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我們的國考人數超過341萬,而錄用人數,僅僅為3.97萬人。
報錄比高達86:1。
2024年,國考的報錄比是77:1。
從當下的趨勢來看,這個數據還會創新高。
畢竟從當下經濟來看:
就業穩定、待遇好,有社會地位,都是公務員吃香的原因。
只要體質邏輯不改,大部分人都想著“金榜題名”。
畢竟,這幾年地方債高壓情況下,有“編制”的人群仍然享受著“穩定發工資”的待遇,“傳聞欠薪”的,都是非體制內的合同工。
這不是太好的現象。
1991年,日本房價崩盤,很多企業破產倒閉,很多中產破產流浪,就業問題也成了90年代日本的社會問題。
因此,考公也成為90年代日本大學生的首選。
1991年開始,日本國考的人數逐年增長,報錄比也到了10:1以上,一度沖到18:1左右。
不僅如此,日本公務員的年出入,基本在公司職員的1.4倍以上。
考公熱的背后,是日本政府在房價崩盤之后,選擇了加大基建投資,也逐漸完成日本體制內員工的財富再分配。
到了21世紀后,日本逐漸縮減了基建投資,考公熱也開始逐漸下滑。到了2009年,日本政府對公務體制進行改革,對公務員進行了權利、兼職、公款吃喝做了限制。
特別是針對退休公務員不準到企業任職。
自此,日本的考公熱熄火了,2024年日本的報錄比,是3.2:1,創了新低。
當然,考公熱熄火的背后,還有一個原因,就是日本的大學生就業率,達到97.3%,且已經連續十年超過了90%。
說起日本的就業率,并非完全得益于經濟修復。
還有一部分是因為老齡化,導致日本年輕勞動極度缺失。
根據慣例,我們把65歲及以上人口占比14%,稱為進入深老齡化社會。
日本進入這個周期的時間是1994年,我們進入這個周期的時間是2023年。
從1994年開始,日本的大學生就業率一直下滑到了1999年(89%),然后一直增長到了2008年的雷曼危機(97%)。
如今,我們的很多問題,和日本是類似的,且有過之之像。
但是,我們不是日本,有日本這個前車之鑒,我們也不會走日本的老路,更不會存在失去的30年、40年。
前段時間,付鵬和高善文都說出了當下的經濟問題,據說被約了。
在我看來,經濟學家公開喊話,要么是利益傳導,要么是叫板政策。面上看是為了經濟,實際上都是一筆生意。
他們兩個結合來看,能得出兩個結論:
一、消費確實在降級,而且速度很快;二、失業人口比公開的高,經濟實際上在失速的。
我相信,這兩個結論絕大部分人能在三四季度感知到,從第三季度開始,線下的餐飲消費平均跌幅超過了30%,這個跌幅要比零售數據更直觀。
對大部分城市來說,我們正面臨兩個問題:
沒錢的人回去了,留下的人也快沒錢了。
提早退休,重構就業結構,梳理產業邏輯,讓產業升級的利潤留給勞動力等等,提高政府效率,優化體制人員,放開市場監管等等,都是解決方案。
我們都知道,而我們都沒有選擇。
沒有人,會革自己的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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