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杰 | 談戀愛必談《走向未來》——1980年代思想性叢書熱側記

文 | 陳杰

談戀愛的時候，談談《走向未來》

今天的網友可能難以想象40年前——1980年代的買書狂熱，“從半夜就開始排隊，等到新華書店早上一開門，玻璃柜臺馬上就被擠爛了，很多書幾乎當場就決定再版。”人們搶購的是一套封面黑白兩色、小32開本的叢書《走向未來》，這一場景是這套叢書的編委之一劉東記下的。

華東師范大學教授毛尖說起，那時在大學校園里，但凡自己覺得有點深度的人，一定是看過《走向未來》叢書，談戀愛的時候，談談《走向未來》，那事情基本上就成了。

《走向未來》等一類思想性叢書掀起的熱風吹遍全國。當今中年以上的網友，或多或少都讀過其中的幾種，留在書架上。也有不少忠實的書友收集了全套叢書，留下一個時代的記憶。

據《中國出版年鑒》1988年版統計，僅1986年至1987年間，全國出版各類叢書已達1500余種之多。幾乎所有的出版社都推出系列叢書，幾乎所有的社會科學學科都可以找到一部甚至幾部相應的系列叢書。（彥子：《“叢書熱”面面觀》，《湖北社會科學》1987年第11期）

1980年代出版叢書是創造一流思想產品的優選路徑，一套套叢書就是留存的一座座學術紀念碑，優秀的思想性叢書影響何止一代人。

“人的現代化”，最響亮的聲音

《走向未來》叢書出版單位是四川人民出版社，自1983年4月籌備，1984年2月開始第一批出版12種，甫一問世，備受關注，名聲遠播，被業內稱為“一件有紀念意義的大事，標志著中國出版發展史上一個新階段的開始。”（方鳴 陳沙 余亦赤：《“叢書熱”三人談》，《出版工作》1988年第7期）還曾被寫入四川省改革開放大事記。

1980年代初，人們對用陳舊知識理論、僵化思想方法、單線條公式化說教解釋紛繁復雜新問題的社科、政治類讀物，十分不滿以至厭倦，讀者不愿讀，作者不愿寫，賣者不愿賣，編者不愿編，迫切需要新鮮、有開拓性、適應社會發展趨勢的理論、知識和科學方法的書籍。這是個思想解凍的時刻，中青年一代從“文革”浩劫的噩夢中蘇醒，產生一大批文化的饑渴者和盜火者，《走向未來》等一批思想性叢書應運而生。

《走向未來》叢書跨越古今中外，覆蓋交叉多學科，注重科學思想方法和新興邊緣學科應用，具有“百科全書式的氣魄”，5年累計出版74種，以本土著作為主，占50種；譯著為輔，占24種。

李輝稱，《走向未來》叢書都是過了20年、30年后來看，依然讓人覺得是有生命力、有針對性的書。（胡洪俠、張清主編《1978-2008私人閱讀史》，第72頁）

“人的現代化”，從1980年代至今中國人最響亮的聲音！

聲音響起，與《走向未來》叢書的一種《人的現代化——心理·思想·態度·行為》有關，這一概念為中國人熟稔從本書開始。它是由南開大學哲學系的殷陸君根據美國斯坦福大學社會學教授英格爾斯的著述《走向現代化——六個發展中國家的個人變化》編譯，回答了人們怎樣做一個現代人的疑問，1985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82500冊。

《人的現代化——心理·思想·態度·行為》

它勾勒了一個現代人的特征：準備和樂于接受未經歷的新的生活經驗、新的思想觀念、新的行為方式；準備接受社會的改革和變化；思路開闊，頭腦開放，尊重并愿意考慮各方面的不同意見、看法；注重現在與未來，守時惜時；強烈的個人效能感，對人和社會的能力充滿信心，辦事講效率……共12種，讓人們比較、測量、效仿。“做一個現代人”是1980年代乃至今天人們最強烈的渴望。

以“人”為標題的《走向未來》叢書還有三本，即李平曄著《人的發現——馬丁·路德與宗教改革》（1983.11）、張猛、顧昕、張繼宗編著《人的創世紀——文化人類學的源流》（1987.6）、金觀濤著《人的哲學》（1988.5）。其中，李平曄的《人的發現》是叢書的第一本，它講的是被恩格斯稱為第一次資產階級革命的宗教改革，書中說，宗教改革不僅是一場政治革命，而且也是一場經濟革命、一場思想革命。歷史上，理論革命往往是政治革命的先導，它為政治革命提供外衣和武器，從某種意義上說，它比政治革命對人類歷史的發展起著更大的作用。這一強音呼應著1980年代中國改革開放啟程。

網友們或還記得同期火爆的叢書有一本以“人”為題的作品，即上海譯文出版社出版《二十世紀西方哲學譯叢》中德國哲學家恩斯特·卡西爾著、甘陽譯的《人論》，1985年12月第1版，1986年9月第4次印刷，印數163700冊，之后不斷加印。據甘陽說，一年印了24萬冊。為什么暢銷？就是因為這個書名《人論》！經歷“文革”劫難后人們最熱衷談人、人道主義，所以熱銷“完全是陰差陽錯”。（查建英：《八十年代訪談錄》，第203頁）

卡西爾是現代西方重要的哲學家、文化哲學創始人。《人論》是他生前出版最后一部著作。圍繞“人是什么”主題，卡西爾旁征博引，獨樹一幟地提出了“人是符號動物”的觀點，人具有創造“理想世界”的能力，人的本質就是人的無限的創造活動。一本很專業的哲學書，成為相見恨晚的熱銷書，足見人們對“人”的無限向往。

《走向未來》叢書有兩本直接以“現代化”“現代”為題的比較現代化著述，一本是美國學者C·E·布萊克著、段小光譯、劉東校的《現代化的動力》（1988.3），布萊克將現代化定義為“反映著人控制環境的知識亙古未有的增長，伴隨著科學革命的發生，從歷史上發展而來的各種體制適應迅速變化的各種功能的過程。”有些拗口，布萊克強調政治領導在一個國家現代化轉型中的決定性作用，劃分出政治現代化的7種范型。另一本是中國學者錢乘旦、陳意新著《走向現代國家之路》，1986年， 錢乘旦開始涉足一個新的領域——現代化研究。他認為，中國人花了幾十年時間才最終認同“現代化”。20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知識分子提出了“現代化”概念，并討論是否需要現代化。后來的半個多世紀，中國歷經磨難，現代化目標一再受挫，直至“文革”結束，現代化才成為一個民族共同的愿景。作者比較了19世紀以來特別是二戰后，世界各國政治現代化的進程，指出西方國家政治發展有三種模式：英國改革、法國革命和德國帝國道路。1987年3月第1版首次印刷99500冊。

《人的現代化》的編譯者殷陸君的人生就是“人的現代化”故事。1977年恢復高考，只有初中學歷的他從新疆考入南開大學哲學系，師從方克立教授，像“求知饑餓征”的學生一樣到處“蹭課”，特別是外教的新課，1983年，《走向現代化》的原作者英格爾斯首次訪華，到南開大學為社會學碩士班講授“現代化社會學”（即“社會現代化與人的現代化”），殷陸君很有可能接觸過英格爾斯，殷陸君是全校聞名的才子，編譯《人的現代化》完成在南開校園。時我在南開大學歷史系就讀，記不清當時向殷陸君要過什么資料，他竟在午休時跑到學生宿舍送來，挺拔的身材，溫煦的笑容，可親的兄長，永留記憶深處。

1980年代中期殷陸君赴美留學，在斯坦福大學研究比較宗教學，獲得哲學博士學位后，在路易斯安納大學任教。1988年5月在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理解的命運——解釋學初論》，第1版開印15000冊，是中國學者第一次系統介紹西方解釋學，署筆名“殷鼎”，以致迄今有網友不知“殷陸君”和“殷鼎”為同一人。

此后殷陸君重返斯坦福大學讀MBA（工商管理碩士），畢業后以“殷鼎博士”身份進入商界，擔綱喜來登酒店和假日酒店集團亞太區總裁，后回國出任上海新天地總經理，主持過北京前門大柵欄區改造工程和杭州西溪濕地公園規劃建設，精心打造“城市文化遺產精品酒店”上海首席公館。但他說，“我首先是個知識分子。”一位才華出眾的學者，轉身為職場首席執行官，直接參與歷史的文化形態的現代轉化，這不是“人的現代化”的一個樣本嗎？痛惜，2013年5月，殷陸君英年早逝！

李澤厚“有勝于無”引發的爭議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等出版《美學譯文》叢書，叢書發起人及主編是著名的哲學家、美學家李澤厚，他在1980年12月寫就叢書序說，科學的發展必須吸收前人和當代的研究成果，不能閉門造車。目前應該組織力量盡快地將國外美學著作大量翻譯過來。有價值的翻譯工作比缺乏學術價值的文章用處大得多。他的倡議得到專家和出版社的熱情支持，籌備出一套以迻譯近現代外國美學整本著作為主的《美學譯文》叢書，只要是有學術參考價值的，便都拿來，盡量翻譯，有的譯著前加一分析性的介紹序文，消化吸收交給讀者去作。

李澤厚認為，博采眾家之長，不拒一得之見，批判改造對方，以豐富和發展自己，符合馬克思主義基本精神。所譯的書盡量爭取或名著或名家，或當年或今天具有影響的著作。譯文大都出自中青年之手。讀者極需書籍，許多人不能讀外文書刊，或缺少外文書籍，與其十年磨一劍，慢騰騰地搞出一兩個完美定本，倒不如放手先翻譯，幾年內多出一些書。一方面提倡字斟句酌，力求信、達、雅，另一方面又不求全責備，更不吹毛求疵。有勝于無，逐步提高和改善。

《美學譯文》叢書計劃出版100種，與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中國文聯出版公司、遼寧人民出版社、光明日報出版社、知識出版社等5家出版單位合作，實際出版了50種，網羅了英、美、德、法、俄、意等國的美學名著，除6種由英文本轉譯，其余均直接由外文原版譯出，涉及自然主義、直覺主義、格式塔、符號學、接受美學等多種流派。第一本譯著美國美學家喬治·桑塔耶那《美感——美學大綱》，出自翻譯家繆靈珠之手，1982年12月第1版，印數55000冊，直接帶動“美學熱”。

《美學譯文》叢書之《美感》

李澤厚主編的《美學譯文》叢書，引進了國外前沿的研究成果，具有較高的學術價值，為研究者、讀者提供了借鑒和開放的視角。但好評與爭議齊飛，參與叢書初期工作的陳華中在《文藝理論與批評》1992年6期發文，指名道姓李澤厚，對這一叢書提出尖銳的批評：譯文質量參差不齊，有的跡進粗制濫造，一直為學界所詬病。造成這種狀況的重要原因，在于主編提出的“有勝于無”的指導思想。另一重要原因是把嚴肅的介紹國外學術思潮的事業變成了“同仁堂”（“同仁”即學術同仁）沽名釣譽的手段。叢書失誤在三個方面，一是“有勝于無”的指導思想失當。二、經營作風欠佳。三、學風不正。

《美學譯文》叢書之《藝術語言》

李澤厚后來說：今天難以相信，編這種與政治毫無干系的叢書，在當時仍要冒某種嚴重風險，現在的年輕人都不會理解。翻譯西方的東西是禁區，是了不得的事情。一些人都好心勸我，翻譯這些東西可能會是一個罪名，因為你是販賣資產階級的東西。但我感到高興的是，這幾十來年，在好些有關美學、文藝理論批評以及其他論著中，常常見到引用這些叢書中的材料。這說明，盡管有缺點，這套叢書畢竟還是有用的，是有益于廣大讀者的。我堅持 “有勝于無”的原則，雖多次被人嚴厲指責，也可以無悔了。（馬群林編撰《人生小紀——與李澤厚的虛擬對話》，第198頁）

鍾叔河“走向世界”與劉澤華“反思歷史”

《走向未來》叢書主編金觀濤道出編輯叢書定位：啟蒙性、思想性的叢書。當時湖南出了《走向世界》叢書，我們就叫“走向未來”。（馬國川：《我與八十年代》，第169-170頁）

1980年到1986年間，湖南人民出版社和岳麓書社接續出版《走向世界》叢書，其中湖南人民出版社于1980-1983年間出版了27種，以20冊印行；岳麓書社于1984-1986年間出版了38種，以10冊印行。直至2016年底《走向世界》叢書全部出齊計劃中的100種。

叢書主編鍾叔河撰寫的總序說，一個民族從中世紀到現代的歷史，也就是她的人民打開眼界和走向世界的歷史。希望叢書能在中國向世界開放，同時世界也向中國開放的進程中，起到一點微薄的作用。

《走向世界》叢書

這套叢書收錄了1840至1911年間，中國人到歐美日本通商、留學、出使、游歷和考察等留下的日記、筆記和游記，如康有為《歐洲十一國游記》、梁啟超《新大陸游記》、容閎《西學東漸記》、王韜《漫游隨錄·扶桑游記》、黃遵憲《日本雜事詩（廣注）》、郭嵩燾《使西日記》、曾紀澤《出使英法俄國日記》等， 第一次記錄了近代中國人睜眼展望西方現代文明的觀感，是中國人走向世界的早期腳印。叢書推出在1989年代初期，產生巨大影響，時任國務院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領導小組組長李一氓譽為“近年來所見到的整理古文獻中最富有思想性、科學性和創造性的一套叢書”。

學者陳子善認為，這套叢書出版是1980年代的一個文化標志，與中國改革開放、走向世界的大環境十分一致。實際上，中國人正是在20世紀后半葉重新“走向世界”。（胡洪俠、張清主編《1978-2008私人閱讀史》，第117-118頁）

收入《走向世界》叢書中的清人出國筆記，大都是鍾叔河1957年被打成“右派”受難之后讀的。1980年他提議要編印這套叢書，就是根據自己讀過書的印象擬定了最初的書目。鍾叔河前后瀏覽過200多種原作，大都是木刻本、石印本和抄本，遴選出具有代表性的100種。作家蕭乾贊揚鍾叔河：“這是一位學者只手編出來的，是卓越的知識和膽識的結晶，是廢寢忘食的成果，是當年照過的鏡子，也是一位受過委屈的知識分子在復蘇之后對民族文化事業的重大貢獻 。”（《讀書》1994年9期）

叢書被奉為中國式現代化的啟蒙讀物。鍾叔河“化腐朽為神奇”，賦予舊材料以新生命。用新的方法整理古籍，用新的觀點選印舊書。突破傳統的方法，不搞煩瑣的注釋疏證，而是下功夫廣搜博采，分類重編，撰寫導言，鍾叔河認為，中國的問題，歸根結底是一個要不要走向世界、能不能走向世界的問題。雖然過程比較艱巨，但“今天的我們依然要走向世界。”

審視傳統文化，萃取對中國實現現代化有益的滋養是1980年代思想性叢書的一大主題。如《走向未來》叢書中蕭功秦所著《儒家文化的困境》，從近代中國正統士大夫的文化心理、認識心理與社會心理三個層次，考察他們對異質文化的排斥態度是在怎樣歷史地理環境形成并強化起來，又如何延續到近代，并對應付西方文化挑戰的方式產生了嚴重的消極影響。這種強有力的排外思潮，不但使中國的近代化和民族自衛過程遭到嚴重的挫折，同時也構成近代維新運動失敗的社會思潮背景。

由國際文化出版公司推出的《驀然回首·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反思》叢書，選題注重歷史的延續性，也注意截取特定時期的橫斷面，分析中國的傳統文化、民族心理、宗教形態、思維模式，并與中國改革和開放大業緊密結合，肯定傳統文化中的精華并探討發揚光大它的途徑，摒棄其中糟粕并指出它在現代化建設中的阻礙作用。

《驀然回首·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反思》叢書

第一輯書目中有吳予敏著《無形的網絡——從傳播學的角度看中國的傳統文化》、何錫章著《歷史透鏡下的魂靈——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人性結構論》、李勇鋒著《變革中的文化心態——當代社會心理分析及傳統文化的滲透作用》等。何錫章在書后記寫道：“感謝我們這個偉大的時代。是她，為人們打開了思想的天地；是她，創造了自由的空氣；也是她，把年輕的一代推向了思想革命和改革的前沿。”

第二輯書目包括，蕭延中著《巨人的誕生——“毛澤東現象”的意識起源與中國近代政治文化的發展》，這是“毛澤東熱”中的一部力作。蕭延中認為，回顧歷史，我們不難發現，“毛澤東”這一名詞已遠遠超出了個人稱謂的狹隘載體，與“我們”及其自己的民族緊緊地聯系在一起。“毛澤東”的確標志著某種超越個體之上的社會權威象征，已升華為某種體現民族實現與民族沉淪的普遍社會文化現象，應把“毛澤東”視為時代精神與民族精神的人格化身。

《歷史反思》叢書（吉林文史出版社、香港中華書局）1987年10月寫就的編者獻詞說，漫長的歷史歲月構筑了中國的獨特風貌，也鑄造了中華民族特有品格。我們必須對我們國家、民族的歷史，進行深層次的反思。只有這樣，才能看清今天中國的歷史背景，明天中國的發展走向；才能分辨出在我們民族身上蘊藏著多少動能和攜帶著那些阻力；才能最終使每個人得到發展和社會得到前進；才能迎接世界新格局的挑戰！這套叢書向人們回答：歷史上的中華民族為什么由先進變成了落后；怎樣看待傳統文化和外來文化；今天中國人的人格與歷史上中國人的人格之間有何關系；中華民族如何認識自己起飛的基點；今天的中國應該從歷史的中國繼承什么、拋棄什么。

第一批書目包括南開大學歷史系教授劉澤華和同人汪茂和、王蘭仲著《專制權力與中國社會》（1988.5），劉澤華等指出，翻開中國的歷史，會看到一只巨大的羅網覆壓著古代社會的各個角落，這就是以君主為首的政治體系和專制權力，忽視了它就難以把握中國歷史。權力是一個歷史范疇，在古代，它的基本特點是對人身的支配和占有。壓迫、掠奪、維護特權、消費、愚民是君主專制國家的主要社會功能。隨著歷史的變革，它必然被新的權力機構所取代。歷史使人聰明，那是指站在歷史的更高點進行反思的結果，否則，歷史也教人愚蠢。

這也是被學界稱為“劉澤華學派”（王權主義反思學派）的發軔之作。

許醫農主編《傳統與變革》“灑盡心血”

《傳統與變革》叢書（貴州人民出版社）1986年4月撰成總序說，社會的現代化需要人的現代化，現代化的人需要有現代化的文化和觀念。問題恰恰在于：由于文化的相對獨立性和連續性，在現代人的文化性格中往往有可能仍然保留著古老的內容；而前所未有的新東西也可能是魚目和珍珠相混，金粒夾裹著泥沙。近百年來，什么時候現代化的呼聲高了，什么時候也就有這么些困惑伴隨著人們；我們究竟需要什么樣的觀念？我們究竟應該怎樣對待傳統？有感于此，萌發了編這套叢書的沖動，主旨是從不同角度對傳統作一番描繪，對構成傳統文化的萬里長城的砌塊進行一次清點，看看哪些是堅固的青石，哪些是腐朽的白骨；對傳統在現代人的心理、觀念、風俗習慣上的積淀作一番透視，并站在時代與未來的角度進行預測和評價。

叢書如林，這套叢書被稱為“多角度自審中國文化傳統的只此一套”，主編者之一是1980年代“旋風式”名編輯許醫農，她曾說：“倘能與理論界這批憂國憂民的青年志士一道，以筆為刀，馳騁疆場，揮戈揚戟，掃蕩改革道路上無所不在的觀念阻力，催生一個更加美好的新時代，總算不白來這個世界上走一遭，縱然是灑盡最后一滴心血，何惜何求！”（伍杰：《她走出崇山峻嶺》，《瞭望周刊》1988年第19期）

首批叢書包括美國學者林毓生著、穆善培譯的《中國意識的危機——“五四”時期激烈的反傳統主義》（1986.12），第二批書目又重校增訂該書。二十世紀中國思想史最顯著的特征之一是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全盤否定，這種全盤否定尤以五四運動為烈。林毓生以一個關懷現代中國文化與思想前途的知識分子的心情，從現代社會學和科學哲學的新視角，研究五四時期著名人物陳獨秀、胡適、魯迅，對中國現代全面反傳統思想進行了見解精深的探討，認為這一現象的產生恰是中國傳統的“借思想文化以解決問題”的整體觀、一元論的思維模式，在五四時代政治和社會條件下的產物。林毓生認為有兩大任務，一、民主與法治的制度建設，二、不是全盤性否定中國的傳統，而是要對中國傳統進行創造性轉化。所謂“創造性轉化”，即是改造中國文化傳統的符號與價值系統，變成有利于變遷的種子，同時在變遷過程中，繼續保持文化認同。該著初印20000冊，已成經典之作。

曹錫仁、李澤普、張勝利著《社會現代化與觀念的演進》說，一部人類的現代化史，正是一部打開了的人類心理覺醒過程的歷史教科書。中國人在觀念領域里的自覺意識是在西方民族的沖擊和影響下開始的。由屈辱而反思，由反思而批判，由批判而行動，由此開始了現代化的艱難歷程。每一次歷史浪潮的前進無不伴隨著觀念意識的波濤翻滾。

《傳統與變革》等一類思想性叢書既在文化領域激起一輪又一輪的轟動，同時也在市井百姓中引起一波又一波的共鳴，一個時期內，哲學家、大學教授與鍋爐工、街頭小販同讀一本書，同究一個理，即“如何通過改革擺脫現實困境，走上民族振興之路”。由此構成1980年代讀書界一大奇觀，即精致文化與市民文化融會為一體。（王一方：《血濃于水——許醫農印象記》，《編輯之友》1993年第6期）

面向青年讀者與“超級本科生”作者

1980年代思想性叢書的讀者目標大都定位于“青年”，《走向未來》叢書的《編者獻辭》說道：“使讀者特別是青年讀者能從整個人類文明曲折的發展和更迭中，理解中華民族的偉大貢獻和歷史地位，科學地認識世界發展的趨勢，激發對祖國、對民族的熱愛和責任感。”

遼寧人民出版社1986年出版《面向世界》叢書《編者的話》中所說：“是編者奉獻給參與決策和改革實踐的各級干部、理論工作者、宣傳工作者、大專院校學生，以及廣大青年讀者的世界知識文庫，也是當前高等院校教育改革的一套參考教材。”在這里“青年讀者”成了一個想象的共同體。這樣一種“青年”的定位和召喚，突出地體現在人民出版社1986年出版《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叢書的總序《致青年朋友》：

《面向世界》叢書

我疾步向你們走來。

在你們肩上，擔負著中國現代化的希望。在你們四周，一個開放的世界在喧響。在你們眼中，無限美好的未來在閃光。

我聽到了你們的呼喚，你們是思考的一代，行動的一代，你們求知的渴望和改革的熱情為我催生。

我向你們走來，面向著現代化、面向著世界、面向著未來。我熟悉你們的面孔，熱愛你們的心靈。你們是新型的探險者、實業家、詩人、思想家，你們是永遠不安于現狀、企求改革的勇士，你們是匍匐于人類文化的田壤，矻矻地收獲與播種的耕夫。是的，你們，只有像你們這樣胸襟開闊、目光遠大、熱愛文化、勤于思考、勇于實踐的人，才能真正做到三個面向。

我向你們走來，開始了充滿希望的航行。大學生的宿舍，自學者的斗室，校內外青年思想家和改革家的沙龍，每一個立志振興中華的中國公民的角落，是我心中的港口。

也許我和你們一樣未脫稚氣，因為孕育我的，是一顆顆和你們一樣年輕的心；把我奉獻給你們的，是一雙雙和你們一樣探索著的手。我向你們走來，正是為了和你們一起前進。

與年青的心一起跳動的是一顆顆年青的文心。思想性叢書大多數的作者都是中青年人。1986年山東文藝出版社出版《文化哲學》叢書，主編之一孟偉哉特別說明，本叢書的大多數作者，都是三、四十歲的中青年。他們是一代新人，一代新的學者。他們之所以能夠在思想的王國里縱橫馳騁，乃由于急劇變革的時代要求著他們各逞才情。封閉的門窗打開了，禁錮的枷鎖掙斷了，世界和歷史越來越以其真實的面貌呈現于我們眼前，映射于我們的頭腦，為了真正掌握自己的（不僅是個人的，而且是國家的和中華民族的）命運，我們必須大膽地無畏地勇敢地研究、探索、思考許許多多問題，乃至開拓許許多多嶄新的科學領域。

《走向未來》叢書1987年5月出版《以權力制約權力》，是南開大學哲學系又一才子朱光磊的作品。這本書的第一稿是朱光磊本科的畢業論文，他在準備西方哲學史碩士研究生考試的同時，寫出了5萬多字，取名為《分權論研究綱要》。1986年初，《走向未來》叢書編委會的老師得知初稿，鼓勵朱光磊拓展分權問題的研究，撰寫《以權力制約權力》，字數擴至11.5萬，第一版印數107000冊。

《以權力制約權力》底稿16萬字，作為南開大學講席教授、博士生導師的朱光磊至今保存著。他在書中細述立法、行政、司法三權之間，中央和地方之間分權與制衡的理論。朱光磊追尋分權論的歷史源頭、內在邏輯、特殊本質以及分權制的主要模式，運行有哪些經驗教訓。這本書既是作者的處女作，也是成名作。優秀的本科生作品能夠列入《走向未來》叢書，堪稱1980年代學術思想解放的一個印證，朱光磊被中國政治學研究的著名學者徐勇稱為“超級本科生。”

一北一南 劃破星空

1986年，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恢復獨立建制，成為一家以出版人文社科圖書為主的綜合出版社。同年，1980年代影響廣泛的民間機構“文化：中國與世界”編委會成立，為三聯書店帶來了兩套叢書：《現代西方學術文庫》和《新知文庫》，直至今日，這些已經泛黃的叢書，還以其優質的內容在學術界散發著光和熱。

編委會以北京大學外國哲學研究所西方哲學碩士甘陽為首（主編）、由研究西方人文學為主的中青年學者組成，班底基本上就是甘陽在北大讀書時的同學和同期的朋友們。（查建英：《八十年代訪談錄》，第190頁）

《現代西方學術文庫》從1986年12月第一本《悲劇的誕生：尼采美學文選》起，十余年間遴選、翻譯、出版了50余種現代西方的經典名著，《存在與時間》《存在與虛無》《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資本主義文化矛盾》《小說的興起》《在約伯的天平上》等成為中國學界的必讀經典。

《現代西方學術文庫》叢書

《讀書》雜志編輯揚之水（趙麗雅）1987年6月5日日記寫道：《存在與虛無》的征訂數竟達十萬冊。果然有如此之多的人對薩特感興趣么，譯者陳宣良對此表示懷疑。他斷定，頂多有一千人從頭到尾把它讀完，頂多有一百人能把它讀懂。

據說目前大學里確實流行著哲學時髦風，人皆以案頭置放幾冊哲學書為高雅。（《〈讀書〉十年一九八六——一九八九年》，第67頁）

“文化：中國與世界”編委會1986年6月所擬《現代西方學術文庫》總序引梁啟超的話，“今日之中國欲自強，第一策，當以譯書為第一事”。創辦《文庫》意在繼承前人工作，擴大文化積累，使我國學術譯著更具規模、更見系統。文庫所選，以今已公認的現代名著及影響較廣的當世重要著作為主。隨著中國學人對世界學術文化進展的了解日益深入，當代中國學術文化的創造性大發展當不會為期太遠了。

《文庫》中本雅明《發達資本主義時代的抒情詩人》譯者之一張旭東在2007年再版序說：這本書的翻譯完整地伴隨我親歷了1980年代后期中國社會文化思想生活，因此，在譯文的肌理里，自然包含了種種1980年代特有的氣質、理想、感受方式和語言風格特點。

從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的角度，朱偉認為，書店復建的第一任總經理沈昌文在1980年代中后期，巧妙地用了甘陽牽頭的“文化：中國與世界”編委會這顆棋子，在思想文化市場上，布了一個極有縱深的局。1980年代前半期思想文化“啟蒙”，在“沖破禁區”后，金觀濤、劉青峰為首的《走向未來》叢書起到核心影響；1980年代中后期，則是甘陽、蘇國勛、劉小楓為首的“文化：中國與世界”編委會編輯叢書起核心作用。沈昌文很重要的文化貢獻，是以《讀書》雜志鋪路，推動了《現代西方學術文庫》和《新知文庫》一大一小兩套叢書的規模出版，構成了三聯書店在1980年代中后期無法抹殺的輝煌期。（三聯書店編輯部編《大哉沈公》，第35-36頁）

上海譯文出版社以上海學界為基礎，由編輯主導，策劃出一套兼顧思想啟蒙和學術深耕的叢書，這就是聞名遠近的“黃皮書”——“當代學術思潮譯叢”。叢書確定了立足中國、立足當代，只收譯作，不收原創，注重新學科、新思潮、新觀點，具有學科標志性、代表性，具有重大影響力的學者和作品等策劃原則。

“當代學術思潮譯叢”編委會由湯永寬擔任主編，陳昕、楊魯軍為副主編，編委王滬寧等9人。20本叢書以鮮艷的明黃作為封面、封底的底色，凸顯“黃皮書”明快簡潔的裝幀特色。1987年初面市，受到讀者追捧，首印均在5萬冊以上，而且印數一再追加，最為火爆的是弗蘭克·戈布爾著，呂明、陳紅雯譯的《第三思潮——馬斯洛心理學》，1987年2月第1版首印15萬冊1個月內斷貨，即加印至20萬冊才滿足第一波市場需求。

“當代學術思潮譯叢”

另一本在思想界引發軒然大波的是杰里米·里夫金、特德·霍華德著，呂明、袁舟譯的《熵：一種新的世界觀》，也是1987年2月第1版第1次印刷，印數10萬冊。這是羅馬俱樂部1972年發表《增長的極限》報告以來具有震撼意義的人類未來“警示”，涉及的領域比《增長的極限》更寬廣。作者將熵定律（熱力學第二定律）運用到哲學、心理學、經濟學、政治學、社會學以及西方文化的多個領域，質疑不斷增長的資本主義經濟前景，勾勒出歷史將不可逆轉地步入倒退、衰亡的圖畫。一種以人類命運共同體為歸結，在多個學科之間融會貫通的境界和大歷史觀呈現給中國讀者，啟蒙意義不凡。

出于對政治體制改革的關切，政治學名著是這套叢書設計的重要選項，第一批選題中有加布里埃爾·亞伯拉罕·阿爾蒙德、小G·賓厄姆·鮑威爾著，曹沛霖、鄭世平、公婷、陳鋒譯《比較政治學：體系、過程與政策》，以及羅伯特·A·達爾著，王滬寧、陳鋒譯的《現代政治分析》，都是比較政治學與行為主義政治學的經典著作，為國內政治學研究提供了新的分析框架。前書1987年2月第1版印數50000冊；后書1987年3月第1版印數62000冊。

第一批書目中還有美國學者塞繆爾·P·亨廷頓著，張岱云、聶振雄、石浮、寧安生譯《變動社會的政治秩序》。亨廷頓的理論涉及三個要點：一、現代化是經濟、社會、政治、文化等的綜合體，經濟、技術和社會的發展必然會引起政治的變化，而沒有政治的協調發展，經濟和社會也不可能發展，政治的權威和技巧是保證改革成功的最重要因素；二、政治發展的兩個方向是制度化和參政化，政治管理制度化和政治參與民主化相輔相成；三、政治學研究不應局限于行政體制等政府機構的分類比較，而要從經濟、社會、心理和文化發展等更為廣闊的角度加以探討。

“黃皮書”的每一本書，編者都要求譯者撰寫“譯者的話”，除了介紹書的基本內容和學術貢獻外，還要按照馬克思主義觀點認真地評說該書的價值和存在問題。

北京三聯的《現代西方學術文庫》，上海譯文的“黃皮書”，一北一南，劃破1980年代思想、學術界的星空。著名出版家陳昕說，“黃皮書”二十本的選定就有二十個不平凡的故事，二十段思想與學術探索的經歷。這些故事既有宏大愿景，也有世俗關懷；有深思熟慮，也有意外觸發；有個人的青春沖動，也有時代的集體覺悟；有啟蒙夙愿，也有學術寄托，由此，編織成為一個美麗的精神花環，留駐在了中國改革開放之初的思想史長河里，如今回味起來，依然有幾分怦然，幾分激越。（《理想在前頭：給青年編輯》，電子版）

三大知識分子精神團體的形成

1980年代，中國知識分子團體的雛形，主要以叢書編委會的形式出現。思想性叢書熱促進知識分子同類相求精神團體的形成。所謂團體，追求的只是一種純粹精神。

蘇煒稱，時北京的人文知識界有三個以“叢書”為基礎的文化圈子：以金觀濤、劉青峰為主導的強調科學主義的《走向未來》叢書，以李澤厚、龐樸、樂黛云等人為代表的強調傳統國學的中國文化書院，以及以甘陽、趙越勝、陳嘉映、周國平、徐友漁、蘇國勛、梁治平等為核心的高舉人文主義旗幟的“文化：中國與世界”編委會。（蘇煒：《聽大雪落滿耶魯》，第353頁）

金觀濤認為，1985年前后的“文化熱”產生了三個大的民間文化機構：《走向未來》叢書編委會、中國文化書院和“文化：中國與世界”編委會。這三大文化“圈子”在1980年代實際上成了引領中國大陸人文科學各種思想風潮的主要“思想庫”。（馬國川：《我與八十年代》，第172頁）

中國文化書院創建于1984年，由梁漱溟、馮友蘭、張岱年、季羨林、任繼愈、朱伯崑、湯一介、龐樸等著名學者共同發起，湯一介為首任院長。由高等院校、科研機構、文化社會團體、企事業單位及相關學者、研究人員自愿結成全國性、專業性、非營利性社會團體，曾被稱為“草棚大學”。創院初衷為全面繼承與弘揚中國優秀傳統文化，構架起中外文化研究的橋梁，全面提高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研究水平并促進中國文化現代化，其核心理念是：讓中國文化走向世界、讓世界文化走向中國。

在1985-1990年5年間，書院在學術交流方面，主辦了八個大大小小的學術研討會，大部分是國際性質的。在學術傳播方面，出版了500多萬字八卷本《梁漱溟全集》、百余萬字的《中國文化年鑒(1989年)》以及出版《中外比較文化教學叢書》，《中國文化與文化中國》叢書，《港臺海外中國文化論叢》，《魏晉南北朝思想文化》叢書等。

學者陳來說，“走向未來”的科學精神，“文化：中國與世界”的文化關懷，中國文化書院的傳統憂思，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中國大陸文化討論的幾個側面。金觀濤以科學衡量傳統文化的標尺；甘陽則從西方文化的價值判斷中國文化，兩者有代表性地反映了思想界的文化批判思潮，與兩者大異其趣的是中國文化書院，其創立宗旨之一，即弘揚固有的優秀文化傳統，取向比較地認同傳統，是顯而易見的。但這絕非意味著文化書院代表復古或民粹派。文化書院是具有開放心靈的傳統文化研究學者的群體。（甘陽主編《八十年代文化意識》，第547頁）

三大知識分子精神團體以各自不同的文化立場和價值取向相互交融、相互影響，由不同路徑共同推動現代化國家思想文化轉型。這是與1980年代思想性叢書熱互動的歷史產物，其中三大團體惟有中國文化書院實現了實體化。進入1990年代，《走向未來》叢書編委會、“文化：中國與世界”編委會璀璨星散，中國文化書院迄今薪火相傳、賡續綿延，三大知識分子團體豐沃的高水平的學術成果和矗立的思想文化立場依然澤被后人，其成員大多成為了當今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領袖人物與中堅力量。

1980年代思想性叢書熱對于中國人文化觀念啟蒙，走向全方位現代化，功莫大焉！

致敬，從1980年代走來的文化前行者、啟蒙者和盜火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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