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
我坐在縣城廣場的長椅上，看著對面那群跳廣場舞的大姐。她們扭著腰肢，臉上掛著笑，可我知道，這笑容背后藏著多少深夜的嘆息。
我今年三十八歲。我在東莞打了十年工，六年前回了縣城。老公沒回來，他還在東莞那個電子廠上班，一個月寄回四千塊錢。這六年，我成了典型的留守婦女。
我每天清晨六點，我準時起床給孩子做早飯。七點送孩子上學，然后去菜市場買菜。下午四點接孩子放學，晚上輔導作業，哄孩子睡覺。日子像復印機印出來的一樣，天天重復。
可夜深人靜的時候，那種空落落的感覺就涌上來了。
上個月，隔壁樓的張姐找我哭訴。她說她男人半年沒回家了，連視頻都懶得打。
前幾天有個開出租的男人總在她樓下轉悠，送花送水果，說些貼心話。張姐心動了，可又怕被人戳脊梁骨。
“芳姐，你說我是不是太賤了？”張姐抓著我的手，眼淚止不住地流，“我就是想有人疼疼我，哪怕只是說句暖心的話。”
我不知該怎么回答。我自己又何嘗不是呢？老公上次回家還是過年那幾天。那幾天我們客氣得像陌生人。他想親熱，我卻覺得別扭。不是不想，是心里堵得慌。
六年了，我們之間除了孩子和錢，好像沒什么可說的了。
縣城不大，流言蜚語傳得飛快。東頭的李嬸跟一個賣建材的老板好上了，被人撞見在賓館門口牽手。西巷的王妹更厲害，同時跟兩個男人保持著關系，一個是她以前的工友，一個是她孩子的補習老師。
有人說她們不要臉，可誰又知道她們心里的苦？
我認識的一個姐妹小翠，長得漂亮，嘴也甜。她男人也在外地，一年回來兩次。
小翠跟我說：“芳姐，我不是想出軌，我就是受不了那種孤單。晚上一個人躺著，聽著隔壁夫妻的聲音，心里像貓抓一樣。”
小翠后來跟一個開店的男人好了。那男人有老婆孩子，給不了她什么，就是偶爾陪她吃頓飯，看場電影。小翠說，這就夠了，至少有人記得她的生日，有人在她生病時送碗粥。
我們這群女人，就像被困在籠子里的鳥。外面的人看我們安穩，其實心里早就千瘡百孔。
缺錢嗎？缺。老公寄回來的錢要養孩子，要還房貸，要孝敬老人，所剩無幾。想買件新衣服都要算計半天。
缺愛嗎？更缺。電話里那幾句“吃飯了嗎”“孩子聽話嗎”，根本填不滿心里的空洞。
缺陪伴嗎？太缺了。孩子大了有自己的世界，公婆只會挑剔指責。想找個說話的人都難。
最難以啟齒的，是那些夜晚的欲望。我們也是女人，也有血有肉，也有正常的需求。可這些需求，在道德和現實面前，只能被死死壓住。
前幾天，社區搞了個婦女座談會。主持人問大家有什么困難。一個個大姐站起來，說的都是孩子上學難、老人看病貴、找工作不容易。沒人提自己的情感需求，沒人說夜里睡不著覺的苦。
散會后，我和幾個姐妹在小餐館喝酒。幾杯下肚，話匣子打開了。
“你們說，咱們這樣活著圖啥？”胖姐紅著眼睛問。
“圖孩子唄。”我低聲說。
“可孩子長大了，翅膀硬了，還會記得我們這些當媽的嗎？”小翠苦笑。
沒人能回答這個問題。
回家的路上，月亮很圓。我想起阿強，想起我們剛結婚時的甜蜜。那時候雖然窮，可兩個人在一起，心里是熱的。現在呢？錢多了些，心卻遠了。
手機震動了一下，是阿強發來的微信：“這個月廠里加班，可能又不回去了。錢已轉。”
我看著屏幕，良久，回復了一個“好”字。
轉身走進樓道，聽見樓上夫妻吵架的聲音，夾雜著孩子的哭聲。這就是小縣城的夜晚，充滿了無奈和壓抑。
我們不是圣人，也有七情六欲。可現實把我們逼到了角落，讓我們不敢正視自己的需求。有人說這是“性蕭條”，可我覺得，這不僅僅是性的問題，更是愛的荒蕪，是情感的饑渴。
跳廣場舞的音樂還在響著，大姐們的舞步依舊歡快。可我知道，當音樂停止，燈光熄滅，她們回到冰冷的家中，面對的還是漫長的黑夜和無邊的孤獨。
小縣城的留守婦女，我們的春天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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