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學者一針見血：所謂“中國擠壓”是反事實假設

近日，哥倫比亞大學歷史學家圖茲在Substack發表專欄文章《“中國擠壓”(China Squeeze)是基于反事實假設的政治話語》，直言“中國擠壓論”根本不是實證經濟分析，只是一套服務政治動員的話術，其核心目的是將復雜的全球和相關國家發展危機簡單甩鍋給中國，刻意在國際輿論場妖魔化中國工業化進程。

圖茲系統梳理了西方對華產業焦慮的三段演化邏輯：“中國沖擊1.0”是學術回顧，是學界客觀復盤中國入世后對美國特定勞動力市場造成的影響。“中國沖擊2.0”是當下預警，歐洲政策界針對中國電動汽車等高端制造出口產生的現實擔憂。而新近出現的“中國擠壓論”，也就是所謂“中國沖擊3.0”則是反事實推測，完全建立在脫離現實的反事實推演之上。該論調由印度經濟學家提出，不去研判真實發生的產業轉移現狀，反而假設上世紀90年代中國沒有實現驚人的工業化、中國制造業在低技能領域沒有保持強大競爭力，印度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國家等全球南方經濟體可能面臨何種發展選擇，以此指責中國“擠壓”了本應屬于這些國家的低技能制造業及就業機會。

在圖茲看來，支撐“中國擠壓論”的兩大底層假設均存在致命邏輯漏洞。其一為“典范路徑”，該論調預設所有國家都應復制“農業—低技能制造—高端制造”的線性發展軌道，高收入國家理應主動讓出低端產業。但各國發展不存在統一模板，絕非按固定順序排隊發展。其二是“比例分配”假設，主張一國低技能制造業出口份額應匹配本國低技能勞動力占比，可國際貿易從來不會依照人口規模均分市場，人口基數大不等于天然擁有對等出口份額。“中國擠壓”將中國在低技能制造業的持續優勢歸因于“不公平政策”，卻忽視了這一優勢實際上源于復雜的供應鏈網絡、技術革新以及對產業業態的重新定義。

圖為AI生成

無獨有偶，今年7月，英國劍橋大學政治經濟學者喬斯坦·豪格也寫了篇文章《“中國沖擊2.0”敘事的問題》，從西方霸權焦慮與雙重標準角度，進一步拆解了“中國沖擊”系列敘事的本質，與圖茲的觀點形成有力呼應。豪格提出，各類“中國沖擊”說辭，本質是西方為維護自身世界經濟主導地位編織的片面敘事，背后藏著根深蒂固的等級思維：西方默認自身必須占據產業鏈頂端，后發國家只能固守低端制造分工，一旦中國實現產業升級、形成平等競爭，就被貼上“沖擊”標簽。

豪格從三個角度拆穿了這種雙重標準。

第一方面是產業政策。豪格指出，此類措施并非中國獨有，也并非本質上不合法。現代歷史上最大的工業補貼計劃是美國的《芯片和科學法案》——大約 2800 億美元。國家通過補貼、關稅和戰略投資進行干預對于幾乎每個成功工業化的國家都至關重要。當中國使用產業政策和貿易工具時，這是“不公平的”。當西方國家這樣做時，這是標準做法。

第二方面是中國出口導向型。西方國家大多張開雙臂歡迎中國的出口，因為這使他們的消費者和企業受益匪淺，直到中國成為直接競爭對手。正如美國現任副總統萬斯所說的那樣，“全球化的理念是，富裕國家將進一步提升價值鏈，而貧窮國家則制造更簡單的東西。”當中國沿著這條鏈條向上移動時，西方認為貿易規則不再公平。豪格指出，這是對等級制度的描述，而不是基于規則的秩序，人們抱怨的是中國拒絕留在其指定的等級中。

第三方面是中國貿易順差規模。豪格直言，中國的出口量絕對巨大，擁有世界上最大的貿易順差。它還擁有14億人口。按人均計算，中國的出口在全球僅排名第 104 位左右，遠低于德國（第 26 位）、英國（第 42 位）和美國（第 63 位）。事實證明，主要的擔憂本質上是中國是一個非常大的經濟體，其增長速度挑戰了既定的等級制度。

豪格同時指出，西方敘事刻意抹殺中國產業發展帶給全球的多重紅利。西方消費者的收益是巨大的，自中國融入世界經濟以來，西方進口商品的價格相對于非貿易部門的價格大幅下降。西方企業是主要受益者之一，蘋果就是最明顯的例子。2015年至2024年間，該公司在中國的營業利潤達到2270億美元，占同期總利潤的四分之一以上。

令人震驚的是，中國出口繁榮帶來的氣候紅利被忽視。中國現在生產世界89%的太陽能電池板、世界70%的風力渦輪機、世界83%的電池和世界75%的電動汽車——而且它們的價格比其他任何國家都便宜。中國作為清潔能源巨頭的崛起可以說是應對氣候變化過程中最重要的進展。在氣候緊急情況下，一個國家因讓脫碳變得負擔得起而受到譴責。直白地說，這種指責是中國做得太多了。

多位海外學者從不同維度戳破“中國擠壓”“中國沖擊”系列論調的邏輯缺陷與政治底色，這與我國商務部此前發布《關于所謂“產能過剩”問題的中方立場》文件觀點不謀而合，中國現代化產業發展對世界不是“中國沖擊2.0”而是“中國機遇2.0”。

來源：人民日報經濟社會

責編：霍文、陳諾（實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