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給本國孩子輸“毒血”、喂活菌、鼻灌高乳糖，活體解剖中國孩子……“科研”面具下，兒童只是材料

1940年代初的某個冬天，一個九歲的男孩被送進了熊本醫科大學。

他叫健太，罹患骨髓炎——一種骨骼的感染，疼得他整夜睡不著覺。他以為自己終于來到了可以治病的地方。他不知道的是，他即將成為一場實驗的“材料”。

醫生們決定給他輸血。這在當時并不罕見，戰爭中輸血技術被大量用于搶救傷員。但健太等來的不是救命的血液，而是一袋在瓶子里存放了整整21天的“血漿”。

21天。在今天的輸血科，液態血漿在4°C下超過5天即應廢棄。而在1940年代初的日本，沒有穩定的冷鏈，沒有嚴格的無菌操作，甚至連抗凝劑的配方都遠未標準化。那袋被稱作“血漿”的液體，在21天的儲存里，大概率已經是一袋富含細菌內毒素、游離血紅蛋白、高鉀離子和酸性代謝廢物的變質液體。

這是一袋名副其實的“毒液”。當它被輸入一個因骨髓炎已經虛弱不堪的九歲孩子體內時，會發生什么？

細菌內毒素很可能觸發全身炎癥反應，那個稚嫩的軀體迅速被淹沒。體溫驟升，全身劇烈顫抖，牙齒打戰。緊接著，溶血反應發作，游離血紅蛋白堵塞腎小管，腰部傳來刀割般的劇痛。他會感覺胸悶、喘不上氣，皮膚從潮紅轉為青紫。然后是惡心、嘔吐、意識模糊。他可能會排出醬油色的尿液——那是腎臟正在衰竭的信號。

有據可查的事實僅為：輸血后不久，健太就去世了。

日本熊本大學醫院官網截圖

事實上，這個孩子沒有留下名字。我們給他一個名字，只是想讓他被記住，而不是成為歷史里一行冰冷的病例記錄。歷史沒有記錄他叫什么、他來自哪里、他的父母是否傷心欲絕。我們甚至不知道那袋血漿在進入他身體之前到底變成了什么樣子，也不知道他在生命的最后幾個小時里承受了怎樣的痛苦。

我們今天知道的，只是他因骨髓炎就醫，然后在生命最后的時光里，被當成了一個實驗品。

但他的遭遇，揭開了日本醫學史上最黑暗的一頁——他們不僅在中國做人體實驗，他們連自己國家的孩子，也沒有放過。

從嬰兒到小學生：一場跨越二十年的罪惡

那個九歲男孩并非孤例，近年來，一些塵封的檔案陸續被揭開。戰后日本，從乳兒院的嬰兒到小學課堂里的學生，從孤兒到有父母的普通孩子，一場又一場以“研究”為名的實驗，在醫學的庇護下，持續了數十年。

• 名古屋市立乳兒院“大腸桿菌實驗”（1952年）

1952年11月中旬，名古屋市立乳兒院——一個設在名古屋市立醫科大學附屬醫院內、收容孤兒和貧困家庭兒童的機構——發生了一起令人發指的事件。

乳兒院當時收容了約20名嬰兒，絕大多數是2歲以下的健康兒童。院長小川次郎同時是名古屋市立醫科大學小兒科教授，他的弟弟小川透則是該校細菌學教室的教授。而小川透還有一個身份：舊日本軍731部隊成員，曾在731部隊研究傷寒菌和副傷寒菌。

圖：小川次郎（中）（圖源：名古屋市立大學官網）

研究課題是“特殊大腸桿菌的研究”。為了測試α、β型大腸桿菌是否有害，小川兄弟讓乳兒院的健康嬰兒口服了這些細菌。

他們不是不知道風險。1952年，國立預防衛生研究所的福見秀雄等人在論文中已經寫道：“根據英國報告，被認定與α、β大腸桿菌有關的嬰兒腹瀉流行，致命率可達數十個百分點，報告了相當高比例的情況。”也就是說，在實驗開始之前，研究者已經充分知曉這些大腸桿菌可能具有高致命性。

實驗的結果是災難性的。服用細菌的嬰兒和隨后被傳染的嬰兒出現嚴重腹瀉，部分重癥嬰兒甚至需要靜脈切開、輸液等緊急處置。11月25日，一名嬰兒死亡。尸檢報告診斷為“肺炎”，但解剖結果卻在腸道內檢出了特殊大腸桿菌。

知情同意？完全沒有。小川次郎赤裸裸地辯解：“機構中的許多嬰兒要么沒有父母，要么下落不明，所以無法獲得同意。”

1955年，32歲的小兒科醫生奧田赳在《名古屋市立大學醫學會雜志》上公開批評了這一實驗。隨后，日本律師聯合會人權委員會介入調查，最終認定這是“嚴重侵犯嬰幼兒基本人權”的行為。

而這起實驗的關鍵人物小川透，正是從731部隊的細菌戰研究中走出來的人。戰爭的遺產，并沒有隨著1945年的結束而消失。

• 神戶醫科大學“乳糖營養實驗”（1956-1958年）

幾乎同一時期，神戶醫科大學附屬醫院小兒科乳兒室也在進行另一場針對嬰兒的實驗。

研究由教授平田美穗領導，目的是確定嬰兒配方奶中乳糖的適宜濃度。聽起來是一個“為嬰兒好”的研究，但事實并非如此。

圖：平田美穗（畫像）曾任神戶大學初代院長、兒科教授

研究者給乳兒院的嬰兒喂食不同濃度的人工乳，最高乳糖濃度達到31.4%。他們通過鼻腔插管進入嬰兒胃腸道獲取腸內容物，累計實施超過300次，最長達108天。在這些嬰兒中，有一部分被稱為“幽靈嬰兒”——沒有父母或父母不明，沒有人保護他們。

高濃度乳糖帶來的后果是腹瀉、血便、嘔吐，部分嬰兒危重。

這場實驗的背景，正是1950年代日本奶粉產業迅速擴張的時期。醫學研究與商業利益相結合，而承受代價的，是那些最無力反抗的生命。

直到一名在“未熟兒室”工作的護士清水昭美出版了一本名為《生體実験》（《人體實驗》）的手記，揭露了乳兒室里發生的一切。神戶地方法務局隨即介入調查，認定“未與住院兒童的監護人協商即實施實驗，存在侵犯人權的嫌疑”。

圖：《生體実験》（圖源：日本二手書網站）

諷刺的是，1959年，平田等三人因這項研究獲得了兵庫縣第三屆科學技術獎。

• 東北大學“兒童誘發痙攣實驗”（1953年）

同年，東北大學醫學部小兒科將目標對準了五歲以下兒童，其中包括佝僂病患兒和健康兒童——實驗內容是人為誘發痙攣。也就是說，那些原本健康的兒童，僅僅因為“可供研究”，便被拖入了抽搐的痛苦之中。

• 日本國立公共衛生院“小學生營養實驗”（1960年）

1960年，國立公共衛生院營養生化學部部長中川一郎主導了一項研究：兒童蛋白質需要量測定。研究對象是東京澀谷區立千馱谷小學的五名五年級男生。招募方式是學校校長配合，每人每天300日元報酬。孩子們與研究人員一起住宿，每天由專車接送上學，母親只能在學校見孩子，不能送任何食物。

他們每天吃什么？一頓飯40片藥片、6包粉劑、1包維生素制劑、餅干和紅茶，每天三頓。研究人員每天測量血液、體溫、大便、小便、呼吸、疲勞程度、體重。

結果，5個孩子中有1人發生急性腎小球腎炎。實驗第3天他吐出了服用的藥片，隨后頭痛、浮腫，第5天被送回家，第8天出現抽搐，第二天住院。

學校成了“人體實驗招募平臺”。當“國家研究機構”提出要求，家長很難說不。

• 慶應義塾大學“小中學生人工心肺手術”（1956年前后）

最令人心碎的或許是這一件。

慶應義塾大學醫學部與川崎市教育委員會、川崎市立醫院合作，對小學、中學、高中學生進行心臟病集體篩查，從中發現4名“潛在重癥患者”。這些兒童隨后被強烈建議接受當時剛剛完成的人工心肺手術。

4人中，3人死亡。家屬向法務省人權擁護委員會申訴。

圖源：吉田一史美研究成果報告書截圖

這些孩子不是孤兒，不是棄嬰——他們來自普通家庭，有父母，有名字。但在“新技術需要有人試”的邏輯下，他們被從學校帶進了手術室，再也沒有出來。

• 不同的事件，同樣的殘忍

這些案例覆蓋了不同的年代、不同的機構和不同的“研究目的”。但它們共享同一個核心問題：當醫學研究者的權力遠遠大于受試者，當受試者無法有效拒絕，當“科學進步”被當作至高無上的理由——人，就變成了材料。

正如京都大學醫學部臨床教授吉中丈志所言：“在配合戰爭推進的過程中，進行非倫理人體實驗的心理門檻被降低了。”其實，這句話不僅適用于戰時。當倫理徹底被無視，人性不再約束行為，“科研”變成暴行的保護傘，醫學的底線，究竟能崩塌到什么地步？

他們為什么對兒童下手？“科學”面具下的倫理之問

這些實驗并非出自幾個“變態醫生”之手。實施者多是大學教授、醫學精英。他們受過最好的醫學訓練，卻一步步把兒童變成了“實驗材料”。這背后的邏輯，比單純的“殘忍”更加令人不寒而栗。

• 最直接的原因，是兒童無法拒絕。

成人可以說“不”。嬰兒不能。在名古屋乳兒院，研究者小川次郎的辯解赤裸裸地暴露了這種邏輯：“機構中的許多嬰兒要么沒有父母，要么下落不明，所以無法獲得同意。”翻譯過來就是：因為沒有人替他們說話，所以我們可以對他們做任何事。

• 第二個原因，是兒童作為實驗對象的“便利性”。

乳兒院的兒童飲食統一、作息一致、環境完全可控——這是研究者眼中“理想的標準化模型”。孤兒、棄嬰、貧困家庭的孩子，沒有社會聲音，他們的痛苦不會引起關注，死亡也無人追究。吉田一史美的研究明確指出，正是這些“引き取り予定のない収容児”（沒有預定被領養或接收的收容兒童），成為了人體實驗的首選對象。

吉田一史美發表論文

• 第三個原因，也是最核心的——戰爭降低了醫學倫理的門檻。

吉中丈志指出：“在配合戰爭推進的過程中，進行非倫理人體實驗的心理門檻被降低了。”戰時“軍陣醫學”形成了一套完整的邏輯：為了國家、為了戰爭勝利，個人的生命可以被犧牲。這套邏輯最可怕的地方在于，戰爭結束了，思維方式卻留了下來——從731部隊的特設監獄，到戰后乳兒院的嬰兒床，那條路比我們想象的短得多。

• 第四個原因，是“科學進步”這個看似正當的借口。

神戶乳糖實驗的出發點是“研究嬰兒最佳營養”；名古屋大腸桿菌實驗的初衷是“研究嬰幼兒腹瀉”；國立公共衛生院的小學生營養實驗的目標是為國家營養政策提供數據。每一個都有“正當理由”。但正如現代醫學倫理反復強調的：公共利益不能自動使個體風險合法化。一個研究無論多么“有意義”，都不能成為把健康嬰兒當作細菌實驗品的理由。

• 必須強調的是——他們明明知道這是錯的。

ABO血型在1900年已經被發現。動物血輸給人的風險在當時已被醫學界廣泛認知。1952年名古屋實驗開始之前，國立預防衛生研究所的學者已經在論文中明確指出，英國報告的類似感染中，嬰兒腹瀉流行的致命率可達數十個百分點。

1955年，日本律師聯合會已經將名古屋乳兒院事件明確認定為人權侵害。換句話說，在《赫爾辛基宣言》（1964年）通過之前，日本社會已經有足夠的認知和機制去判斷這些行為的對錯。有基本人性的人都知道，把健康嬰兒關在房間里喂食致病細菌是不對的。但他們還是做了。

他們選擇兒童，最初或許因為兒童在科學上“必須研究”；但之所以選擇那些無法自主決定、社會地位最低、最容易被控制的兒童，則是因為他們在實驗實施上“特別容易使用”。“方便”不是原因，是結果。

731部隊——鐵證如山的兒童屠殺

如果日本本土的兒童實驗是醫學倫理的崩塌，那么731部隊在中國對兒童所做的一切，就是有計劃、有組織、系統性的戰爭犯罪——而這一切，都有鐵證可查。

這些鐵證，至今仍躺在日本的檔案庫里。

1941年10月26日，731部隊凍傷班班長吉村壽人在哈爾濱完成了一份題為《凍傷ニ就テ》（《關于凍傷》）的報告。這份報告現存于日本國立公文書館，檔案首頁明確標注“滿洲第731部隊、陸軍技師、吉村壽人”。報告全文66頁，詳細記錄了凍傷實驗的條件、方法和數據。它不是戰后的回憶錄，不是受害者的控訴——它是施害者自己寫下的、白紙黑字的罪證。

圖：《凍傷ニ就テ》報告（圖源：digital.archives.go.jp）

而這只是冰山一角。據731部隊生產部部長川島清在伯力審判中供認，1939年至1945年間，每年被押進731部隊本部監獄用作實驗材料的有400至600人，總數不少于3000人。受害者中包括大量婦女和兒童，甚至嬰兒。原731部隊“少年隊”隊員清水英男1945年入職第一天在標本室看到的情景，成為他一生的夢魘：“幼兒、婦女腹中的胎兒”被泡在福爾馬林中。他在后來的回憶中說：“我無法理解，為什么孕婦要被做成標本，為什么小孩子、甚至還未出生的嬰兒也要被解剖。”

這不是個別軍醫的暴行，而是一整套軍事醫學機器的常態化運轉。

• 活體解剖——心跳還在繼續的時候。

原731部隊隊員的證言記錄了這樣一個場景：他們從哈爾濱市內騙來一個小孩，活生生地將他解剖。內臟被取出稱量，放進福爾馬林瓶子的時候，孩子的心臟還在跳動。

日本作家森村誠一采訪原731部隊成員時，聽到了幾乎相同的描述：一個小男孩被活活剖開肚子，醫生慢條斯理地取出肝、腎，“孩子疼得指甲都深深摳進了手術臺的木頭縫里”，整個過程持續兩個小時。

圖：731部隊活體解剖（圖源：抗日戰爭紀念網）

這不是“人體實驗”,這是“活體實驗”。兩者的區別在于：人體實驗是在人體上進行的醫學研究，而活體實驗是在意識清醒、沒有麻醉的活人身上進行的實驗。731的受害者被綁在實驗臺上，在完全清醒的狀態下被解剖、被注射、被凍傷。“兩名士兵按不住”——只有活體實驗才會出現這樣的場景。它剝奪了受害者最后的尊嚴——在清醒中承受一切，直到最后一刻。

• 細菌驗——一個三歲女孩的死亡記錄。

原731部隊衛生兵久留島祐司的證詞記錄了一個名叫李秀英的三歲女孩。她被固定在恒溫實驗臺上，鼠疫桿菌通過靜脈注入體內。實驗員按時間記錄著她的生命體征：注射后3小時17分，體溫升至40.2℃；7小時23分，皮膚出現紫紺斑點；11小時05分，呼吸頻率降至每分鐘8次……一個三歲的孩子，被當作細菌武器的測試儀。她沒有名字之外的任何身份信息，只有一組逐漸歸零的數據。

• 凍傷實驗——從出生三天的嬰兒到小學生。

吉村壽人1941年的那份報告，記錄了對不同年齡組人群的凍傷實驗。實驗對象包括7歲至14歲的中國小學生，以及出生第三天、一個月和六個月的嬰兒。

原731部隊教育部長西中佐在伯力審判中供述了實驗方法：把人從監獄中帶出來，在嚴寒條件下空手站立，用人造風吹制造凍傷，“然后用一支小棍不斷敲打凍傷的手，直到能夠聽到像敲打小板時的聲音為止”。

圖：731部隊凍傷實驗（圖源：抗日戰爭紀念網）

一位路過實驗室的原731部隊憲兵看到的場景更為直接：5名中國人坐在長椅上，有兩人沒有手指，雙手都變黑了，有三個人的手已露出了白骨。在731的“科學邏輯”里，嬰兒只是一個生理測量工具。

戰后，吉村壽人不僅逃脫了審判，還成為京都府立醫科大學教授、校長，獲得昭和天皇授予的勛三等旭日中綬章。日本醫學界對這一切保持沉默。

• 母子感染實驗——從子宮開始的罪惡。

為觀察病菌對胎兒的影響，731部隊故意讓孕婦感染病菌，待胎兒發育到“符合要求”時，將孕婦活體解剖。清水英男在標本室看到的“幼兒、婦女腹中的胎兒”，正是這一實驗鏈條的終點——從子宮到標本瓶，一個生命從未有機會睜開眼睛。

結語：躲在“科研”面具后的罪惡，永遠不可原諒

我們必須承認一個令人不適的事實：731部隊和日本戰時醫學界確實積累了大量“科學數據”——凍傷的生理反應、失血的臨界點、不同病原體的感染曲線。這些數據甚至在戰后被美國獲取，用于軍事醫學研究。

但“有用”不等于“正當”。納粹醫生的低溫實驗也產生了數據，塔斯基吉梅毒實驗也產生了數據。然而，任何以剝奪他人尊嚴為代價獲取的數據，都不值得被紀念。科學的價值，永遠不能凌駕于人的尊嚴之上。如果一項研究的成果需要用別人的痛苦來換取，那么這項研究本身就失去了存在的合法性。

受害者沒有國界。那個沒能留下名字的九歲男孩、那些乳兒院里被喂食大腸桿菌的嬰兒、被高濃度乳糖折磨到便血的“幽靈嬰兒”——他們是日本人。他們的痛苦同樣真實，他們的生命同樣值得被哀悼。

而731部隊的罪行鐵證如山，不容否認。但我們譴責的是罪行本身，而不是一個民族。罪行是具體的：是吉村壽人手寫的實驗報告，是那個三歲女孩體內注入的鼠疫桿菌，是那些心臟還在跳動就被剖開的孩子。這些罪行的實施者，不配代表任何民族。

醫學的初心是治病救人，不是把人變成材料。當醫學忘記了“人”是目的而不是工具，它就變成了最危險的武器。今天我們講述這些故事，不是為了點燃仇恨，而是為了劃定一條不可逾越的線——在那條線的那一邊，是“科研”可以犧牲人的地方。我們永遠要站在這一邊。

人，永遠不該被當作材料。

來源：醫學論壇網

編輯：梨九

排版：藍桉

封面圖源：由AI生成

（文章中部分圖片由AI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