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別處，卻也在此時此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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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別處”這個表述，一度十分流行，用來表達對“詩與遠方”的向往。但實際上，米蘭·昆德拉用它作為書名，更多的是在表達一種反諷。小說里的詩人雅羅米爾借助詩歌的抒情想象“生活在別處”，由此在壓抑的生活里得到一絲喘息之機。可是當他真的試圖利用這種抒情技術鞏固自己的現實存在，卻發現自己原本以為的“夢想即現實”，在根本上卻是“現實即夢想”——人總能產生逃離現實的幻想，卻無法真正逃離此時此地的生活。

那么“生活在別處”是否只能是一種幻想？顯然也并非如此。人總有離開他熟悉的生活模式，甚至離群索居的權利。當生活在城市中的人們厭倦了被現代技術主宰的快節奏和高樓林立的壓抑氛圍，回歸自然就是一種合理的選擇。

“總有一種誘惑，想要在沉思中混日子過”

安妮·迪拉德的名作《溪畔一年》，緣起于她對一位老作家的不滿。1972年，她在露營時讀到了一本關于自然的書。她原本很欣賞這位老作家的其他作品，但這本書卻讓迪拉德只覺得空洞乏味。“他精疲力竭地去想螢火蟲是如何發光的。我知道，起碼剛好知道……假如這位作家不知道，他就應該去學習。”在迪拉德看來，假如不知道，就應該去學習，去理解，而不是把文學當成一種巧言令色的技術，將自己的無知勾兌成廉價的詩意。

《溪畔一年》，[美]安妮·迪拉德 著，余幼珊 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26年出版

所以《溪畔一年》這本書，寫的正是迪拉德所知道的關于自然以及世界的事情。當時大病初愈的迪拉德隱居于聽客溪畔，開始一場穿越四季的自然朝圣。迪拉德用這一年去體悟自然的美麗奇跡，也理解其粗暴和危險。故而她將這本書一分為二：前半部分為“正途”，寫的是“世界美如斯”的部分，“微風吹起，力量薄弱，但你在精神之狂風的力道中屏著氣，兀自揚帆前進”；而后半部分則為“反途”，探索的是這世界“錯綜復雜的陰暗面”，“現象世界一片片地空掉”，以及對真實世界的接受。

這樣一條“亦正亦反”的道路，走起來當然并不容易。盡管迪拉德對老作家拒絕學習感到失望，但她同時也提醒我們，人們面對世界更普遍的一種態度，是假裝自己在學習。譬如我們總以為冬去春來乃理所應當，可是身處自然世界，迪拉德卻發現，每個季節其實都摻雜了其他季節，而所謂“四季”描述的只是一種大致狀態，“整個冬天，也會有綠色植物——落葉木的綠葉——到處生長……五月樹葉枯死在樹上，轉成褐色，落在溪里（也并不稀奇）”。再譬如人常常哀嘆蟬的方生方死、微不足道，迪拉德卻邀請我們想象它們引發的大地顫動：在蟄伏于地下的十幾年光陰里，它們在沿著樹的根系摸索前進，尋找水源，“地下水慢慢爬著……每一刻每個方向都有甩動和拉扯。草地底下的世界是一場瘋亂的摔跤：大地將因之而動”。

寫作《溪畔一年》之時，安妮·迪拉德27歲。日后回憶這部已然被奉為經典的作品，她多少有些慚愧，“我以為我擁有一切該有的放逸，來與世間最偉大的主題交鋒”。盡管她接下來的作品如《現世》更為沉穩厚重，但《溪畔一年》的大膽還是換來了獨一無二的啟迪——“總有一種誘惑，想要在沉思中混日子過”——27歲的迪拉德告訴世界，沉迷于思慮的結果并非只有故步自封、郁郁寡歡。真正涉入自然而引發的沉思，可以帶來安頓自身的力量。

“有門，不用開開/是我們的，就十分美好”

27歲的安妮·迪拉德在自然中重新理解世界，而繆睫在差不多的年紀，也毅然選擇了一條“少有人走的路”。2016年，繆睫大學剛畢業，一個偶然的機會，她結識了正在經營“雨后大地”農場的鐘敏。年紀輕輕的“農場主”鐘敏試圖在這片土地上實現自給自足：房子自己蓋，蔬菜、糧食自己種，并且堅持不使用化學農藥和化肥，一切生活只與這塊土地相關。當繆睫發現城市里的食物乃至自己的生活竟如此詭異地與土地、與自然看不出關聯，逐漸生發的向往最終轉化為行動——她決定搬到“雨后大地”生活。

《雨后大地》，繆 睫 著，廣東人民出版社2025年出版

《雨后大地》一書，記錄的便是繆睫“歸園田居”十年的經歷。“雨后大地”農場的自給自足，建立在一套名為“樸門”的系統性理論之上。“樸門”是Perma的音譯，全稱是“永續栽培設計”或“樸門永續設計”，強調構建一個可以自我維持、自我循環的可持續環境。不難看出，這一理念非常理想主義，而既然是理想主義，便免不了與現實的“交鋒”。繆睫在書里關于二人種植臍橙的記錄令人印象深刻。臍橙種植技術在當地已經非常成熟，但由于堅持絕對的“可持續”理念，鐘敏拒絕使用農藥，這就導致他們在種植的過程中需要探索完全不同的道路：二人經常需要手動捉蟲。而這還不是“勤能補拙”那么簡單——昆蟲的繁殖力遠超人類想象，于是“除蟲大業”往往聽天由命。同時他們還需要承受周圍農民的指責，因為他們地里的“害蟲”經常會跑到別人家的果園里。

盡管隨后繆睫也記錄了他們收獲未打農藥的臍橙時的喜悅與驕傲，但放棄成熟的現代技術，意味著他們的臍橙很難成為一種規模化的經濟作物，從而維持經營農場所需的開銷。而臍橙的失敗并不是孤例，“當象鼻蟲從無花果樹根部鉆入樹干中取食，令一整棵樹受損時，（鐘敏）就砍掉這棵樹，直到砍掉所有；當雨水泛濫令百香果得了根腐病全部死光，他就伺機再種……他不停地試驗，收獲的卻是無數的問題與困境，而非答案”。這種不斷嘗試、收獲的卻只有失敗的循環，也為這個故事的結局埋下了伏筆。

雖然回到自然并堅持理想主義理念的生活困難重重，但與之相應地，也會有在城市按部就班生活永遠無法體會的清新與美好。實際上，直到來到這座農場生活，繆睫才真正理解“雨后大地”這個名字的內涵——對生活在城市里的人們來說，雨水意味著潮濕和麻煩；但在自然世界，雨水意味著真正的清新，因為它會滌凈生命的遲疑與煩悶，為萬物帶來一視同仁的生機。而一旦雨過天晴，大地上的一切便會更加蓬勃地生長。于是繆睫毫不猶豫地將這座農場的英文名定為“rebirth”——重生。這不僅意味著她個人在這里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生命體驗，也意味著她相信，萬事萬物在這樣親近自然的環境中，都可以得到重生的可能與勇氣。

遺憾的是，現實的矛盾與理念上的難以調和，讓繆睫與鐘敏最終分道揚鑣，繆睫選擇回到城市生活。但我們有理由相信，促使她做出這一決定的，恰恰是這十年帶給她的信心和力量。在作品開頭，繆睫引用了顧城的詩句“有門，不用開開/是我們的，就十分美好”，作為二人理想初成之時驕傲的宣告，而到最后再看這句詩，則意蘊更深——自由的一種形態或許正是把生活當作“任意門”，關上門，可以嘗試一種理想，而一旦理想走到山窮水盡，把門打開，世界依舊廣闊。

“社會的邊緣真正定義了我們是誰”

《莊子·雜篇·庚桑楚》有言，“函車之獸，介而離山，則不免于網罟之患”，意思是能吞下大車的野獸，假如離開了自然，只用漁網就可以將它擒住。離山之獸，受困于網，那么“離網之人”，又會迎來怎樣的命運呢？

《在別處安家：關于逃離、生存與夢想破碎之地》，[美]特德·康諾弗 著，王聰悅 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26年出版

美國非虛構作家特德·康諾弗的《在別處安家》，討論的正是這個主題。所謂離網者，Off-Gridder，字面意思是離開電網生活的人。在現代世界，離開電網意味著離開一切公共設施，真正實現離群索居。離網者之所以能夠逃離城市生活，一個必要的條件是科羅拉多圣路易斯谷平原的土地過于廉價：只需要5000美金，你就可以得到一塊五英畝的安身之所。這樣的可能，對厭倦了城市生活的人們，似乎頗具誘惑。

然而當康諾弗真的來到了這片“廉價之地”，卻發現廉價背后隱藏著諸多問題。首先，生活在這樣一片“無依之地”，意味著一切問題都需要自己解決。這里沒有水電、沒有基礎設施，甚至想自己打一口水井都很難。其次，離群索居意味著生活來源會成為一個問題——別想著在科羅拉多的山谷做一名“數字游民”，因為這里沒有網絡，想要打個電話都得翻山越嶺。于是很多生活在這里的人其實都游走在灰色地帶，比如種植一些高風險、高回報的作物，而“吃頓好的”往往需要通過襲擊牧群來解決。牧民們倒是不太計較，因為牧群也經常破壞離網者親手構建的生活設施，但這也引出了離網生活的另一個麻煩——這種生活既不舒適，也不安全。除了家養或野生動物的襲擊，你也不知道自己的鄰居究竟是因為厭倦了城市生活、向往田園牧歌才搬到這里，還是因為一些更迫切但也更危險的理由，不得不避開現代生活的秩序與管控。

盡管有諸多問題，但康諾弗注意到，科羅拉多的“廉價之地”，至少為社會的邊緣群體提供了一種足夠低成本的生活可能，讓他們有機會“觸底反彈”。有趣的是，這個可能的出現，卻是以無數人夢想的破滅為前提。回溯歷史，康諾弗發現，在19世紀下半葉，也就是美國歷史上著名的“鍍金時代”，土地投機者們并沒有放過科羅拉多這片偏僻且難以馴服的土地。他們宣稱這片土地投資潛力巨大。然而隨著“西進運動”在1920年代漸漸停止，開發的腳步從未真正抵達這片山谷，于是很多投資者甚至一生都沒有親眼看過自己名下的土地。伴隨著二戰之后的嬰兒潮，美國城市住宅用地越發緊張，投機者再次想起了這片土地，于是又有一批投資者購買了“夢想”……夢想的再度破滅，地價的泡沫也與之一道破滅，這片“廉價之地”，這才找到了它最合理的用途。

當然，聚集在這里的不只有邊緣群體。康諾弗也觀察到，在近些年，一些年輕人開始被這片尚未開發、或許未來也很難被開發的土地吸引，認為它未被開發的命運恰恰保留了人類重新親近自然的可能。到這本書結尾，康諾弗甚至自己也為此掏了5000美金，在這里買下一塊土地，相信自己每年會來這里住上幾個月。“在我看來，衡量美好生活的標準之一是，個體可以參與到有意思的場景中。你可以花幾千美元，來一次非洲狩獵之旅……又或者，你可以坐擁一座牧場，生活在我眼中世界上最美麗的地方。”只是并非所有人都會這樣想。康諾弗的妻子很快就給他澆了一盆冷水。在她看來，這里的生活絕不是代表美國人田園幻想的“草原上的小木屋”，而是“草原上的小毒屋”。也許來自這片土地互助組織負責人的評價更能代表這片土地的意義——“社會的邊緣真正定義了我們是誰”。

曾經，人類一度堅信遠離自然是一種必要，開拓自然、建造城市更是彰顯勇氣與決心的偉大事業。如今，一些人又開始或主動或被動地游離于城市與自然之間，他們的頓悟、重生或是失落，或許更能透露人類生活的真意。自然未必是終極歸宿，流離中的“無歸屬感”或許才是最真實的體悟。這種體悟并不會指向虛無和絕望，反而會帶來勇氣與力量，如蘇軾的名句“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生活本無所屬，卻也因此充滿可能與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