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選的背后：利益集團發揮了什么作用？

每個民族都有自己尋求自由的特殊道路。

——托克維爾

“集團組織是這個時代的危險之一”，已故的羅伯特·盧斯放棄了他一向謹慎的語氣如此指出。許多記者、學者和政治家一再認同這位來自新英格蘭地區議員的觀點。

美國政治光譜

大多數這類言論共同關注以下幾個問題：對迅速發展起來的利益集團的警覺；或直白或隱晦表明政府機構沒有其他辦法，只能消極地服從特殊利益集團的要求；告誡民主的穩定和維系取決于利益集團在提出自己要求時能夠自發地、自覺地加以克制。這樣，我們被告知“無法擺脫利益集團的壓力……”美國政府的困境是“政府無能為力， 無法保護自己免于受到壓力……”除非這些利益集團“面對著它們所生活的世界……直到壓力施加于自己身上”。這只是時間問題。

我們已經看到， 近幾十年大量利益集團的涌現并不是美國獨有 的現象。 這一增長的原因在于處理環境事務的技術復雜性的提高、專業化程度的加深，以及在一個互相依存的復雜社會中引導個人行為的期望所受到的干擾。大體上，技術的復雜性與社會的復雜性不可分割，我們在世界各地的工業社會中都能看到這種聯系。

生產力發展必然導致新的利益集團出現。

在美國，利益集團的發展不僅得到技術專業化的推動，而且也得到受這些變革影響的社會模式多元化的推動，以及既定政治實踐如結社自由的推動。 利益的多樣性是社會活動專業化的結果， 利益集團就是調整這些利益的方式。

我們還看到，美國的政府機構反映了社會中利益集團的數量及其種類。同時，我們看到，這種反映本質上并不只是現代政治的特征。實際上，我們已經論證過了，離開利益集團就無法充分理解構成政治過程的行為， 這些利益集團無時無刻不在活動。

美國汽車工人大罷工

不管我們是看待一位公民、貿易協會的執行秘書、政黨的工作人員、議員、行政官員還是法官，我們不可能描述他們在政府機構中的參與活動，更不用說解釋這些活動了，除非從他所認同的利益角度以及他所歸屬的或面對的集團角度進行解釋。 這些集團可能是也可能不是利益集團，它們所堅持的利益在特定時刻不一定代表某些有組織的單位。

然而，從本質上看，利益集團在政治過程中顯得很重要。 建立在共同態度基礎上并向社會中其他集團施加要求的個人集合，在政府機構中發現了一種實現其目標的重要方式。 也就是說，大多數利益集團在連續或間歇的基礎上變得政治化了。 因此，從這個角度講，利益集團就像政黨或由法律或憲法正式建立的部門一樣，顯然成為政府體制的一部分。

利益集團早已成為美國政治的一部分。

政治利益集團的活動隱含著爭議和沖突等政治的本質。對于那些厭惡任何形式的沖突、渴望過去或將來完美和諧的黃金時代的人們而言，這些利益集團活動的結果足以招致人們的指責。

人們將除了他們所熟悉的任何集團或活動均視為墮落的標志，他們警覺地審視政治生活中出現的新利益要求。這些敵對構成了政治活動中的一些次要內容，但對政治理解未產生多大作用。然而，許多人并未從爭議中退縮，并準備接受這樣一種觀念： 政治不可避免地從人們的特殊經歷和價值中產生。

觀察者敵視某個政治利益集團的出現，甚至將其視為社會墮落的標志，是一種思想幼稚的表現，對于分析問題沒有任何意義。

對許多觀察者而言，前文所描述的利益集團活動是人們關注的一個焦點，他們即使不樂意，也會積極地聆聽有關利益集團活動的負面影響的警告。 他們看到，利益集團的追求可能產生一定的混亂和決策困難，以至于代議制政府及其價值在某種程度上喪失。 帶著這種關懷，我們將進一步予以分析。

關于特定政治活動本質的預言基于對政治過程的認識。當然，任何預言都是對所期望的事件的有關過程進行理解的結果。當生理學家預測一定量的酒精對一個人的反應能力產生特定作用，當化學家預測對特定的混合物進行加熱將產生爆炸，以及當天文學家預測某一天將發生日食并可以在地球的某個地方看到時，每一種預測均建立在對各自領域如生理、化學、天文現象的觀念的理解基礎上，政治預測也一樣。

當一位政府活動的觀察家談到，政治利益集團的活動導致在代議制政府中特定行為的消失，他的觀點反映了對人際關系動機的理解。其他因素也可能進入他的考慮，但對人際關系動機的理解是基本的。

觀察者的政治預測建立在其對人際關系理解的基礎上。不懂人性的觀察者不足以談政治。

政治預測的一個主要困難是，部分政治過程極其復雜，我們對政治的理解不盡充分。也就是說，我們擁有的觀念并不總是能夠解釋所有的變量，并揭示它們的相對意義。

由于這些觀念很不充分，基于這些觀念的預測也就不可靠了。這些觀念的正確性很大程度上有待驗證。許多人包括外行和政治研究者認為，政治過程的復雜性和不規則性是因為政治領域的預測的可靠性總是很低。這里我們不必分析這些看法，一個人對問題的看法相當程度上是一個信念問題。然而，我們不能逃避預測。政府官員和公民盡可能預測與他們有關的政治活動的結果，盡管這種預測很大程度上依賴預感、直覺或風險計算。

在許多情況下，我們可以模糊地預測美國政治過程。例如，除了1860年外，在每一次總統選舉中，人們總能夠做出預測，許多人也的確做了預測，不管哪個候選人當選，他的對手或支持者都不會因為投票產生的決定而發動暴力運動。但在政治行為的許多有爭議的領域，我們的觀念幾乎完全缺乏預測的價值。

預測未來相當困難，但觀察者不能逃避預測。

政治預測的第二個障礙是，我們依據的重要觀念幾乎是不明確的。這些觀念包括許多片面的、互相矛盾的假設，預言者對此也一知半解，許多觀念甚至來自美國政治的神話和傳說。建立在這些信息匱乏、不完全、不正確條件基礎上的預言，必定是高度不可靠的。

除非碰巧這些錯誤的觀念與現實相符合，否則， 這些觀念很難成為可靠預測的基礎。即使不是大部分的預測，也有許多關于美國利益集團作用的預測是建立在不可靠、不明確的觀念基礎上的。這些預 測僅是為了提高或減少競爭性利益集團的相對力量，就此而言，這些預測的價值完全是從其效果的角度來評價。 然而，如果這些預言要成為系統的、負責的表述的話，就必須經受這樣的檢驗。 在大量 案例中人們發現，預言是建立在脆弱的概念結構上，建立在關于政治過程不正確的、未獲得認可的理論基礎上。

不少觀察者在做預測時所根據的是片面和錯誤的信息。

不管在何處，人總是處于我們稱之為“集團”的交往模式中。除了最偶然和最短暫的活動以外，這些連續的活動就像所有的人際關系一樣，涉及權力。這種權力從兩個緊密相關的方面得到展現：

首先，集團對其成員施加權力；個人的集團歸屬決定了在解釋其經歷時的態度、價值和參照標準。一定程度上服從集團的規范是被集團所接受必須付出的代價。這種權力不僅被個人當前的集團關系所運用，也來自過去的歸屬如家庭，以及個人期望歸屬的或個人認同其態度的集團。 其次，一個集團如果要變成利益集團(社會中的任何一個集團均有可能)，只要它成功地向其他利益集團施加要求，就是在對其他集團使用權力。

許多利益集團日益變得政治化，可能在美國這一比例越來越 大。 即，要么從一開始，要么在其發展過程中，利益集團向政府機構提出要求， 或者通過政府機構提出要求。 政府的形式和職能反過來反映了這些利益集團的要求和活動。 美國人對成文憲法的觀念，揭示了來自這些利益集團要求的影響； 界定政府新職能的法規反映 了利益集團連續的活動。 政府的許多形式和職能從一開始就被接受，或者在其表面上獨立于利益集團的公開活動下被接受，司法機關就是這樣一種形式， 城市街道的建設、交通的管理是這種職能的體現。 然而，如果司法機關或其某個部分以一種與社會中相當一部分人的期望相反的方式進行活動， 或者其作用受到猛烈抨擊，司法機關和司法權力背后的集團基礎就可能突顯出來。

美國憲法本身就是利益集團妥協的產物。

類似地，如果街區建設提高了稅率， 或交通管理對行人或機動車造成了不必要的麻煩，這些政府職能受到不同利益集團要求的影響可能也會表現出來。 社會中廣泛持有的利益，盡管可能沒有通過利益集團組織形式來表達，也會在政府中體現出來。 如果那些潛在利益集團的利益很快且有效地得到表達， 具有共同利益和態度的這些人之間的互動也就沒有必要了。 但被接受的政府形式和職能的利益基礎， 以及這些利益在公開的利益集團活動中的潛在反映， 即使沒有明顯的活動跡象，也無時不在。

政府機構是以利益為基礎的權力的中心，其與利益集團的關系可能是潛在的，也可能是公開的。利益集團的活動包括從常規化的、被廣泛接受的到不穩定的、具有高度爭議的活動。為了達到它們的目的和要求，利益集團尋求接近這些政府機構中重要的決策環節。這些決策環節在整個政治結構中廣為分散，不僅包括正式建立的政府機構，也包括政黨、政府組織與其他利益集團之間的互動。

利益集團為達成目的，需要廣泛接觸各種官方和非官方團體，尤其是政府機構的決策環節。

利益集團多大程度上有效利用政府機構，要考慮一系列互相關聯的復雜因素。為了簡化起見，這些因素被分為多少有些互為交叉的三類： (1)關于一個集團在社會中戰略地位的因素； (2)與集團內部特征相關的因素； (3)政府機構獨有的因素。

第一類因素包括：集團在社會中的地位或聲望，該因素影響集團從外部獲得尊重的程度；集團及其活動具有的水平，這種水平相對于廣泛的、但缺乏組織的利益或“游戲規則”而言；政府官員正式或非正式地歸屬該集團的程度；以及該集團作為技術知識和政治知識來源的有用程度。 第二類因素包括： 集團的組織化程度和理性化程度； 集團在特定情況下的內聚力，尤其是當競爭性集團對其成員提出要求時展現的內聚力； 領導的能力； 集團成員的規模和經濟實力。 第三類因素包括： 政府機構的運行結構，因為這些既定因素涉及相對穩定的有利或不利條件； 以及針對特定政府機構或單位的集團活動的影響。

有效接近的結果，就是有組織的或未組織起來的利益集團的要求獲得不同程度的表達， 即政府的某項決策。注意，這些有效接近政府和引導決策的利益不一定是“自私的”，也不一定是充分整合的，還可能不一定為組織起來的利益集團所代表。政府決策是能夠接近政府的利益集團有效表達的結果。這些決策根據利益集團的支持力量以及社會中影響這些力量的干擾因素的大小，表現出不同的穩定性。

美國政府的決策并非來自對利益集團意見的整合，而是對最能接近政府利益集團需求的表達。

美國政府制度的一個典型特征是，它提供了利益集團接觸決策的各種渠道。聯邦制度建立了分散的、或多或少獨立的權力中心，這些渠道使利益集團有機會接觸全國性政府。

爭取在聯邦框架內每一個選區的力量、爭取更多人的支持，是我們政黨制度的特征， 這一特征加強了狹隘性，尤其是國會議員的狹隘性。 全國性政黨以及州的政黨通常是建立在地方組織基礎上的松散聯盟，而不是包容性的、有力的結構。 行政官員和議員錯開的任期加強了參與選擇這些官員的有效選民中間的隔閡。 這些不同的、往往是對立的地方模式 ( 選區 ) ，是獨立接近更大的政黨和正式政府的一種渠道。

這樣，尤其在國家層面，政黨首先是一種選舉工具，只在有限的程度上，它才是一種決策工具。在國會內部，控制權廣泛分布在兩院的委員 會主席和其他領導人手中。 這些接觸渠道進一步受到憲法中權力分立和制衡機制的思想，以及在州和地方上民選行政首長的活動實踐的支持。 在聯邦層面，形式上簡單的行政部門活動，由于最高法院剝奪總統對許多行政機構的罷免權的決定而復雜化了。 然而，這些機構只是在程度上不同于那些憲法規定的行政部門內部的機構。 通過立法機關和行政機關影響決策的結果，以及控制行政政策的渠道分散的結果，使得許多名義上的行政機構有時候實際上獨立于行政長官。

美式政黨的本質是利益集團向上溝通信息與訴求的工具。

盡管有些接觸方式可能被有序地采用， 但并不是在一個穩定的、完整統一的統治集團內發揮作用。根據特定時期的整個政治形勢以及互相競爭的利益集團的相對力量，政府或政黨中的某個權力中心成為權力金字塔的塔尖。

只有高度常規化的政府活動才顯示出穩定性，這些活動很容易像受制于行政首長一樣，受到立法機關內部各種因素的影響。因此，在有限范圍內，傾向于特定決策的利益集團根據具體情況和戰略需要，利用某一政府部門對抗另一部門。在某個時期，政府的整個模式表現為一種變化多端、錯綜復雜的關系，這種關系又隨著有組織和無組織的利益集團的權力、地位 的變化而不斷變化。

美國政治決策的背后是各集團的利益瓜葛，但它們是不斷流動和變化的。

在美國政治過程中，有兩個因素十分重要，值得仔細研究。這兩個因素包括：交叉成員身份的觀念，以及未經組織或潛在的利益集團的功能。

交叉成員身份的思想來自一種將集團視為標準化交往模式的觀念， 而不是個人的簡單集合。 盡管前者看上去相當模糊抽象，但比后一種觀念更接近復雜的現實。 集團作為個人集合的觀念來自人們觀察得到的事實： 在任何社會中， 特別是復雜社會中，沒有任何一種單一的集團歸屬可以解釋個人所有的態度或利益，除了偏執狂或神經強迫癥患者外，沒有人會完全沉浸在他所參加的集團里。個人的活動及其利益的多樣性，促使他參加許多現實的和潛在的集團。

而且，沒有兩個人的經驗是完全一樣的這一事實，以及他們的態度由此并不一樣的事實，意味著一個集團的成員將從不同的參照系中看待集團的要求， 這種異質性直到成員的交叉身份發生沖突時才顯示其意義。 因而，集團的凝聚力和影響力取決于集團內部各種沖突著的忠誠是否能夠得到整合或協調，而協調的結果又將改變集團最初的要求。 例如， 家長 — 教師協會的領導者必須考慮這一事實，即他們的建議必須也能夠被那些屬于地方納稅人協會、地方商會以及天主教會的成員所接受。

在越多元化的社會中，集團內部的利益和訴求也就越復雜。

交叉成員身份的觀念對由各種利益集團創造的問題產生直接的影響。然而，這種交叉成員身份的事實，往往在討論集團的政治角色時被忽略或低估。在《聯邦黨人文集》第十篇論文的精湛分析中，詹姆斯·麥迪遜指出，集團的多樣性和人們進行交流時發生的困難是一種保護政府免于多數人的暴政的主要手段。他很少觸及 交叉成員身份的概念， 只是附帶地指出： “ 除了其他困難以外，很明顯，一旦存在一種不公正或不光彩的目的意識，溝通總是會受到不信任的掣肘， 這種不信任與集團的數量成正比。 為了達到溝通的目的， 集團之間的互相信任是必須的。 ”

約翰 ·C. 卡爾霍恩 ( JohnC. Calhoun) 關于 “ 協同多數 ” 的思想在他去世后出版的《政府專論》 (A Disquisition on Government,1851) 一書中才提出 , 假設他迫切擁護的集團具有團結、統一的特征。 他的當代追隨者挖掘了他的學說，盡管是隱含地， 也作出了同樣的假設。 其他試圖解釋政治制度連續性的研究者有時假設，是那些并不熱心參與政治的、循規蹈矩的公民進行的部分活動對構成利益集團組織的成員形成了一種制衡力量。 盡管這一現象可能發生在危機時期，但它不足以說明這樣 一個現實， 即那些不怎么熱心某種政治過程 ( 例如投票活動 ) 的公民，同樣顯示出對政治活動其他方面的關注不足。 作為對有組織的利益集團活動的限制， 交叉成員身份比那些很少參與政治活動的人偶而激起的抗議活動影響更大。

利益集團組織從來就不是完整的、統一的，盡管交叉成員身份的影響可以通過有效的辦法利用，從而使組織獲得最大的整合程度。正是在一個特定利益集團內部來自其他集團的要求威脅到它的整合，迫使它與其他利益集團達成協調。美國醫學會內部的專家和教授的要求提供了一個很好的例子，他們支持集團活動、義務醫療保險計劃以及預防性醫療。 美國退伍軍人協會內部公共住房的 支持者、工會主義者以及私人住房建筑商、勞工的反對者共存于一個集團， 則提供了另一個例子。 農業管理局內部那些必須購買附加種子的農民與那些為市場生產剩余產品的農民之間、大豆種植商與牛奶場場主之間、傳統共和黨人與忠實的民主黨人之間的潛在沖突，給利益集團制造了嚴重的政治問題。

當利益集團想集中表達訴求時，其成員必須團結，但這種團結“道同則聚，道不同則散。”

關于這種沖突對利益集團的活動施加限制的例子數不勝數，幾乎像交叉成員的例子一樣。 盡管具有來自交叉成員身份的集團整合問題以及集團內部政治問題，但利益集團多樣性的出現本身對政治制度并不構成威脅，一個重要原因是這些交叉影響不僅影響到有組織集團內部的私人成員，還會影響到集團在政府中的 “ 成員 ” 。

但是，集團組織中多種成員身份不足以消除沖突。在全國制造商協會和美國鋼鐵工人協會之間，以及美國農業局聯合會和汽車工人協會之間幾乎不存在成員身份的交叉。相對整合的利益集團中的交叉成員身份，不足以成為解釋一個正在運行的政治制度穩定性的基礎，那種制度的存在是一個事實。關于集團過程的充分理解必須依賴于這一事實。借用約翰·馬歇爾的名言：我們必須不要忘記我們正在分析的是一個正在發展中的政體。

在解釋美國政治制度時， 我們不能漏掉關于政治過程的觀念的第二個重要因素，即非組織利益，或潛在的利益集團。盡管美國有大量的利益集團，但不是所有的利益都是有組織的。

在美國社會中，除了有組織的政治團體，還有大量潛在的、非組織的利益共同體。

回想一下我們對利益集團的定義即持有一種共同態度的集團，就會發現，由于對其他集團提出要求而引起的利益集團成員之間的連續交往，并不是建立在所有這些態度的基礎上。其中利益集團的一種最普遍的形式即協會，源于個人在類似的制度化集團中人際關系受到的嚴重的 或長期的干擾。 只要協會能夠成功地調整這些受到干擾的關系，它就可以不斷地發揮功能，例如工會協調勞資雙方的關系。 但并不是所有的關系都自然而然或在短時間內因為受到干擾而建立組織。 因此， 只有一部分利益或態度被利益集團所代表。 類似地，許多組織化集團 —— 例如家庭、商業集團、教會 —— 不一定持續地成為利益集團或政治利益集團。

然而，任何共同的利益、共同的態度，都能夠形成一種潛在集團。對社會中既定關系和期望的干擾，可能產生旨在限制或消除干擾的新的互動模式。有時，潛在集團在政治過程中產生的影響很弱。V. O.基指出，在密西西比河流域三角洲地區種植業主“在例如衛生和教育計劃中必須為黑人說話”， 盡管后者實際上沒有被組織起來，并被剝奪了積極參與政治的權力。正是從這種意義上，本特利談到了專制政府與其他政府“形式”之間的差異。他指出，在“專制政府中也存在著所有民主政府都具有的代表形式，它可以通過數量和技術上的細化來區分，但不能以任何更深層次的‘定性’方式來區分”。他將專制政府描述為“代表他自己的階級，在很小程度上才代表被統治階級”。阻礙潛在集團發展為組織集團的因素可能是惰性或對立集團的活動，但也可能是因為受到嚴重干擾，這些尚未成形的、潛在的利益一旦被組織起來，就會使人們認識到這些利益的存在， 并且至少產生一定的影響。

潛在的利益集團一旦組織起來，就會沖擊已有的利益分配框架。

與那些代表分裂的少數的潛在集團相比，更重要的是那些在社 會 上具有廣泛性的利益或期望，這些利益或期望在幾乎所有的公民中得到體現， 因而被認為是理所當然的。 這種 “ 大多數 ” 利益之所以重要，不僅因為它們是利益集團組織的基礎，還因為這種潛在集團的 “ 成員 ” 在不同的利益集團組織中廣泛存在著身份交叉。 在這種非組織化利益要求與組織化的利益集團要求之間發生沖突時，應必須確保對前者的認可。 這不僅因為受到影響的個人對這種無組織的利益有強烈的歸屬感，更為明顯的是因為這些利益被普遍享有，已經成為被人們接受的行為模式的一部分， 而對這些行為模式的干擾是極困難、痛苦的，這些非組織化的要求受到高度重視。

這些廣泛存在但又未被組織起來的利益，就是我們前文稱之的“游戲規則”。其他人將這些態度稱為“信仰體系”、一種“普遍的意識形態”，以及“一套關于權威的本質和范圍的態度和理解”。這些利益(態度)中的每一種可以是普遍的，也可以是狹隘的，可以是概略的， 也可以是詳細的。對大多數人而言，這些利益可能是松散的、模糊的，盡管在領導者層面更為明確。畢竟，對這些利益所代表的“游戲規則”產生的干擾，將導致組織化集團之間的互動和明確遵守這些規則的要求。

美國的“游戲規則”是一種信仰體系，一種普遍的意識形態。

在美國的制度下， “規則”包括普遍依附于個人尊嚴的價值，以“公平交易”方式表達出來或以諸如《人權法案》形式正式表達出來。它們包括我們在第五章所稱的“民主 模式 ” ，即在領導者的選擇以及所有社會集團和機構的政策選擇中，讓民眾廣泛參與決定的種種形式，也包括特定的半平均主義的物質福利概念。 這里只是列舉了一些例子，并未涵蓋全部。

廣泛存在的、未被組織起來的利益在社會的主要制度中得到反映，包括政治制度。美國政治制度通過利益集團組織的活動，采用了立法、行政、司法的形式。一旦這些形式被接受并在相當程度上常規化，支持這些形式的、有組織的利益集團也就隨之停止活動，回到潛在的狀態。由于這些利益體現在制度形式和被接受的語言形式如那些法律和憲法理論中，成為眾所周知的期望。這些潛在集團的利益不僅僅是關于那些政府機構應該是什么的期望，還是關于這些制度怎么運作的期望。由于這些既定的過程在某種程度上已經不存在爭議，它們似乎沒有特定的利益集團作為基礎。然而，這些廣泛的期望由于利益集團組織與潛在的集團存在成員身份的交叉，而得到利益集團組織私下或公開的尊重。侵犯“游戲規則”將削弱一個集團的內聚力，降低其在社會中的地位，使自己遭受其他集團的指責。其他集團可能是那些更充分地接受這些“規則”的競爭性集團，或是建立在廣泛的利益基礎之上，并對違反規則的行為作出反應的集團。

破壞規則將降低一個集團在美國社會的地位，并因此受到其他集團的指責。

被普遍接受的、廣泛的、未組織起來的利益或“規則”， 是那些大多數個人在其早期的家庭、學校(也可能是私立學校和教會學校)以及類似的被期望在一定程度上與“民主模式”相一致的制度化集 團中的經歷所要求的。 這些 “ 規則 ” 可能在后來發生的事件中得到強化。 那些渴 望得到或已經占據公職的人， 尤其可能把這些被期望的行為視為他們期望或現有角色的一部分。 政府機關 —— 立法機關、行政機關、司法機關 —— 的集團生活不同程度上加強了這些非組織化利益的要求，而這些非組織化利益，雖然有效程度有所不同，與官僚集團的利益以及 “ 外部 ” 政治利益集團的利益交織在一起。

政府官員一旦明顯地、長期偏離人們對他們所期望的行為，其他政府官員、利益集團組織，或由于這種偏離行為而形成的新利益集團組織將正式采取限制性的活動。 這些政府官員被本特利稱為代表 了 “ 缺席的 ” 或 “ 沉默的集團利益 ” 。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

正是這種建立在被廣泛接受的利益基礎之上的潛在集團內部的成員身份多樣性，在諸如美國這樣的政治體系中發揮了平衡器的作用。對一些人而言，這一觀察似乎是不言自明的，但對另一些人而言，它卻多少有點神秘。但是，兩者都錯了。首先，在大多數關于利益集團組織的討論中，多重成員身份的作用常常被忽視，這一事實表明，這種觀察并不是老生常談。其次，這一結論并不神秘。這些人們所廣泛具有的利益的有效影響，可以直接從政治活動的語言和其他行為中推導出來。不借助潛在集團中多重成員身份的概念，是無法理解諸如美國這樣政體的存在，也不可能形成有關政治過程的正確觀念。這些廣泛但未組織起來的利益的影響，解釋了利益集團的宣傳家們試圖通過主張這種利益而改變其他態度的活動。這些利益的重要性進一步由大眾通信工具(主要是報紙)在加 強 “ 公共道德 ” 標準的活動中得到證明。

摘自《政治過程》

作者: 〔美〕D.B.杜魯門

譯者: 陳堯

出版年: 2024-10

定價: 98.00

叢書: 漢譯世界學術名著叢書

廣泛存在的、非組織化的利益和潛在集團的角色并不意味著這些利益在任何時間、在任何地點都占據著主導地位，也不意味著對這些利益最輕微的觸犯就會立即引起限制性的反應。這些利益也不是很明確，就像關于言論自由的訴訟歷史所表明的。從主觀上看，這些利益也不完全同等重要。既然這些“規則”就是不同利益集團組織所競爭的利益，它們在特定的情況下多多少少服從于某些心理機制如理性思考。此外，不管是通過語言還是大眾傳媒，都不足以讓具體的偏差眾所周知。

大眾傳媒會模糊利益集團的訴求，使外界觀察到的對立面呈現二元化的特征。

然而，在一個相對健全的政治制度中，這些未被組織起來的利益在社會重要機構中占據著主導地位，盡管存在著模糊性和限制，卻能將有組織的利益集團的活動及其方法限制在一定范圍內。這一解釋接近于拉斯韋爾將國家視為由一定主觀事件所界定的理性體系。根據他的定義， “國家……是相似的主觀事件的時-空歧管……作為國家獨特標志的主觀事件就是承認一個人屬于一個具有最高要求和期望的制度的社會”。按照這一觀點，國家的所有公民并不需要連續經歷這一事件，不需要以同樣的頻次經歷這一事件，也不需要所有公民的態度都支持這些“要求和期望”。但國家、政體的存在依賴于人們對這些非組織化利益要求的廣泛的、經常的 認可和服從，以及依賴于對明顯偏離這些利益的行為的指責。 拉斯韋爾指出， “ 所有這些是以 ‘ 正義 ’ 的名義表達出來的 ……”

美國政治學泰斗哈羅德·德懷特·拉斯韋爾（Harold Dwight Lasswell）

因此， 只有將成員身份交叉的效應、非組織化利益及潛在集團的作用充分予以考慮，才可以確切地講，政府活動是利益集團活動的產物或結果。正如本特利指出的：

競爭的技巧存在著許多局限，這也涉及對集團要求的限制，所有這些只屬于經驗觀察……或者，換言之，當競爭進行得十分殘酷時，社會中很快就出現了一個比其他集團更有實力的集團，這一集團傾向于在競爭中不使用極端的、令人厭煩的方法。正是在這些集團活動的限制范圍內，更為和緩的競爭才得以進行， “競爭”一詞只在受到限制條件下才有意義。

由此斷言利益集團的組織和活動對代議制政府構成了威脅， 而沒有考察它們與潛在利益集團之間的關系以及它們對眾多潛在利益集團所產生的影響，這是無法充分理解政治過程的。這種無視國家制度差異的分析是錯誤的，就像預測美國、日本和蘇聯對特定技術的變革反應相同一樣。/

圖書簡介：在利益集團研究領域，D.B.杜魯門的《政治過程》為奠基之作。作為學院派政治學家，杜魯門采用經驗性研究方法，發展了本特利的團體理論，著重研究利益團體對于政治過程的影響，提出關于利益集團的較為完備的理論，進一步解釋政府的實際行為和決策過程的復雜性，并力圖證明政治利益集團是政治運行的基礎這一基本觀點。杜魯門的《政治過程》一經出版立即受到學術界的青睞，成為美國行為主義政治學的代表作，也被列為當代西方政治學的經典著作。

作者簡介：D.B.杜魯門（1913—2003），著名學院派政治學家，于芝加哥大學獲得政治學博士學位。曾先后在康奈爾大學、哈佛大學、耶魯大學、威廉姆斯學院、哥倫比亞大學等校任教。代表作有《行政分權》《政治過程》《國會政黨》等。這些著作使他在政治學界享有很高的聲望，至今仍被列為政治學的必讀書目。尤其是《政治過程》一書，奠定了他作為美國政治學泰斗級學者的地位。

譯者簡介：陳堯，上海交通大學國際與公共事務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研究方向為民主理論與比較民主化、中國國家治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