己卯本夾批認為這一典故推敲過程顯示了作者在情節安排上的巧妙匠心：“此等處便是硬證實處，最是大力量，但不知是何心思，是從何落思，穿插到此玲瓏錦繡地步。”[1]210

而這樣的情節設置也關聯著人物形象的塑造，王希廉云：“寶釵改‘綠玉’為‘綠蠟’，是聰明不是憐愛；黛玉代作杏簾詩，是憐愛不是聰明。各有分別。”[24]598

前文提到的林、史聯句，以及眾人射覆、行酒令的情節，也完全以典故的使用為中心。

又如，《秋窗風雨夕》這篇小說中重要詩作的誕生，亦完全依賴于黛玉的閱讀經驗：

知寶釵不能來，便在燈下隨便拿了一本書，卻是《樂府雜稿》，有《秋閨怨》《別離怨》等詞。黛玉不覺心有所感，亦不禁發于章句，遂成《代別離》一首，擬《春江花月夜》之格，乃名其詞曰《秋窗風雨夕》。[1]502（第四十五回）

第二種情況，則是在一般生活場景中，通過典故的使用來推動情節發展。

比如寶黛共讀《西廂記》，這是小說中最著名的場景之一。此情節以黛玉發現寶玉所藏《西廂記》為緣由，引出后文黛玉讀劇、寶玉引用書中語典而黛玉嗔怒等一系列情節（第二十三回）。

劉旦宅繪寶黛共讀西廂

此回庚辰本總評云：“看其一路不跡不離，曲曲折折寫來，令觀者亦自難持，況瘦怯怯之弱女乎！”[1]276正指出了這一情節在演進過程中的復雜多變。

而后文黛玉行酒令時引用《牡丹亭》《西廂記》曲文，寶釵借機規勸等情節（第四十二回），亦皆由黛玉讀《西廂記》一節引起。

庚辰本回前批云：“釵、玉名雖兩個，人卻一身，此幻筆也。今書至三十八回時，已過三分之一有余，故寫是回，使二人合而為一。”“讀《西廂》”成為釵、黛關系從對立到和解的關鍵節點。

又如薛寶釵為賈寶玉念《寄生草》曲文，引發后文賈寶玉對《莊子》閱讀經驗的回憶、作偈語、填《寄生草》等一系列情節（第二十二回）。庚辰本夾批云：“不寫出曲文何辭，卻留于寶釵眼中寫出，是交代過節也。”[1]261指出作者在情節安排上的用意。

《莊子集釋》

從庚辰本“寶釵可謂博學矣，不似黛玉只一《牡丹亭》便心身不自主矣”[1]256的另一批語來看，這些情節又反映出寶釵博覽群書，但卻時時以儒家倫理自我規誡；林黛玉“素習不大喜看戲文”[1]275，卻能夠敏銳捕捉最具男女之情的唱詞，認為世人“未必能領略這其中的趣味”[1]275的閱讀心態，人物性格隨之凸顯。

脂硯齋認為《紅樓夢》的作者善于運用“草蛇灰線”“穿插映帶”等敘事方法，大意是書中諸多細節能夠遙相呼應，若合符契。

如果小說作者誠如本文分析的那樣，讓人物在各種場景中使用典故時，能夠根據其個性特征選擇不同來源、不同時段、不同情感指向的典故，則本文的考察角度，可為脂硯齋之評語下一注腳。

第三十八回群芳詠菊花詩，戚序本總評云：“請看此回中，閨中兒女能作此等豪情韻事，且筆下各能自盡其性情，毫不乖舛。作者之錦心繡口，無庸贅瀆。” [1]436

這些書中人物創作的文藝作品，之所以能“各能自盡其性情”，除了語言風格的不同，基于閱讀經驗基礎上的典故使用，亦當為重要原因。

《紅樓夢詩詞鑒賞辭典》（第三版）

前人在分析“作者之錦心繡口”時，對此似尚未充分注意。由此，我們再回顧黛玉初進賈府，“賈母問黛玉念何書”[1]39這一場景時，便可覺一番新味了。

基金項目：2024年度江蘇省教育科學規劃專項課題“新時代江蘇大中小中華詩教協同發展實踐研究”（項目編號：JSZX/2024/15）

注釋：

[1] 參見李春光：《〈紅樓夢〉詩詞對先秦文化元典的受容探賾——以《詩經》為例》，《華僑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7年第4期；王征：《論宮體詩對〈紅樓夢〉的滲透及影響》，《明清小說研究》，2019年第4期；李飛躍，宋佳霏：《基于文本相似度分析的〈紅樓夢〉化用唐詩研究》，《中外文化與文論》，2024年第2期等。

[2] “劉季孫初以左班殿直監饒州酒，王荊公為江東提刑，巡歷至饒，按酒務。始至廳事，見屏間有題小時曰：‘呢喃燕子語梁間，底事來驚夢里閑？說與旁人應不解，扙藜攜酒看芝山。’大稱賞之。問專知官誰所作，以季孫言。即召與之語，嘉嘆升車而去，不復問務事。”（何文煥輯：《歷代詩話》，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433頁）

[3] “明皇秋八月，太液池有千葉白蓮數枝盛開，帝與貴戚宴賞焉。左右皆嘆羨久之。帝指貴妃示于左右曰：‘爭如我解語花。’”（王仁裕撰，曾貽芬點校：《開元天寶遺事》，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版，第49頁）

[4] 參見莫礪鋒：《論紅樓夢詩詞的女性意識》，《明清小說研究》，2001年第2期。

[5] 參見周裕鍇禪：《宗偈頌與宋詩翻案法》，《四川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9年第2期。

[6] 參見尹夢：《〈紅樓夢〉與義山詩的互讀——從“留得殘荷聽雨聲”談起》，《中國古代小說戲劇研究》，2019年第十五輯。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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