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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場戰爭，一個海峽，讓世界各國為之彷徨。在國際新聞中，霍爾木茲海峽常以“世界油閥”的身份出現，牽動著全球能源的神經。
然而，當我們拂去歷史的塵埃，翻開泛黃的中國古籍，會發現這片狹窄的海域在古人的筆下并非地緣博弈的戰場，而是一座充滿異域風情的繁華明珠，一個海上絲綢之路的璀璨樞紐。
中國古籍對霍爾木茲的記載，最早可追溯至唐代。公元7世紀，高僧玄奘西行求法歸國后，在《大唐西域記》中記載了波斯薩珊王朝的東部邊境有一座名為“鶴秣城”的重要城鎮。書中描述其“內城不廣，外郭周六十余里。居人眾，家產富”，生動勾勒出一座人煙稠密、經濟富庶的國際貿易都會形象。這一時期，波斯人稱霍爾木茲為“光明之神”，而唐人則通過陸上絲綢之路的傳聞，初次將這個名字音譯為漢字，留存于史冊。
到蒙元時代，隨著蒙古西征和元朝對海外貿易的重視，中國對霍爾木茲的認識更加清晰。這一時期，它在《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錄》中被稱為 “忽里模子”。威尼斯商人馬可·波羅正是沿著陸上絲綢之路南下，經這里乘船返回歐洲。幾乎在同一時期，元朝丞相孛羅奉使出使伊利汗國，也是從海路抵達“忽魯模子”。
1933年，考古學家斯坦因在霍爾木茲舊港（今伊朗米納布）遺址發掘出一枚北宋“政和通寶”以及大量宋元龍泉窯瓷片。這些沉睡千年的實物證據，無聲地訴說著宋元時期中國商船已跨越重洋，將瓷器、絲綢運抵此地，換回香料、寶石和駿馬的繁榮歷史。
中國古籍對霍爾木茲最詳盡、最生動的描繪，則是在明代永樂至宣德年間。隨著鄭和七下西洋的壯舉，艦隊多次抵達波斯灣口，目的地正是《鄭和航海圖》上赫然標注的終點——“忽魯謨斯”。
在明代文獻中，忽魯謨斯被稱作“西洋大國”，地位顯赫。隨鄭和出使的通事馬歡在《瀛涯勝覽》中記錄了當地“邊海倚山”的地理風貌和繁榮的商業：“各番船只并西域番國之人，都來此地趕集買賣，所以國人殷富”。有趣的是，另一位通事費信在《星槎勝覽》中卻記載當地“地無草木，牛羊馬駝皆食海魚之干”。這兩種看似矛盾的描述，實際上恰恰精準地反映了“新霍爾木茲王國”的地理特征：王室遷往海中荒蕪的霍爾木茲島作為政治堡壘，而淡水、糧食則由對岸阿曼灣畔的綠洲（如朱爾法）供給。馬歡與費信可能分別游歷了王國的不同轄地，無意中互補出了一幅完整的王國畫卷。
《明史·忽魯謨斯傳》更是以濃墨重彩描繪了這片土地的富庶與文明：這里“民富俗厚”，如果有人遭災致貧，眾人會紛紛饋贈錢帛相助，頗有古風；其“醫卜、技藝，皆類中華”，讓遠道而來的明朝使臣產生了一種奇妙的親切感。尤其令人稱奇的是，境內有座“四面異色”的大山，其中一種“紅鹽石”鑿成的器皿，盛放食物竟無需加鹽而味自和。這些細致入微的觀察，記錄了一個與中華文明迥異卻又高度發達的海洋文明。
2019年，故宮博物院與英國杜倫大學在阿聯酋拉斯海馬（古朱爾法地區）的聯合考古，在朱爾法遺址中發現了明永樂、宣德時期的景德鎮御窯青花瓷和龍泉官窯青瓷殘片。這些堪稱“官窯”級別的瓷器，絕非尋常民間貿易所能獲得，只能是鄭和船隊代表大明皇帝贈送給忽魯謨斯王國的國禮。小小的瓷片，跨越六百年時光，最終證實了古籍中那句“命鄭和赍璽書往諸國，賜其王錦綺、彩帛、紗羅” 并非虛言。
從唐代的“鶴秣”到明代的“忽魯謨斯”，中國古籍里的霍爾木茲，從一個模糊的地名逐漸演變為一個形象豐滿、物產清晰的文明體。如今，深陷戰爭硝煙中的霍爾木茲海峽，是否還能如那些古籍中的文字，依然閃耀著文明交流的光輝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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