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最有錢的五個地區，居民收入趕不上經濟增速

人均收入增速持續低于GDP增速，并非單純的經濟發展自然規律，本質上反映出居民收入增長面臨更現實、更持續的挑戰。

作者：田進

封圖：圖蟲創意

近期，各省份陸續公布2025年經濟數據。其中，上海、北京、浙江、江蘇、天津五地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下稱“居民收入”）增速均低于同期GDP增速，差距超過0.4個百分點。上述五地是中國居民收入最高的五個省級行政單位（下稱“最富五地”），人均收入超過5.5萬元。此前，最富五地只有個別年份出現過這一現象，2024年后連續兩年出現這一現象。

分類觀察，2025年，上海、北京兩地GDP增速較2024年有所上漲，但居民收入增速較2024年放緩，兩地的居民收入與經濟增速差距進一步拉大；浙江、天津的工資性收入增速相比2024年有所上漲，但仍低于同期GDP增速。

最富五地的城鎮化率分列全國1—3位和5、6位，均超75%，同時也是典型的人口流入地，常住人口數超2.1億。2025年，全國居民收入增速與同期GDP增速持平。在最富五地外，全國還有8個省份也出現了這一現象。

“保持居民收入與經濟增長同步”長期以來是宏觀經濟的一個重要目標。多位研究者認為，“高基數”是上述五地居民收入增速放緩的原因之一，但不能完全解釋為何最富五地居民收入增速開始持續性低于當地經濟增速。

啟錸研究院首席經濟學家潘向東表示，“最富五地”收入增速持續低于GDP增速，是宏觀產出與微觀體感之間溫差的量化體現。宏觀層面，GDP反映的是地區總產出擴張，其增量可能更多來自資本深化、技術進步、龍頭企業利潤等方面，因此在總量層面仍能保持韌性。而居民收入直接對應家庭就業、薪酬、經營收益與財富收益，更貼近微觀主體的真實獲得感。當增長的增量主要沉淀在企業利潤、稅收等項目，或者集中在資本回報更高的部門與主體時，向居民部門的傳導就會偏弱，出現GDP增速穩健、但居民增收乏力的分化。

潘向東認為，人均收入增速持續低于GDP增速現象不能簡單歸為自然演化，而應理解為“產出增長結構”與“居民收入形成機制”之間存在階段性偏離，后續需通過改善就業與收入預期、提高居民部門在分配中的獲得感來縮小差距。

連續兩年低于GDP增速

在全國層面，過去二十余年，雖然個別年份居民收入增速與GDP增速會有一定差別，但總體上兩者的增長基本保持同步狀態，沒有出現嚴重背離的趨勢。

2016—2025年的十年間，全國居民收入增速均等同或超過同期GDP增速，居民收入也從23821元增至43377元，增長82.1%。

分省份看，2016—2023年，最富五地的收入走勢基本與全國保持一致——居民收入增速隨著GDP增速的滑落而持續下降但始終略高于GDP增速。

但在2024年，數據走勢迎來拐點。如圖一，從2022年開始，最富五地的居民收入與GDP增速差值開始快速下滑，2024、2025年差值均為負值，這意味著居民收入增速連續低于GDP增速。

分省份看，上海兩項數據的差值最明顯。作為31省份中唯一一個居民收入超9萬元的省份，上海2025年經濟增速表現良好，GDP增速由上一年的5%上升至5.4%，但居民收入增速由4.2%降至4.1%，居民收入增速在全國31省份中位列倒數第一。

與上海類似，北京GDP增速從2024年的5.2%上升至2025年的5.4%，但居民收入增速由4.5%下跌至4.3%。北京市統計局數據顯示，2025年1—4季度，北京就業滿意指數均在75—87之間。就業滿意指數可在0—200之間浮動，100為就業滿意指數強弱臨界點。

居民收入位列3、4位的浙江、江蘇則更早的（2022年）出現了居民收入跌破GDP增速的情況，此后兩年兩項數據的差值在緩慢擴大。

作為浙江的省會城市，杭州的居民收入增速下降速度更快。2025年，杭州居民收入首次突破8萬元，按城市排名，僅次于北上廣深。2016—2019年，杭州居民收入增長均在7.8%及以上，2023—2025年的居民收入增速分別降至5.0%、4.0%、4.2%，低于同期GDP增速至少0.6個百分點。

為何放緩？

人均可支配收入包含工資性收入、經營凈收入、財產凈收入、轉移凈收入四部分。在絕大多數省份，工資性收入占居民收入的60%以上，是拉動收入增長的主動力。

2025年，最富五地的工資性收入增速均超過居民收入增速，但仍低于同期GDP增速。

1月21日，北京市統計局發文解讀稱，2025年全市居民人均工資性收入57376元，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為64.4%，同比增長4.9%，工資性收入拉動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上漲3.2個百分點，對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的貢獻率為73.6%，是居民收入增長的關鍵因素。

潘向東說，人均收入增速持續低于GDP增速，并非單純的經濟發展自然規律，本質上反映出居民收入增長面臨更現實、更持續的挑戰。

從階段規律看，高收入省份普遍進入工業化后期與服務業主導階段，產業結構更偏服務業和高端制造，增長更多依賴資本深化與技術進步，就業吸納和工資增長對GDP的彈性相對下降，居民部門在初次分配中分享的增量不一定與產出同步。

在結構性約束方面，外需波動、地產調整、中小企業經營壓力等因素，使企業在擴崗和加薪上更趨謹慎，削弱工資性和經營性收入的增長動能。在高基數背景下，使得收入增速持續弱于產出增速。因此，這一現象不能簡單歸為自然演化，而應理解為“產出增長結構”與“居民收入形成機制”之間存在階段性偏離，后續需通過改善就業與收入預期、提高居民部門在分配中的獲得感來縮小差距。

遠東資信研究院副院長張林表示，富裕地區一般呈現技術密集、資本密集和資產密集的特點。此前幾年，恰逢移動互聯網技術與房產資產的發展與達峰期，因此促成了收入較高省份的居民收入增速高于GDP增速。最近兩年，隨著此前的經濟發展模式遇到加速調整期，在較高收入基數上，北京、上海等富裕地區繼續保持居民收入增速快于GDP增速面臨更多挑戰。

在工資性收入外，值得注意的是，2025年“最富五地”的財產凈收入增長普遍低迷甚至成為收入增長的拖累項（如表一）。財產凈收入主要包括儲蓄存款利息、股票分紅、房屋或土地出租收入等。

表一

例如，上海市統計局此前發文提出，2024年上海市房地產價格與房屋租賃市場價格有所波動，居民自有住房折算租金收入同步受到影響，出現一定幅度下降。2024年上海市居民人均財產凈收入10514元，比上年下降2.3%，慢于居民收入增速6.5個百分點；1月21日，北京市統計局發文提出，在住房租賃市場波動、存款利率調整等因素的影響下，全市居民人均財產凈收入12287元，同比增長0.7%。

一名長期研究居民收入的專家表示，擁有較高財產凈收入的人群主要為中高收入人群，財產凈收入負增長意味著大量中產階級可能面臨財產貶值問題。

如何提升？

在這樣的背景下，多省在2026年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居民收入增長與經濟增長基本同步”的發展目標。除了天津，其余四省份的GDP增速目標數值均為5%及以上。

潘向東表示，一方面，增長目標導向會倒逼地方政府在穩就業、調工資、增加轉移支付、紓困市場主體等方面集中發力；另一方面，居民收入增長的約束條件依然顯著。高收入省份經濟基數大、轉型陣痛持續，中小企業盈利修復、房地產企穩、外需改善均存在不確定性，初次分配中勞動報酬占比提升難以快速突破，靈活就業與個體經營收入仍偏弱。

綜合來看，潘向東認為2026年居民收入增速大概率較2025年水平小幅回升，向5%附近靠攏，實現基本同步，但受結構與周期制約，顯著反彈并持續超越GDP增速的概率不高。

在具體路徑上，多位受訪專家認為應主要從提升工資收入角度出發。

上述長期研究居民收入的專家表示，相較于財產凈收入，工資性收入在拉動居民收入增長方面發揮著更為重要的作用。當前提高財產性收入存在一定困難，通過穩就業、穩收入來促進工資增長是更為合理的路徑。

潘向東表示，提升居民收入應立足“鞏固工資主支柱、補齊其他三項短板、暢通分配傳導”的整體思路。工資性收入仍是最穩定抓手，需以高質量就業為核心，健全工資合理增長機制，規范平臺與靈活就業薪酬保障，同時通過產業升級擴容高附加值崗位，緩解技能錯配與就業質量不足。

在工資增長方面，中國人民大學中國就業研究所所長曾湘泉表示，雖然當前企業經營不易，但勞動者與企業利潤比例偏低依舊是一個突出問題。而單個勞動者的力量有限，很難推動工資分配機制的調整，這就需要工會代表勞動者與企業進行談判和協商。

張林則認為，為了提升居民收入，更重要的是想辦法提高居民的非工資性收入。在財產凈收入方面，需要進一步加大穩定房地產市場的力度、進一步完善資本市場的運行模式等。在經營凈收入方面，需要進一步完善消費企業和個體工商戶的發展環境，需要進一步包容與鼓勵各類新型服務業態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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