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的大發(fā)現(xiàn)！大興安嶺深處，如何藏著一個王朝的起點？

這是一部鮮為人知的胡漢文化融合史。

鮮卑拓跋給中國歷史帶來了怎樣的影響？

經(jīng)緯度新書《從草原到中原：拓跋鮮卑的歷史與文化融合》為你全面解讀鮮卑拓跋的誕生和發(fā)展，講述游牧民族與漢族的融合歷史。

讀懂了北魏的發(fā)展史，也就明白了隋唐帝國從何而來。

摘自《從草原到中原：拓跋鮮卑的歷史與文化融合》

文 | 松下憲一

1980年的大發(fā)現(xiàn)

《魏書·序紀》中提到的大鮮卑山究竟在哪里？《魏書·烏洛侯國傳》提供了一個線索。

烏洛侯國位于地豆于國的北方，距離代都四千五百多里。……該國西北方有一條完水，向東北流入難水。其他小河流也匯入難水，最終向東流入大海。烏洛侯國西北方再行二十天路程，可到達于巳尼大水，也就是人們所說的北海。該國在太平真君四年（443）朝貢，并報告該國西北方有先祖的舊居遺址。石室南北九十步（約135米），東西四十步（約60米），高七十尺（約18米），石室內(nèi)供奉著神靈，百姓常在此祭祀。世祖（北魏第三代皇帝太武帝）派中書侍郎李敞前去祭祖，并將祝文刻在石室的墻壁上。

在北魏統(tǒng)一華北不久的太平真君四年（443），太武帝接到報告，稱烏洛侯國西北有北魏祖先的遺址。于是，太武帝派遣李敞前往祭祖，并將祝文刻在石室的墻上。這一地點應當是拓跋部的故鄉(xiāng)。因此，首先通過文獻確定了烏洛侯國的具體位置。史料中的完水是指今額爾古納河，難水是今黑龍江（阿穆爾河），于巳尼大水（北海）是指今貝加爾湖，烏洛侯國位于嫩江流域的大興安嶺一帶。

基于這一成果，中國考古學家米文平推測“石室”應為一處大型洞穴，遂在大興安嶺一帶展開洞穴調(diào)查。1980年，他在內(nèi)蒙古自治區(qū)阿里河鎮(zhèn)的嘎仙洞中發(fā)現(xiàn)了一塊刻有太平真君四年銘文的碑文。

嘎仙洞 圖源：國家民委

尾形勇在《中華歷史紀行》中生動地描述了這一發(fā)現(xiàn)。當天下午四時，陽光透過洞口照射到洞內(nèi)西側(cè)的墻壁上。忽然，有人發(fā)現(xiàn)苔蘚覆蓋的墻面上露出了一個“四”字。驚訝之下，人們仔細辨認，發(fā)現(xiàn)下面有“年”字，上面則刻著“太平真君”，第三行寫有“中書侍郎李敞”。就這樣，記載在《魏書》中的碑文被發(fā)現(xiàn)了。

位于嘎仙洞內(nèi)石壁上的石刻祝文拓片 圖源：國家民委

這一碑文的發(fā)現(xiàn)，證明了嘎仙洞正是《魏書》所記載的“國家先帝的舊墟”的石室，也即拓跋部的故鄉(xiāng)。這一重大發(fā)現(xiàn)震驚了世界，類似兵馬俑的出土，對研究北魏史的學者而言，確認拓跋部的故鄉(xiāng)這一消息無疑引起了極大的關注。我仍記得學生時代讀到尾形的文章時，心中的激動與期待。

此后，中國考古學家宿白結(jié)合在內(nèi)蒙古各地發(fā)現(xiàn)的鮮卑墓葬和《魏書·序紀》的記載，進一步揭示了拓跋部南遷的路線。這一觀點如今已成為學術界的定論。

對烏洛侯國的質(zhì)疑

嘎仙洞碑文的發(fā)現(xiàn)是否意味著對拓跋部故鄉(xiāng)的尋找塵埃落定了呢？畢竟，這一認定的依據(jù)是烏洛侯國的報告，那么烏洛侯國是如何得知這座石室是拓跋部祖先的遺址的呢？

根據(jù)《魏書·序紀》，拓跋部居住在大鮮卑山時期，直到宣皇帝遷往大澤為止，這大約是在公元前1世紀中期，即匈奴呼韓邪單于向西漢稱臣的時期，距烏洛侯國的報告已有五百年之久。此外，《魏書·序紀》中也提到，拓跋部在當時并沒有文字，而嘎仙洞中發(fā)現(xiàn)的碑文也是太武帝時期的產(chǎn)物。

那么，烏洛侯國認定嘎仙洞為拓跋部遺址的依據(jù)究竟是什么？可能并沒有明確的證據(jù)。那么，烏洛侯國為何選擇在太平真君四年（443）這個時機進貢，并作出這樣的報告呢？我們需要回顧當時的背景。

嘎仙洞 圖源：鄂倫春自治旗文旅

公元439年，太武帝平定北涼，統(tǒng)一華北。自太平真君元年（440）起，太武帝多次北巡陰山。太平真君三年，太武帝在陰山北建造了廣德殿，顯然加大了對蒙古高原上北魏宿敵柔然的壓力。太武帝通過向蒙古高原上的游牧部族展示北魏的強大，試圖促使這些部族脫離柔然的統(tǒng)治。在這種背景下，烏洛侯國感受到北魏的強大壓力，因此主動前來朝貢。

烏洛侯國為了迎合北魏，聲稱其西北有北魏先祖的遺址，并有神靈駐守，靈驗非凡。對正與柔然爭奪北方霸權的太武帝而言，烏洛侯國提供的信息不僅對他有利，還能進一步強化北魏作為北方正統(tǒng)統(tǒng)治者的地位。因此，太武帝派遣李敞前往祭祀先祖，并將這一事件刻于石碑上。

碑文的修改

《魏書·禮志》也記載了碑文的內(nèi)容，但與實際發(fā)現(xiàn)的碑文存在幾處不同之處。其中最為重要的變化在于，《魏書·禮志》中的“告祭天地，以皇祖先妣配”，在碑文中寫作“薦于皇帝天、皇后土。以皇祖先可寒配，皇妣先可敦配。尚饗”。意思是向“皇帝天”（天神）與“皇后土”（地神）獻祭，同時祭祀皇祖先可寒（皇帝的祖先可汗）和皇妣先可敦（皇后的祖先可敦）。可寒（可汗）與可敦是游牧國家中君主與后妃的稱號。

需要注意的是，在蒙古語中，可汗與可敦分別為“汗”（哈恩）和“可敦”（哈圖恩），而在匈奴語中則使用“單于”和“閼氏”。單于的意思是“廣大的天之子”，是匈奴君主的稱號，后來在東漢末至西晉時期，中原朝廷也開始將這一稱號授予一些臣服的游牧部落首領。因此，烏丸和鮮卑也使用了單于的稱號，但這是由中原朝廷授予的，而非他們本族的君主號。與此不同，可汗與可敦則是在此時期新興的游牧國家的君主稱號。

碑文明確寫道，北魏皇帝既是中原皇帝，同時也是游牧君主的可汗。將“可汗”寫入碑文，意在表明拓跋部才是真正的游牧君主，與柔然自稱可汗的主張針鋒相對。

此外，碑文中還提到了主持祭祀的另一個人物——庫六官。庫六官是拓跋氏的皇族成員，實際上，他才是此次祭祀的主持者。因為在拓跋部，只有帝室十姓才有資格舉行祭天儀式。這場祭祀是作為游牧君主可汗的祭祀儀式，正如佐川英治所指出的那樣。

在北齊時期，魏收編纂《魏書》時，刪減和改動了碑文中不合適的部分，尤其是與游牧文化（胡俗）相關的內(nèi)容，因為對于與西魏、陳爭奪中原正統(tǒng)性的北齊來說，其前身北魏必須被視為一個中原王朝。因此，閱讀《魏書》時，北魏看起來像是一個純粹的中原王朝。

然而，胡俗的痕跡無法完全抹去，因為北齊的創(chuàng)立者主要是北魏時期居住在北方的游牧民。而且在魏收編纂《魏書》時，北齊的競爭對手西魏正在推行恢復胡俗的國策。因此，將北魏完全描繪為一個中原王朝，并不符合北齊統(tǒng)治者的利益，他們也希望展示自己繼承了游牧民族的傳統(tǒng)。正是在這種微妙的背景下，《魏書·序紀》才得以保存下來。

沒有《魏書·序紀》，我們無法了解北魏建立政權之前的歷史。從這一意義上，《魏書·序紀》對于北魏史研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然而，《魏書·序紀》所記載的內(nèi)容并不全是歷史事實，因此我們必須區(qū)分其中哪些是虛構(gòu)，哪些是歷史事實。

這種工作被稱為史料批判，而史料批判的重要依據(jù)便是與史書同一時期的碑文、墓志等實物史料，因為它們保留了未經(jīng)魏收修改的信息。嘎仙洞碑文正是這樣的同時代珍貴史料。通過將其與《魏書》對比研究，可以揭示魏收是如何修改史料的，以及修改背后的意圖。

《從草原到中原：拓跋鮮卑的歷史與文化融合》

作者 [日]松下憲一

譯者 黃溢哲

出版日期 2025.11

內(nèi)容簡介

本書全面解讀鮮卑拓跋的誕生和發(fā)展，講述了鮮卑族與漢族的融合歷史。

拓跋部是蒙古高原的游牧民族鮮卑的其中一個部族。在3世紀建立部族國家，并在歷史中正式登場。

在北魏還留有一些游牧社會的傳統(tǒng)，與此同時，還因受到佛教文化以及孝文帝的漢化政策影響而加速了文化的融合，形成了文化形態(tài)。北魏在6世紀后分裂，拓跋部的人活躍在隋王朝和大唐帝國，成為令人驕傲的家族。從此，北方游牧民的子孫也在逐漸融入中國社會的同時將他們的傳統(tǒng)帶過來，成為中華文明的一部分。

[日]松下憲一，1971年生于日本靜岡縣。北海道大學文學研究科東洋史學博士。現(xiàn)任愛知學院大學文學部教授。主要著書有《北魏胡族體制論》和參與編著的《教養(yǎng)的中國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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