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低吟“絕望者之歌”的江浙滬土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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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一位80后登上國際政治舞臺的中央，他便是詹姆斯·戴維·萬斯，來自美國俄亥俄州。最近，他被共和黨提名為下一屆美國副總統(tǒng)候選人。考慮到目前共和、民主兩黨的攻守之勢，萬斯大概率將登頂副王座。

相比作為政客、風險投資家，萬斯之前更廣為大眾所熟知的身份是暢銷書《鄉(xiāng)下人的悲歌》（又譯“絕望者之歌”）的作者。該書講述了萬斯這個來自美國鐵銹帶貧困白人工人階級家庭的孩子，如何從周遭充斥著暴力、酗酒和藥物濫用的生活泥淖中掙扎出來，參軍、上大學、進耶魯，一步步改變命運的經歷，堪稱現(xiàn)代版的“美國夢”。

2020年，奈飛將其改編成同名電影。沒時間看書的朋友可以抽出兩個小時看看電影，它或許能幫助我們理解美國底層工人階級的處境與心態(tài)，以及由此引起的一連串反應，包括對中國的態(tài)度。

當然對于大多數(shù)國人來說，美國的事情畢竟太過遙遠，人們更關心身邊的事情、眼前的生活。但其實，類似的遭遇我們自己也曾親歷過。

這兩年，“鶴崗化”這個詞很火。前不久我還寫過一篇文章，分析“”文章發(fā)出后，有人留言表達了不同看法，覺得鶴崗化是大勢所趨，各地只是早晚的差別。對于這一預測，我無從判斷其對錯，但他的提醒倒是讓我想起，僅僅30年前，江浙滬的工人階級、城市平民確曾經歷過一波時代車輪的碾壓。

這場名為“國企改革”的下崗潮，不僅沖毀了東北，沖垮了三線，也沖擊到了富庶的江浙滬地區(qū)。如今在互聯(lián)網上被作為幸運兒代名詞的“江浙滬獨生子/女”，在其童年時代，他們和他們的家庭也差點掉進“鶴崗化”的泥淖，唱響“絕望者之歌”。

這也是我作為萬斯的同齡人，在觀看《鄉(xiāng)下人的悲歌》時特別有代入感的原因。片中的很多場景、人物、橋段，都讓我有種似曾相識的感覺，忍不住一吐為快。

01

和現(xiàn)如今以小區(qū)房價為線將人三六九等區(qū)隔得清清楚楚、涇渭分明不同，1990年代舊城大改造前的中國城市，雖說街區(qū)擁擠、建筑破敗、住房緊張，但也意外造成了不同人群間的彼此混居。一條弄堂里往往三教九流什么樣的人都有。

比如我小時候住的那條，既誕生過陳省身這樣的世界級數(shù)學大師，走出了上海某區(qū)的區(qū)長，也曾隱匿過重慶渣滓洞的劊子手，至于舊時代的娼妓、鄉(xiāng)下首富的小妾、國營單位的職員、刑滿釋放的盲流、個體戶、大學生等就更多了，弄堂口、天井里每天都在上演現(xiàn)實版“72家房客”的故事。

當然也有特例，那就是各種工廠的家屬新村，那里面的住戶具有高度的同質性——同樣的家庭背景，就讀同樣的子弟學校，甚至吃晚飯時間都像約好了似的統(tǒng)一在下午4點半到5點，白班工人下班的半小時后。

我的母親就是這樣典型的工廠子弟。自1960年代外公外婆從杭州調工作到嘉興，一家子、兩代人、幾十年的人生都圍繞在民豐造紙廠方圓幾公里的范圍內。

作為本地“五大廠”之首的大型國營工廠，民豐有自己的醫(yī)院，從托兒所、幼兒園直至高中的完整學校體系，6大片區(qū)幾十棟的職工住宅。在那個大多數(shù)城里人還住在兩層磚木老樓的年代，大廠家屬區(qū)的五層水泥樓房曾令許多人艷羨不已。

這種工人階級的優(yōu)越感甚至還體現(xiàn)在口音上。和今天陸家嘴的金融白領喜歡說話時夾帶幾個英文詞匯類似，那個年代的大廠，因為工人來自天南海北，口音也多少異于本地方言。比如民豐人講話時就總會摻雜著一些上海腔，這也成為他們區(qū)別于嘉興城里人的地方。

而我的童年，就是在這兩個不同的區(qū)域場景中切換著度過的，所以有幸與城市平民、工廠子弟都打過交道。當然大部分的時間里，我是生活在老城的街巷里弄中。和《鄉(xiāng)下人的悲歌》中萬斯小時候一樣，頑劣，幾乎是我們那一片小孩共同的特征。除了不抽煙不碰葉子，罵人、打架、翻墻、爬樹，給鄰居家養(yǎng)的雞喂皮筋，向別人曬的煤球潑水，幾乎“無惡不作”。

當時，電視里正在熱播《絕代雙驕》，于是我們中間最為頑劣的四個人便被鄰里街坊扣了個“四大惡人”的稱號。但如何治服我們這幾個“惡人”，大人們卻犯了難。

事實上，我們的父輩，那些當時自己也正在經受下崗潮沖擊的無助的上班族，雖然心里明白只有讀書才能出人頭地，但他們的教育方式卻往往顯得言行不一。一邊自己叼著煙卷搓著麻將，一邊呵斥我們不要出去瞎玩，好好讀書。

這樣的言傳身教自然不會有什么效果，于是說的次數(shù)多了，煩了，躁了，最后就只剩下拿掃把或者鞋底，一頓暴打。這種無論東西、不分中美幾乎一致的工人階級式的粗暴做法，混雜著中國傳統(tǒng)“棍棒底下出孝子”的教育理念，是大多數(shù)80后平民子弟都曾經歷過的人生第一課。只是有些人忍受住了，有些人學乖了，而有些人則變得更叛逆了。

按照我的天性，原本大概率會淪為第三種人。好在我的父親，一個萬斯外婆式的“紅脖子”，兩次及時出手，徹底扭轉了我的人生軌跡。

02?

父親做的第一件正確的事，是把我送進本地最好的小學。

在托兒所、幼兒園階段，我上的是母親單位辦的職工子弟學校。不出意外，幼兒園畢業(yè)后我將入讀工廠附屬的小學。我的同學走的幾乎都是這樣的升學路徑。但當時年幼的我，不知哪來的想法，非要去讀本市最好的實驗小學。其實我家并不在實驗小學的學區(qū)范圍內，但就因我的一句童言無忌，父親拍了板，姑父走了關系，大伯掏了一千塊錢，幾乎是全家總動員，最終還真把我送進了實驗小學。

尤其是那一千塊贊助費，我至今記憶猶新。那是1994年的一千塊，當時大部分人的月薪才三四百，800元的個稅起征點還是那樣的遙不可及。那時候的家長雖然也重視子女教育，但遠沒有現(xiàn)在那么卷，愿意掏出一千元來擇校的并不多。后來我中考失利，父親又拿出他企業(yè)破產、買斷工齡的兩萬元，再次給我擇校。

上大學時，讀到出身中產家庭的比爾·蓋茨被母親送入頂級私校的故事，不禁暗自感謝我的父母。雖然他們的兩筆教育投資并沒有收獲如蓋茨般的巨大回報，但他們的努力確實把我一步步帶離了原先的群體。這其中，父親在我三年級時做的另一件事，影響尤為深遠。

在此之前，我雖然上了名校，但周遭的生活環(huán)境并沒有多大改變。每天放學后，還是和其他幾大“惡人”廝混在一起。學習成績自然可想而知。放寒暑假時，老師讓我們寫日記，別的同學每天都能寫上滿滿一頁紙，而我為了趕著出門玩耍，常常只草草地記上一句話：今天在家和某某、某某、某某拍洋片、過家家、玩奧特曼……

站在小孩子的角度，這樣的日子確實過得無憂無慮、樂趣非凡。但看在父親眼里，如果任由我這樣下去，那么大概率人就廢了。于是在我即將上三年級的那個夏天，忍無可忍的父親就像從母親處奪走萬斯的外婆一樣，不管不顧地把我?guī)щx了弄堂，送去了三姑家，由我那當老師的表姐進行看管。之后每年的寒暑假，皆是這樣。就此終結了我混沌的童年。

至今我仍記得剛去表姐家時的種種不適——每天幾點起床，幾點課外閱讀，幾點背英語，幾點畫畫，幾點寫作文，都被排得明明白白、滿滿當當，甚至就連吃飯時間都被限定在一刻鐘以內。而表姐的嚴厲，更是一度成為我的童年陰影。難過的時候，我常常會想起那些還在老家無憂無慮成天瞎玩的小伙伴，感覺自己就是一直被關在籠子里的小鳥，渴望自由。

直到有一天，以前從不看書的我突然發(fā)現(xiàn)了閱讀的樂趣，而對漫無目的地瘋玩卻不再提得起興致，命運的齒輪就此開始轉動，卷著我走上了不同于其他三位“惡人”的人生軌跡。等到1996年老街拆遷，這些童年的玩伴終于徹底走散了。

再次有他們的消息，已經是我上大學時。有年暑假，“四大惡人”中老四的外婆去世，我隨父母前往吊唁，見到了多年未曾謀面的老四。曾經的小胖墩，已經成了高高瘦瘦的技校生。閑聊中得知，老大同樣沒考上高中，讀了中專早早地就工作結婚生子了。而老三，因為家庭變故、父母離異，初中畢業(yè)就沒再念，開始混社會了。

又過了幾年，我大學畢業(yè)，參加工作。有天聽到消息，老三販毒被抓了，后來判了十一年。而他老爹則因吸毒，判了十年。前兩年他刑滿釋放，但我已離開老家，落腳他鄉(xiāng)，也不知他現(xiàn)在活得如何？

03?

2000年，江浙滬的下崗潮已進入尾聲，但城市化卻剛剛拉開序幕。那一年我小學畢業(yè)。此前，因為位于市中心的老房子拆遷，我們家搬到了東郊工業(yè)區(qū)附近。本來母親還想復制小學時的做法，花錢找關系把我送進本市最好的初中，但考慮到表姐正好在家附近的學校當老師，我便就近入讀了這所由民豐子弟學校改制而來的中學。

在那里，我遇到了好幾位幼兒園時的老同學。但重逢的歡愉很快就被一種最熟悉的陌生感所取代。在經歷了90年代的市場化浪潮沖擊后，這些曾經驕傲、自信的大廠子弟，已經變得讓我有些不認識。他們抽煙、逃學、玩世不恭、通宵打游戲、甚至在課堂上與老師對罵，就連進局子喝咖啡也成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當然其中不乏像萬斯那樣出類拔萃的人。我讀初中那三年，我們學校出了兩位全市中考狀元，成為這所工人子弟學校最后的輝煌。在那之后，學校連同曾經的“五大廠”一道，走進了日暮黃昏。而他們的子弟，成績好的上重高、上名校，走向了更大的舞臺。其余的則一直活在父輩人生的延長線上，進工廠，做工人，甚至流落街頭當起了小混混。

這些人如今已徹底地從我的朋友圈里消失了，我也再聽不到關于他們的消息。但他們依然生活在這片土地上，他們的聲音也不時出現(xiàn)在網絡上。雖然可能沒有美國的“紅脖子”嚷嚷地那么響，但同樣充滿了沮喪甚至絕望。它提醒我們，即便是江浙滬的土著中間，也不乏有人掉入了“鶴崗化”的泥淖，低吟著“鄉(xiāng)下人的悲歌”。

盡管得益于后來中國經濟的高速發(fā)展，得益于長三角的先天優(yōu)勢，他們過得可能沒有萬斯家鄉(xiāng)的人那么慘，但本質上他們都是被時代列車拋下的“掉隊者”。尤其是現(xiàn)在，當又一輪產業(yè)轉型潮襲來，他們能否幸免，還是會被拋得更遠？

如果說上一輪下崗潮，很多工人還能通過退二進三，轉行服務業(yè)，實現(xiàn)再就業(yè)。那么現(xiàn)在，當AI技術降維打擊占就業(yè)崗位多數(shù)的低端服務業(yè)，已經退無可退、轉無可轉的從業(yè)者又該何去何從？總不能奢望這些上了年紀的低學歷者回爐再造，去應聘新科技創(chuàng)造的新崗位吧？這個問題在最近引發(fā)熱議的“蘿卜快跑”事件中被輿論一再提及，可見其嚴重性與緊迫性。

這些年，東北文藝復興方興未艾。且不說這種文藝多少帶有些傷痕文學的印記，即使復興也只是文藝的復興，但文藝背后那些無助的個體人生呢，他們有被復興嗎？對于下一代來說，或許還能通過讀書逃離鐵銹區(qū)，但對于上有老下有小，腳下已經生根，無法再遠走他鄉(xiāng)追尋詩和遠方的80后、70后來說，如何安頓好注定在走下坡路的后半生，這才是個人及社會需要思考的問題。

《鄉(xiāng)下人之歌》再火，也只成就了萬斯一個人的名利雙收，書中那些有名有姓甚至沒名沒姓人的命運，這些年來并沒有多少改變。如果不能打撈這些沉默的聲音，拉他們一把，那么絕望遲早會變?yōu)榕穑拖裎覀兘裉煸诿绹牭健⒖吹健⒈徽痼@到的。

多說兩句：

最近，“三土城市筆記”聯(lián)合數(shù)十位國內資深媒體人、寫作者，發(fā)起“為父親寫史”計劃。我們希望盡可能多地記錄每一個普通人或平凡或坎坷的一生經歷，為家人珍藏回憶，為這個大時代留下見證，為將來的國史編寫收集資料。如果您有人生故事需要傾訴，或者希望將父輩的經歷整理成冊，歡迎私信聯(lián)系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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