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藥于廣陵”：唐代揚州藥業興盛背后的政策與民生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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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中國國家歷史·肆拾貳》

《太平廣記》中有這樣一個故事：唐開元年間，張公讓舊友李公拿著一頂舊席帽，到王老藥鋪取三百千貫錢。李公將信將疑，王老卻依帽兌現，并告訴李公，張公是五十年前常來買賣茯苓的老主顧，現在還有兩千多貫錢存在藥鋪里。為什么藥鋪可以存錢呢？為什么憑借舊席帽就可以取錢呢？為什么張公只存了兩千多貫錢，但李公卻可以取出三百千貫錢呢？這就要從唐代揚州的商業開始說起了。

《太平廣記》

唐代揚州的商業概況

揚州是唐代僅次于長安、洛陽的全國第三大城市。“江淮之間，廣陵大鎮，富甲天下。”安史之亂后，唐肅宗至德元年（756），朝廷在淮南道設節度使，掌管東南八道的財賦，其治所就設在揚州。此后，東南財賦成為唐王朝的經濟支柱。“方今之急在兵，兵之強弱在賦，賦之所出，江淮居多。“尤其是在商業領域，商人群體活躍，“多富商大賈”。商品種類繁多，為“百貨所集”；商業資本雄厚，“揚州雄富冠天下”；市場形式多樣，“閱闕星繁，舟車露委”；貿易往來興盛，“江口大小船數千艘”；對外貿易發達，“其嶺南、福建及揚州蕃客，宜委節度、觀察使常加存問，除舶腳收市進奉外，任其來往通流，自為交易，不得重加率稅”；商賈之風盛行，“江都俗好商賈，不事農桑”。甚至大量官員在揚州任職時，也從事商業買賣以獲利。陳少游在揚州等三地任官時，“征求貿易，且無虛日，斂積財寶，累巨億萬”。以至唐代宗大歷十四年（779），朝廷下令“王公百官及天下長吏，無得與人爭利，先于揚州置邸肆貿易者，罷之”。此時的揚州已成為全國排名第一的商業城市，有“揚一益二”之稱。

除了傳統史書的記載，民間文人墨客、筆記小說也為唐代揚州商業發展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如唐代王建的《夜看揚州市》“夜市千燈照碧云，高樓紅袖客紛紛”描繪了揚州城的萬家燈火，夜市繁華。張祜的《縱游淮南》“十里長街市井連，月明橋上看神仙”描繪了揚州城的繁華長街、市井樓臺。甚至后世司馬光的《送楊秘丞秉通判揚州》“萬商落日船交尾，一市春風酒并壚”，也回憶了唐代揚州城商船貿易繁盛，酒家食肆興盛的情景。此外，筆記小說也對唐代揚州商業的發展有著生動的描繪。如《太平廣記》中“廣陵為歌鐘之地。富商大賈，動逾百數。璜明敏，善酒律，多與群商游”，展現了揚州富商云集與交往的場景。而“廣陵有賈人，以柏木造床，凡什器百余事，制作甚精，其費已二十萬，載之建康，賣以求利”，介紹了大額長途貿易的概況。

唐代揚州的特色行業很多，主要包括鹽業、茶業、珠寶、木材與藥業等。而藥業以其關系國計民生和經濟發展的重要作用，地位尤為突出。

唐代揚州藥業的發展

（一）生產與運輸

眾所周知，揚州地狹人稠，并不是唐代藥材的重要產地。根據唐廷猷先生的《中國藥業史》研究，揚州的本土藥材主要有如下幾種：

但是，揚州卻是重要的藥材集散地。這可從鑒真東渡所攜帶的藥材窺知一二。根據《唐大和上東征傳》記載，唐玄宗天寶二年（743），鑒真東渡時采辦如下：

買得嶺南道采訪使劉（巨鱗）之軍舟一只……備辦海量……麝香廿（劑），沉香、甲香、甘松香、龍腦、香膽、唐香、安息香、棧香、零陵香、青木香、薰陸香都有六百余斤；又有畢缽、訶黎勒、胡椒、阿魏、石蜜、蔗糖等五百余斤……天寶七載春……·造舟、買香藥，備辦百物，一如天寶二載所備。

鑒真坐像

這其中有三條信息值得關注：第一，兩次東渡共需攜帶香藥12種1200余斤，藥材6種1000余斤。要在短時間內籌集種類如此之多、數量如此之大的藥材已非易事。更何況揚州本土并不生產這些藥材，如為人所熟知的麝香產自西北，零陵香產自湖南永州零陵，可見當時的揚州作為藥材集散地的重要地位。第二，鑒真東渡所攜帶的藥材不僅僅是本土藥材，還有像龍腦、安息香、薰陸香這些從海外進入中國的香料。這些香藥進入揚州藥業市場有這樣三條途徑：產自日本、朝鮮的香藥經海上絲綢之路西線進入揚州；產自阿拉伯、波斯、印度等地的香藥經西域陸上絲綢之路或海上絲綢之路東線進入廣州，再由廣州北上經大庾嶺或者經東海進入揚州。這就形成了以揚州為終點的三條藥材運輸路線。這也可以印證材料里的第三條信息：為什么要買嶺南道的船只？因為在購買嶺南船只的同時，可以將廣州的藥材用船經嶺南運至揚州。由此可見，揚州是唐代重要的藥材集散地，匯聚了來自全國乃至海外的藥材，形成了規模龐大的藥材交易市場。

（二）銷售與契約

關于揚州藥市的概況，我們可從唐詩中窺知一二。如唐代詩僧皎然在《買藥歌送楊山人》中寫道：

華陰少年何所希，欲餌丹砂化骨飛。

江南藥少淮南有，暫別胥門上京口。

京口斜通江水流，斐回應上青山頭。

夜驚潮沒鸕鶿堰，朝看日出芙蓉樓。

搖蕩春風亂帆影，片云無數是揚州。

揚州喧喧賣藥市，浮俗無由識仙子。

河間姹女直千金，紫陽夫人服不死。

吾于此道復何如，昨朝新得蓬萊書。

唐代詩僧皎然畫像

這首詩講述了華陰少年前往藥材聚集區淮南道，來到喧鬧的揚州藥市求仙問藥。

唐代揚州藥業的營銷模式多樣，大體上可以分為行商和坐商。《廣陵木工》這則故事就反映了唐代揚州市面上存在無固定經營場所、四處兜售藥品的行商。

廣陵有木工。因病，手足皆拳縮，不能復執斤斧，扶踴行乞，至后土廟前，遇一道士……因與藥數丸曰。餌此當愈。……趨走如故。……道士曰。吾授爾方……木匠得方，用以治疾，無不愈者。

道士是這些行商的重要組成部分。與傳統觀念上道士只售賣丹藥不同的是，他們也銷售百姓日常生活所需的治病救人的藥材。故事中的道人不僅治好了木工的手足問題，還將藥方傳授給木工。木工用他傳授的藥方醫治他人，無病不愈。在唐代揚州，行醫道人受眾很多。“入廣陵。于城街逢一道士。方賣藥。聚眾極多。所賣藥。人言頗有靈效。”當然并不是所有的行商都是道士，如《太平廣記》中的山中漁夫裴諶“市藥于廣陵，亦有息肩之地’。”

此外，從《馮俊》這則故事中可以看出唐代揚州藥業行商經營的幾大特點：

唐貞元初，廣陵人馮俊，以傭工資生，多力而愚直，故易售。嘗遇一道士，于市買藥，置一囊，重百余斤，募能獨負者，當倍酬其直。俊乃請行，至六合，約酬一千文，至彼取資。

從銷售數量來看，“重百余斤”，數量巨大。從銷售范圍來看，“至六合”，長途售賣，根據市場情況和商品需求流動。從交付方式來看，“至彼取資”，一手交錢一手交貨。最為特別的是，從運輸方式來看，故事里的馮俊受行商雇傭，長途販運藥材。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兩稅法正式實行之后，人身依附關系松弛，出現了大量自由勞動力，繼而推動了以雇傭為主要形式的契約關系的發展。

唐代揚州藥業，不僅有游走的行商，還有一些有固定經營場所的坐商。最典型的就是開頭說到的《張李二公》的故事。

張有故席帽。謂李曰。可持此詣藥鋪。問王老家。張三令持此取三百千貫錢。彼當與君也。遂各散去。……李嘆訝良久。遂持帽詣王家求錢。王老令送帽問家人。審是張老帽否。其女云。前所綴綠線猶在。李問張是何人。王云。是五十年前來茯苓主顧。今有二千余貫錢在藥行中。李領錢而回。

王老藥鋪是個典型的坐商藥鋪，從李公可取出三百千貫錢來看，藥鋪規模較大，資本雄厚，而且有一定的知名度和客戶群，與五十年前的主顧仍保持聯系，因而經營也就更為穩定。此外，該藥鋪兼具存款和借貸的功能，是柜坊的一種衍生形式，反映了唐代藥業對金融服務的需求。這種契約關系為遠距離和大宗藥材交易提供便利，同時也幫助商人籌措資金，促進了商業的繁榮。憑帽取錢也反映了誠信經營的社會風尚與成熟的商業信用體系。

古代中藥鋪場景

揚州市場上還有為買賣雙方提供中介服務的介紹人，也就是“牙人”。如唐代名將高駢的部下呂用之，世代在揚州經商，本人也在揚州從事過藥品生意。“用之者，鄱陽人，世為商儈，往來廣陵，得諸賈之歡……賣藥廣陵市。”他們還常常是邸店的主人，為過往商人提供寄放行李和住宿等服務。

唐代揚州藥業興盛背后的政策與民生原因

揚州藥業興盛與諸多要素息息相關，但最值得關注的是，唐代以道教為國教，崇尚防病治病、延年益壽。在此思想的指導下，唐代政府重視醫藥管理，關注民生發展，醫藥事業就進入了大繁榮時期，主要體現在這樣幾個方面。

第一，政府統一監管，打擊不法行為。唐代文獻中無論是一百二十行、二百二十行還是三百六十行，藥業均占有一席之地。唐代政府雖然沒有設立獨立的藥業管理部門，但是將藥業納入商業的范疇進行統一管理。中央和地方都十分重視規范市場行為，查處違禁藥品，征收商稅，安排差役。《唐律》中對行醫行為做出規范：“諸醫違方詐療疾病而取財物者，以盜論。”懲罰是：不得財，笞五十；得財值絹一尺，杖六十；滿一匹加一等(杖七十);至五匹徒一年；最高可徒十年并流役。”此外，政府也極為重視醫德宣傳與教化的作用。孫思邈在《備急千金要方》中就提到同情仁愛、誠信服務、醫技精良和終身學習等醫德要求。因此，揚州對藥材的經營和管理也日益嚴格，市場上藥品質量和藥業整體水平顯著提高。

孫思邈畫像

第二，編寫醫藥典籍，培養醫藥人才。唐代政府廣泛調查全國藥材，組織編寫醫藥典籍。唐高宗顯慶年間頒布了中國第一部醫藥專著《新修本草》，同時也鼓勵民間學者研究醫藥問題。孫思邈《備急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便是此時的集大成者。此外，中央和地方設立醫署等各級醫療機構。醫藥行業普遍重視師徒相傳制度，一些地區甚至規定，跟隨師傅學習三年以上，才可獨立經營藥鋪。這為揚州提供了穩定的醫療服務平臺，藥業知識和技術得到傳播，促進了醫藥行業的整體發展。

《千金翼方》片段

第三，借力對外貿易，加強醫藥交流。唐朝強盛的國力、開放的政策吸引了朝鮮、日本、印度、大食、波斯和大秦等國家和地區的醫藥學者前來交流學習，彼此之間的藥材貿易也在市舶司的管理下隨之發展。作為重要的對外港口，揚州成為藥材的重要集散地，吸引了國內外藥材商人和販運者，引入了外來的醫學知識和藥物技術，豐富了藥業資源。

第四，重視疾病控制，發展公共衛生。唐代揚州因其繁盛，人口增長迅速，但人口的聚集易導致疫病的流行。唐德宗貞元六年（790），“淮南、浙西、福建道疫”。唐昭宗大順二年（891），“淮南疫，死者十三四”。因此，唐代政府重視地方公共衛生事業的發展和疫病的控制。古代醫療衛生水平低下，在中央的引導下，揚州藥市的繁榮為應對疫情和疾病提供了物質基礎，同時也促進了公共衛生意識的提高。

從經濟發展上來說，藥業屬于商業的重要組成部分，藥業的興盛帶動了藥材加工、內外貿易等相關產業的發展，促進了商業網絡的形成，加強了地區間的聯系，形成輻射作用。從社會影響上來說，藥業的興盛帶來了醫療條件的改善，提高了揚州百姓的健康水平，有利于社會穩定。同時，醫學知識的傳播和醫學教育的發展，提升了揚州地區的文化素養。從文化影響上來說，藥業的興盛豐富了揚州地區的養生文化，也為小說、詩歌等文學創作提供了豐富的素材。

藥業的發展是唐代揚州商業發展的縮影。它不僅體現了揚州在唐朝中后期作為經濟中心的重要地位，還揭示了揚州是唐帝國經濟版圖中的關鍵一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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