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色記憶】俞秀松的悲壯人生

俞秀松的悲壯人生

閆明達 李雨西 黃力

俞秀松作為中國共產(chǎn)黨和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的主要創(chuàng)建者，青年運動和共產(chǎn)主義運動的先驅(qū)，為黨和人民奉獻了自己的一生。在40年的生涯中，俞秀松曾多次前往蘇聯(lián)，長期在蘇聯(lián)學習生活工作。

一、作為代表，遠赴莫斯科參加共產(chǎn)國際會議

1899年8月1日，俞秀松出生于浙江諸暨次塢鎮(zhèn)溪埭村一個晚清秀才家庭。青年時期，俞秀松思想活躍、積極進取，經(jīng)常學習、閱讀《新青年》《晨鐘報》《每周評論》等進步報刊，不斷汲取先進思想。五四期間，俞秀松先后領導、組織了杭州的學生運動，并同宣中華等人一同創(chuàng)辦了浙江最早宣傳馬克思主義的刊物《浙江新潮》。1920年5月，俞秀松參加陳獨秀組織發(fā)起的上海馬克思主義研究會。之后，他和陳獨秀、李達、李漢俊等發(fā)起、成立了上海共產(chǎn)黨早期組織，一同參與制定了黨的綱領和重大活動。8月，在組織的安排下，俞秀松負責成立了中國最早的青年團組織“上海社會主義青年團”，并主持制定了團的章程。

《浙江新潮》

1921年3月，擔任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臨時中央委員會書記的俞秀松，在黨早期組織的委派下前往莫斯科，出席共產(chǎn)國際會議。這是俞秀松生平第一次前往蘇俄。此次前往蘇俄，他承擔了三項重要任務：一是代表中國黨、團組織出席共產(chǎn)國際的會議；二是負責選派國內(nèi)革命青年赴蘇俄學習的事宜；三是在蘇俄進行短暫的學習。當時，鐵路被列強分割占據(jù)，國內(nèi)交通十分不便，俞秀松的赴蘇過程十分艱辛。他首先要經(jīng)過日本管轄的南滿鐵路到長春，再從長春換乘中東線鐵路到哈爾濱，最終才能轉(zhuǎn)赴蘇俄。旅途的一波三折使“俞秀松深深感受到祖國被列強分割之痛、國家主權(quán)被侵犯之恨、自己國家經(jīng)濟落后之苦……這更堅定了他救國救民的決心”。（《俞秀松傳》，浙江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80頁）

俞秀松（坐者右四）出席共產(chǎn)國際三大和青年共產(chǎn)國際二大

1921年，共產(chǎn)國際三大和青年共產(chǎn)國際二大召開，俞秀松是中國首次出席青年共產(chǎn)國際二大和共產(chǎn)國際三大的代表。在青年共產(chǎn)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上，俞秀松結(jié)合中國國情，從“中國青年運動的興起”“青年團的工作與工人運動的結(jié)合”“中國的經(jīng)濟生活”“中國勞工運動的狀態(tài)”等方面向大會報告。俞秀松在報告中提出“中國青年運動發(fā)軔于1919年”，介紹了五四運動“這場遍及全中國的運動具有愛國主義、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性質(zhì)，同時具有偉大的政治意義和社會意義”，比較詳細地闡述了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的組織，是“本年初建立了臨時中央執(zhí)行委員會”，其作用是“密切配合黨的工作，服從于黨”，“接受黨布置的組織罷工和進行其他政治活動的任務”，表明了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當前的目標是“在中國貫徹和執(zhí)行青年共產(chǎn)國際的決議，當然考慮到那些并不影響貫徹這些決議本身性質(zhì)或多或少于中國現(xiàn)實特點有關系的事務上的問題”等等，促進了青年共產(chǎn)國際更加了解中國國情和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的情況。（中共浙江省委黨史研究室編：《俞秀松紀念文集》，當代中國出版社1999年版，第198-210頁）除此之外，俞秀松還提出了將中國“學生運動”和“工人運動”相結(jié)合，“中國青年運動”與“世界青年運動”相串聯(lián)等觀念。大會后，俞秀松到斯大林東方勞動者共產(chǎn)主義大學進行三個月短暫學習，同時負責聯(lián)系、選派國內(nèi)革命青年到蘇俄學習的事宜，為今后的革命事業(yè)培養(yǎng)了大批人才。1922年1月，俞秀松還參加了遠東各國共產(chǎn)黨和民族革命團體第一次代表大會，并作為中國代表在大會宣言上簽了名。

二、重返蘇俄學習，與王明斗爭到底

1922年3月，俞秀松結(jié)束在蘇俄的學習，回到上海，積極參與團組織的整頓和恢復。之后，他接受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臨時中央局的委托，前往杭州創(chuàng)建團組織，極大推動了團組織的發(fā)展和革命青年的凝聚。在籌建團組織的過程中，俞秀松與沈玄廬、宣中華等人在杭州創(chuàng)建了一所平民夜校，為貧苦群眾講述勞動人民要當家作主的道理，廣泛啟發(fā)了工人群眾的階級覺悟。1922年5月，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成立，大會選舉高君宇、施存統(tǒng)、張?zhí)住⒉毯蜕⒂嵝闼山M成團中央第一屆執(zhí)行委員會，施存統(tǒng)被推選為書記。之后，施存統(tǒng)因身體原因向黨組織申請辭去職務，轉(zhuǎn)由俞秀松擔任團中央執(zhí)行委員會書記。同年10月，俞秀松在中共中央的批準下，辭去團中央書記的職務，參加了孫中山領導的北伐軍，擔任東路討賊軍許崇智司令部參謀處一等書記官。他說：“我之所以決心進軍隊是目睹各處工人被軍閥無理壓迫，我要救中國最大多數(shù)的窮苦群眾，我就不能不首先打倒勞苦群眾的仇敵——便是軍閥，進軍隊學習軍事知識，就是打倒軍閥的準備工作。”（《俞秀松傳》，浙江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93頁）

孫中山先生逝世之后，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對培養(yǎng)中國革命者進行了充分討論，決定在西伯利亞為中國學生建立500人的“中山大學”。1925年，俞秀松通過報考，光榮地被黨組織選中參與此次旅蘇學習。他帶著堅定的共產(chǎn)主義信仰，真誠、熱情地再次踏上赴蘇征途。

閱讀中的俞秀松

1925年10月，俞秀松乘坐蘇聯(lián)貨船從上海出發(fā)，遠赴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這是俞秀松生平第二次前往蘇聯(lián)，同行的還有張聞天、王明、王稼祥、伍修權(quán)等百余人。途經(jīng)日本海的時候，狂風巨浪，許多同志又嘔又吐，寢食難安。眼看同志們要病倒之際，俞秀松走到甲板上堅定地高呼：“同志們，堅強些！我們是革命者，革命者就要乘風破浪。我們的生命時刻準備獻給革命了，海浪再大，是嚇不倒我們的。大家眼望前方，我們將要去的是世界革命的中心。我們的心胸要像大海一樣遼闊，一些困難都不在話下。咆哮的巨浪，會被我們戰(zhàn)勝的……”（中共浙江省委黨史研究室編：《俞秀松紀念文集》，當代中國出版社1999年版，第44頁）在俞秀松的鼓舞之下，同學們止住了嘔吐，個個精神抖擻地唱起了《國際歌》。

1925年11月底，來自中國的革命者陸續(xù)到達莫斯科，中山大學正式開學，“年輕的革命者們懷著朝圣一樣的心情辦理了報到注冊等手續(xù)，心里像灌了蜜一樣甜，充滿了對未來學習生活的美好向往。”（《俞秀松傳》，浙江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18頁）入學后，中山大學按照學生的文化水平分成11個班，俞秀松被分配在第一期第七班，擔任中山大學學生會主席、黨團書記等職務。在給父母親的信中，俞秀松說：“此次重游俄京，決心對學理方面要好好研究一番……我們的生活是非常之好，為國內(nèi)任何大學所不能比擬。”（《俞秀松傳》，浙江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35頁）在校期間，俞秀松潛心學習政治、經(jīng)濟等學科。由于語言差異，他手中常備一本俄漢字典，沒多久后他就能夠以一口流利俄語講解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國情。不僅如此，他還經(jīng)常關心年輕同學，在生活上幫助他們解決實際困難，將學生的情況定期向黨組織和中山大學領導匯報。當時，中山大學的教師精通漢語的極少，課程講授需要配合中文翻譯，學校因此選拔俞秀松、王明等11位同學組建了俄文授課速成班。在班級中，同學們發(fā)現(xiàn)王明居心不良，渴望通過米夫走捷徑，“一方面拉攏俄國人，一方面在中國人中搞小宗派，引起大多數(shù)中國學生的反感”。（中共浙江省委黨史研究室編：《俞秀松紀念文集》，當代中國出版社1999年版，第49頁）一身正氣的俞秀松自然看不慣王明這般阿諛奉承的嘴臉，“他厭惡玩手段，耍陰謀，向上爬，尤其對陳紹禹（王明）在校長面前故意賣弄的做法，嗤之以鼻。”（中共浙江省委黨史研究室編：《俞秀松紀念文集》，當代中國出版社1999年版，第47頁）因此，俞秀松幾次找王明談話，真誠地指出他的問題，希望他加強黨性，努力改正。不承想，王明雖表面虛心接受，背地里卻心懷憤恨，將俞秀松視為自己的絆腳石。

1927年8月，俞秀松在中山大學畢業(yè)。在畢業(yè)評語中，校方評價俞秀松“在黨團方面：堅定；守紀；完全了解目前的黨內(nèi)生活情況；執(zhí)行黨的路線政策。學習方面：工作能力強；活躍性一般；很好地領會掌握課程內(nèi)容。可在黨的領導工作中加以使用。”（《俞秀松傳》，浙江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20頁）之后，他先是留校做了一段時間翻譯工作，后轉(zhuǎn)到列寧學院攻讀研究生。在《黨組織關于俞秀松等轉(zhuǎn)學到列寧學院的通信》中，俞秀松被冀望“認真做好學術準備，然后回中國從事實際的黨務工作”。（中共浙江省委黨史研究室編：《俞秀松紀念文集》，當代中國出版社1999年版，第351頁）

1928年，米夫被提拔為共產(chǎn)國際東方部部長，王明借勢成為米夫的心腹。為了出人頭地，王明等宗派主義者想方設法迫害自己“看不慣”的同學，不斷捏造是非，誣陷、打擊俞秀松等人。在毫無證據(jù)的情況下，王明將“江浙同鄉(xiāng)會”首領這頂政治帽子扣在俞秀松的頭上。他們出墻報、寫文章，大肆宣傳“江浙同鄉(xiāng)會”是違背組織的、反動的，并上報聯(lián)共監(jiān)委，要求嚴懲嚴罰俞秀松等人。對于此等污蔑，俞秀松沒有向殘酷的迫害屈服，而是奮起反抗。他在向共產(chǎn)國際監(jiān)察委員會的聲明中說：“請求共產(chǎn)國際以堅決的方式，揭露那些三年來在中國同志中系統(tǒng)地、無止境地、自覺地散布各種各樣毫無根據(jù)的對我的嚴重控告的人，不管他是誰。”（《俞秀松傳》，浙江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72-273頁）經(jīng)過抗爭，俞秀松最終得到聯(lián)（共）管理上訴的專門委員會和共產(chǎn)國際監(jiān)委作出的“那利曼諾夫（俞秀松）是可靠的”組織結(jié)論。

俞秀松

1929年，俞秀松在列寧學院畢業(yè)，留校擔任黨史和列寧主義課程的教員。然而好景不長，1931年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在上海召開，王明依靠米夫的勢力篡奪了中共中央領導權(quán)。由于他缺乏革命斗爭實際經(jīng)驗，黨內(nèi)“左”傾教條主義路線盛行，給革命造成了極大的損失。據(jù)旅蘇同學吳亮平回憶，“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以后，米夫讓王明上臺，俞秀松不滿意，王明更恨他。俞秀松、董亦湘、周達文等在學生中不討論四中全會的決議，根本不理王明那一套。這就是王明要把俞秀松打成‘托派’的原因。”（中共浙江省委黨史研究室編：《俞秀松紀念文集》，當代中國出版社1999年版，第49-50頁）隨后，善搞陰謀詭計的王明借“反對中共中央”為名，又給俞秀松等人扣上了“托派”的帽子。1932年5月，俞秀松、周達文等人再次被指控對“中共中央和共產(chǎn)國際執(zhí)委會關于中國問題的決議采取不可容忍的輕蔑態(tài)度”，受到共產(chǎn)國際政治委員會的強烈譴責，并認為他們“沒有以應有的態(tài)度來捍衛(wèi)中共中央的正確路線”。11月，俞秀松、周達文被解除列寧學院的教學任務，派往哈巴羅夫斯克（伯力）工作。俞秀松任職邊疆區(qū)黨委機關報《工人之路》的副總編輯。

當時，蘇聯(lián)遠東地區(qū)的產(chǎn)業(yè)工人約有二三成都是中國人，且絕大多數(shù)都沒有護照、沒有華僑身份，屬于私自入境。因此，俞秀松、周達文等人在這里肩負組織教育中國工人的工作。他們利用《工人之路》報紙對國際形勢、革命情況和馬克思主義思想進行宣傳。在任職的幾年間，俞秀松發(fā)表過關于“廣州公社”集體農(nóng)莊黨員會議的報道、莫洛托夫區(qū)“紅軍紀念日”集體農(nóng)莊工作情況的報道等文章。他以獨特的視角向當?shù)毓と私庾x了革命實際情況，輔佐工人了解、學習馬克思主義，取得了顯著成效。1935年6月，俞秀松受聯(lián)共中央委派到新疆做統(tǒng)戰(zhàn)工作，結(jié)束了10年的留蘇生涯。

三、被打為“托派”，在“肅反”運動中被殺害

1949年以前的新疆作為一個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受封建勢力統(tǒng)治和帝國主義侵略嚴重，政治、經(jīng)濟和文化等方面十分落后。1935年，斯大林決定選派俞秀松等25名同志到新疆。俞秀松主要負責統(tǒng)戰(zhàn)工作，擔任新疆民眾反帝聯(lián)合會秘書長、新疆學院院長、省立一中校長、督辦公署邊防處副處長、《反帝戰(zhàn)線》雜志主編等職務。在新疆期間，俞秀松以“反帝會”章程為基礎，仿照先進政黨的組織形式，推動新疆基層組織建設，積極宣傳馬克思主義，提出“反帝、親蘇、民平、清廉、和平、建設”六大政策，有力促進新疆地區(qū)整體的發(fā)展。同時，俞秀松還為迎接中國工農(nóng)紅軍西路軍入新疆及其他抗日活動作出了重要貢獻。

1937年5月，俞秀松（右三）在迪化（今烏魯木齊）留影。

當俞秀松在新疆的工作開展得轟轟烈烈之際，蘇聯(lián)的“肅反”運動正被無限地放大，大批共產(chǎn)黨人被無辜扣上罪名。1937年11月，王明、康生等人從蘇聯(lián)回國，將“肅反”運動的風暴帶到了新疆。王明當時和督辦盛世才說：“反帝會”有很多“托派”分子，應立即關押后就地處理，肅清這些人就能夠得到蘇聯(lián)的更多支持。于是，盛世才就拿出蘇聯(lián)當時派來的25名同志的照片，讓王明、康生指認。心懷憤恨的王明自然不會放過這次機會，他對盛世才說，“對于俞秀松等人的問題，我們直接給共產(chǎn)國際去信反映，以便配合蘇聯(lián)正在進入高潮的肅反運動”，（《俞秀松傳》，浙江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66頁）并答應到延安后把俞秀松等人的材料送來。12月，盛世才以“托派”和“陰謀暴動案”的罪名將俞秀松等人逮捕入獄。

在獄中，俞秀松并沒有向強暴低頭，而是以堅強的革命意志面對迫害。他的妻子安志潔（即盛世同）每次來監(jiān)獄探望他，他都是先關心國內(nèi)、國外和新疆的形勢，再要求妻子給他帶書學習。為了寬慰妻子，他說：“要堅強，不要悲傷。坐牢是革命者的家常便飯，要革命就不怕殺頭，革命者是殺不完的，革命一定成功，這是我堅定不移的信念。”（中共浙江省委黨史研究室編：《俞秀松紀念文集》，當代中國出版社1999年版，第105-106頁）作為一名具有堅定理想信念的共產(chǎn)黨員，他早已把身體和精神上的苦痛置之度外，心中滿懷的只有不能為國效力的悲愴。3個月后，俞秀松被提審。聽聞自己頭上所謂的“罪狀”，他在申訴書中寫道：“夫囚民微賤之個人身體上、名譽上、精神上之苦痛，固不足惜。當今日寇猖獗、國難當頭之際，而囚民承蒙此不明不白之冤屈，不能為國效力，實屬悲痛。”（《俞秀松傳》，浙江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70頁）但是，申訴書最終石沉大海，沒有得到任何反饋。1938年6月，蘇聯(lián)派來飛機將俞秀松強行押回蘇聯(lián)。這是俞秀松第三次到達蘇聯(lián)，臨行前他感慨道：“我個人的生死微不足道，革命黨人的頭是殺不完的，血是流不盡，讓鮮血換來新中國的勝利，人民大眾共享幸福盛世，我心甘情愿。但不能看到祖國明天的勝利，離開祖國錦繡山河和骨肉同胞，心里實在太難受了！”（《俞秀松傳》，浙江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71頁）到達蘇聯(lián)后，俞秀松寧死不承認“托派”“反革命”等無端的罪名，始終堅決維護黨的正確路線，以頑強的意志戰(zhàn)斗到了生命最后一息。1939年2月21日，俞秀松在莫斯科捷爾任斯基廣場被殺害，年僅40歲。

四、平反昭雪，新中國成立后被追認為烈士

在俞秀松被押往蘇聯(lián)之后，他的家人就再沒有收到他的一點兒消息。俞秀松的妻子安志潔為了得知他的去向，更是苦苦追尋了數(shù)年。新中國成立后，安志潔和俞秀松的弟弟俞壽臧來到上海。他們致信給中國駐蘇大使館，請求找尋俞秀松的下落。不久，他們收到回函：“秀松已在蘇犧牲，詳情未知。”1960年，俞秀松的父親俞韻琴致信給毛澤東，希望助俞秀松平反。在信中，俞韻琴寫道：“如果俞秀松確為托派，誤入歧途，走錯了路，他是該死，殊不足惜。如果俞秀松確是冤枉犧牲，希望臺慈賜予昭雪，轉(zhuǎn)請上海市委遵照規(guī)定辦理烈士登記，以資表彰，而示后世。”（中共浙江省委黨史研究室編：《俞秀松紀念文集》，當代中國出版社1999年版，第391頁）

1939年2月21日，俞秀松在莫斯科受冤遇害。

1961年12月，在俞秀松“反帝會”的同事包爾漢等證明下，中共上海市委組織部通過核實相關材料，聲明俞秀松“早年參加革命，工作一貫積極，對共產(chǎn)主義、對中國共產(chǎn)黨有一定的貢獻”，追認他為烈士。1962年5月，中共上海市委組織部向俞秀松的家屬頒發(fā)了毛澤東簽發(fā)的“光榮紀念證”。1988年，安志潔和俞壽臧來到北京，希望依托組織的力量查清俞秀松犧牲的具體經(jīng)過，并由蘇聯(lián)方面為俞秀松平反昭雪。在黨組織的幫助下，俞秀松的冤案迎來了曙光。1996年8月，俄聯(lián)邦軍事檢察院正式作出平反決定：“根據(jù)1991年10月18日俄羅斯聯(lián)邦‘關于恢復政治迫害者名譽’法第3條，認定王壽成（即那利曼諾夫，俞秀松）應恢復名譽，并完全恢復各種權(quán)利。”（中共浙江省委黨史研究室編：《俞秀松紀念文集》，當代中國出版社1999年版，第405頁）最終，經(jīng)過多方的努力，含冤57年的俞秀松，被后人拭去歷史塵埃，冤屈徹底得到平反。

上海的俞秀松紀念園

2019年俞秀松誕辰120周年之際，為紀念俞秀松烈士，位于浙江省諸暨市的俞秀松紀念館開館，生動、詳細地向后人展現(xiàn)了俞秀松烈士光榮的一生。同年，他的繼子俞敏在前往俄羅斯莫斯科頓河墓地掃墓時，小心翼翼地捧起一把土壤，分裝進了兩個瓶子，帶回了祖國。2024年五四青年節(jié)前夕，浙江省諸暨市舉辦了俞秀松同志誕辰125周年暨犧牲85周年紀念活動。值此契機，俞敏將五年前帶回的紀念土，輕撒在了俞秀松烈士紀念碑前的松柏之下，寓意“秀松長青”。

來源：黨史博采

作者：閆明達 李雨西 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