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稅壁壘是否可以消除美國貿易逆差，以及實現制造業回流？

一、特朗普的經濟戰：關稅是核心武器，復興制造業是戰略目標

在理解關稅戰之前，筆者認為首先應該弄清本屆特朗普政府所要追求的戰略意圖，以及推進策略。筆者認為，2024年共和黨競選綱領和傳統基金會的“2025計劃”（project 2025），已經很清晰地展示了美國右翼保守主義的經濟藍圖，筆者將這兩份綱領的主要觀點原文摘錄如下：

1.實現“美國優先”貿易政策，共和黨人將對外國制造的商品征收基準關稅，以保護美國工人、農民和工業免受不公平的外國競爭，消除1萬億美元以上的逆差。

2. 取消中國的最惠國待遇，逐步停止進口必需品，并阻止中國購買美國的房地產和工業；撤銷拜登政府在汽車產業有害的法規，以及阻止進口中國汽車來重振美國汽車業。

3.共和黨人將把重要的供應鏈帶回美國，讓美國重新成為制造業超級大國，確保國家安全和經濟穩定，同時為美國工人創造就業機會和提高工資。

4.共和黨人將加強"購買美國貨 "和 "雇用美國人 "政策，禁止將工作外包的公司與聯邦政府開展業務。

5.改善基礎設施建設，重建我們的城市，尤其是讓華盛頓特區成為世界上最安全、最美麗的首都，振興我們的工業基礎，優先發展國防關鍵產業。

6.減稅永久化，共和黨人將削減那些扼殺就業、自由和創新的繁瑣法規，減輕企業的負擔，增加美國在新興產業的優勢。

共和黨競選綱領第三章中，將以上的經濟目標將其歸結為：“我們的美國優先經濟議程有五大支柱：削減法規、減稅、確保公平貿易協議、低成本能源以及倡導創新。通過共同努力，我們將恢復所有美國人的經濟繁榮和機會”，現在特朗普的每天發言和政策，基本沒有脫離這個框架。

通過這些綱領，我們可以看出特朗普的戰略思路：

第一，關稅是核心武器。共和黨右翼派放棄了過去民主黨、共和黨建制派所采用的投資、減稅、補貼等溫和的鼓勵性政策工具，開始用關稅壁壘這種強制方式來達到目的，希望通過關稅來實現減少外國產品輸入、強迫本國跨國公司回遷供應鏈，以及用新增關稅收入給企業減稅的“一石三鳥”目的。

為此特朗普于4月2日宣布了 “對等關稅”方案，并認為這是把美國從其他國家對美國的經濟掠奪中解放出來的一天，所以又將之命名為“解放日方案”。我們通過“解放日方案”可以看出，特朗普主義者所追求的貿易平等，不是關稅稅率對等化，而是結果均衡。比如歐盟與美國同為自由貿易經濟區，二者之間的稅率頂多有3%左右的差距，特朗普一下子對歐盟增收20%的關稅，這些都是哪門子關稅對等呢？只不過是重塑經濟平衡的一種策略或武器而已。

第二， 削弱中國工業制造能力，以及恢復美國工業產能是共和黨右翼派的終極目的。因為工業生產是國防軍事能力的基礎，也是科技研發創新的土壤，從全球近代經濟史來看，科技中心與工業中心之間有尾隨效應，一國/地區成為工業中心后，之后二三十年就會成為科技中心（如美國在19世紀末成為第一工業大國，在1930年代成為第一科技大國），而產業空心化必然導致軍事和科技能力的雙重衰退（如香港地區由于過早去工業化，導致其想成為科技中心的雄心，一直無法實現），皮之不存毛將焉附？

如今中國工業競爭力上的優勢在日漸擴大，科研創新能力和軍事實力也隨之快速上升，對美國核心競爭力造成威脅，這是美國所不能接受的現實，所以美國的戰略核心放在與中國在制造業能力的競爭上。

(中美制造業能力差距越來越大）

有很多朋友問，特朗普上任以來的一系列政策，比如提出必須改革北約防務體系、摧毀自由貿易機制等等，是否意味著美國財力已經耗盡，承擔不起提出全球公共產品支出的開支了？筆者以前撰文就有曾經指出，美國當前的財務狀態和經濟增長情況是OECD國家中最好的之一，美國為全球公共產品的支出頂多1萬億美元左右，完全可以負擔的起；并且美國通過提供全球公共產品而獲得世界管理者的角色，其收益遠遠大于支出。

所以，特朗普扛起關稅戰和“再工業化”的大旗，不是美國財政真正出現了問題，或者無法承擔管理世界的成本，主要還是出于跟中國競爭的需要，對中國崛起的焦慮，是一種是被動反應，也是眼前唯一的策略。

二、“去工業化”和貿易逆差的邏輯

盡管特朗普的高關稅是一種經濟霸權做法，不過拋開它的公平性，單就從美國自身角度來講，能達到美國保守主義者們期待的消除貿易赤字，以及實現制造業回流的目的嗎？形象來說，就是能實現商務部長盧特尼克所說的 “數以百萬計的人類大軍擰著小小的螺絲去制造iPhone”的“令人激動的景象”嗎？

因為這涉及到我們判斷特朗普貿易政策的持久性。如果真能達到，即便是損失利己、冒天下之大不韙，那它仍將會獲得歷史動力，未來具有一定的連續性；如果這些目標實現不了，注定只能是一場“王政復古”式的鬧劇。

那么特朗普的“對等關稅”方案可以實現這兩個目標嗎？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筆者先分析一下“去工業化”和貿易逆差產生的邏輯。

從近代以來全球經濟發展史來看，經濟發展存在一個悖論或規律，那就是：生產發展會產生更多的資本，經濟越發達，社會上的資本就越充分，而資本會天生追求利益最大化，當其他行業或地區的資本收益大于本土制造業的時候，那么資本就會流向收益更高的地方（因此資本一直是投資和貿易自由化的最強大推力），出現去工業化或產業空心化。

從經濟史來看，全球所有的發達國家或地區，無法避免這個宿命。英國是世界上第一個實現工業化的國家，也是第一個去工業化的國家，早在1895年前后制造業的就業比例就開始下降，至今的130年時間里，英國制造業比重雖然在某些特殊年份有所回升（比如二戰前后），但是總體是一個不可逆的下降趨勢。

（英國第二產業就業人口占比在1895年前后達到頂峰，此后就不斷下降）

法國、瑞士、美國、加拿大、德國、日本等所有先發國家也都是如此，像很多歐洲國家制造業的GDP占比都已經降到5-8%之間，比美國還要低很多。即便目前作為制造業強國的中國也在快速去工業化，東北、北京、上海、香港等先發地區都已經完成了這個過程，整體而言，2011年以來我國制造業的GDP占比已經下降了6個百分點，或許二十年后，我們將與美國一樣面臨同樣的困境。

（全球發達國家都在上演去工業化）

另一方面，當一國實現工業化后，社會消費能力就會史無前例增長，而去工業化會導致社會的商品與供給失衡，即工業生產能力低于社會消費能力，只好靠進口填補這個短缺，如果這個國家沒有礦產能源等天賦資源大額出口來彌補貿易赤字，這樣就會產生逆差。

英國在工業化之后，隨著海外投資能力的增長，早在1875年后就產生了貿易逆差，依據筆者的統計，從1875年到1955年的80年間，僅有12個年份有微弱順差，其他都是逆差；二戰后因為發現北海油田，短暫扭轉了逆差，但是進入70年代后又一直處于逆差，今天英國的貿易逆差的GDP占比遠遠高于美國。

（英國從1875年開始就經常處于逆差）

美國則是在1975年開始出現逆差，并且在2000年后伴隨著全球貿易自由化的跨越式推開，逆差急劇擴大。現在G7國家中，只有德國享有貿易順差；OECD國家中，也只有澳大利亞、芬蘭、挪威等少數資源豐富型國家處于順差地位，就連地廣人稀的加拿大開始有逆差。

（2023年全球十大貿易逆差國，其中包括美英法日等老牌工業國）

三、貿易赤字和“去工業化”的不可逆轉性，及“數百萬人擰螺絲生產iPhone”只能是癡人說夢

那么，人類可以用貿易壁壘等非常規手段是達到貿易平衡、保護本國產業和制造業回流的目標呢？首先我們從歷史經驗看，這都是徒勞的，就像自從共和制出現以后，任何復辟君主制的做法都是徒勞的。

遠的比如，英國19世紀末的保守黨保守派倫道夫·丘吉爾（丘吉爾首相的父親）發起的 “公平貿易運動”，意圖阻止與新興工業大國德國、美國日益擴大的逆差，扼殺這兩個國家工業的成長。他們還專門成立了“國家公平貿易聯盟”及“關稅改革聯盟”，創辦了《公平貿易》雜志，宣傳他們抵制外國商品進口的移民的主張，其口號和訴求與特朗普幾乎如出一轍，但是這場運動轟轟烈烈一二十年，也最終無果而終。

另一個例子是1930年美國胡佛總統推出的《斯姆特-霍利關稅法案》（Smoot Hawley Bill），將進口商品的稅率提高到平均55%，創下1828年以來的最高紀錄。該法案受到35個國家的反制，比如汽車領域，英國、法國、意大利等均對美國整車或零件，加征50%至167%的關稅，導致美國對歐洲出口額從1929年的23.41億美元降至1932年的7.84億美元；全球商品出口占GDP比重由1928年的11.2%降至1935年的5%。胡佛的關稅壁壘不僅沒有拯救美國工業，反而加劇了大蕭條，根據Crucini 和Kahn的研究，該法案讓美國生產總能力下降2%，羅斯福執政第二年就將其廢除。

近的例子就是自從2017年特朗普挑起全球性的貿易爭端以來，美國的制造業增加值比重、就業比重、全球占比三個指標仍然在下降，這三個數據在2016年分別是11.4%、8.9%、18%，2024年則分別是9.9%、7.9%、15.7%。美國規模最大、最有針對性的制造業回遷促進進化就是2022年推行的《芯片法案》，近三年下來也是收獲甚微，以至于最近特朗普呼吁廢除這個法案。

所以，即便是今天特朗普試圖推行超高額關稅壁壘，也不可能帶來制造業回流，實現“建設全球最強大工業國”的目標。制造業的不可回流性基于以下邏輯：

第一, 成本及價格比較優勢問題。如果制造業回遷到發達國家/地區本土，無論是對于技術含量低的服裝等勞動密集型產業，還是對于供應鏈較長的高技術產業，都將帶來生產成本的劇增，導致本國產品喪失國際市場的價格優勢。

拿蘋果公司具體例子來說，iPhone手機共需要1500個零部件，由187個供應商的387家制造工廠提供（2024財年數據），其中制造工廠分布為：中國大陸155家、中國臺灣49家、日本41家、越南32家、泰國23家、新加坡23家、馬來西亞18家、菲律賓16家、印度13家，位于美國的僅有25家；整機制造上，中國占96%，印度占4%。在整個供應鏈和生產鏈上，大約由300萬工人直接或間接為這家企業服務。

（亞洲是蘋果供應鏈的中心，圖片來源：未盡研究）

如果蘋果將其產品遷回美國生產，一方面人工成本會大大增加，蘋果生產鏈上的利潤能支付起百萬人的7萬美元（美國去年制造業平均工資）年薪嗎？另一方面，美國斷然不可能構建完整供應鏈，多數零部件將要從亞洲進口，被課以高額關稅。那么iPhone生產成本絕對不是某些經濟學家所分析的增長60%左右的問題，屆時售價可能達到2000-3000美元左右，到時候誰還愿意購買這種天價機呢？高關稅政策其實是在為三星、華為、小米等亞洲品牌擔當“神助攻”。

第二, 經濟生態匹配性的問題。美國的經濟已經不是圍繞制造業服務，而是圍繞高端研發和服務業服務，不僅是缺乏工人、工程師、供應鏈，還缺乏配套的科研體系、法律、金融、物流等各方面支撐，美國要重新回遷制造業，基本上是沙漠里養魚，企業很難適應生存下去。

第三，制造業對發達社會勞動力缺乏誘惑力。截至2025年1月，美國平均時薪為34.5美元，而制造業平均時薪為30.4美元，即使制造業回歸，絕大多數人也不會選擇工資低、工作環境差、勞動負擔重的制造業，所以，期盼制造業回歸，也只不過是社會下層失落人員的一種葉公好龍式的愿景，大家寧可愿意去當收銀員，也不愿意像東亞工人那樣在悶熱的車間里干上十個小時。

第四，未來的制造業一定是無人化智能制造。如果真的制造業迫不得已回歸，那么從事制造業的企業，寧可選擇加大機器人和智能管理系統投入，也不愿意雇傭大量的藍領工人，所以，即便未來美國制造業有增長，也是不會帶來就業增加的增長。到頭來，經濟仍走不出特朗普主義者所批評的那種循環：生產各要素中資本和科技的重要性會繼續上升，人力要素繼續下降，制造業收益被少數精英所掌握，仍舊改變不了“去工業化”所帶來的貧富差距問題。

數百萬人擰著小螺絲制造iPhone只不過是活在上一個時代的右翼保守主義者們的一種不可能實現的夢想，美國無法重復20世紀五六十年代那種工業繁榮的盛景。當然這并不意味著美國沒有機會恢復制造業的競爭力，美國人或許在新的生產賽道，構建一種新型制造模式，讓中國逐漸喪失優勢，就像過去曾經通過產業革新消弭掉日本的優勢一樣，以美國的創新能力看，它很有可能做到，這也是我們值得去警惕的。（本文節選自百度百家號“關稅十日談”欄目特稿《中美關稅戰：特朗普的邏輯及能否實現戰略意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