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敬中的四張護身符：第一張是敲門磚，有兩張能讓他保住少將軍銜和性命，他留著余則成準備什么時候用、怎么用？

軍統（保密局）天津站站長吳敬中，似乎是因為電視劇《潛伏》而出名，但我們細看相關史料，就會發現他跟保密局西南特區正副區長徐遠舉、周養浩相比知名度確實差了一點（前兩個在《紅巖》中叫徐鵬飛、沈養齋，嚴醉的歷史原型是沈醉），但比最后一批特赦的東北區少將副區長陳旭東（可能是《滲透》中陳明的歷史原型）、河南站站長岳燭遠、廣東站站長何崇校、廣西站站長謝代生、湖南站站長黃康永、浙江站站長章微寒 相比，不但經歷復雜，而且背景極深人脈極廣，如果把吳敬中的“關系人員”都列出來，這篇稿子肯定要進入人工審核。

筆者寫文章，一向求穩為主，犧牲流量也在所不惜，所以原名吳景中的吳敬中在莫斯科中山大學第一期的我方同學都有誰，寧可只字不提，但卻不能不在看過相關史料對吳敬中表示“佩服”：這個留學生中的叛徒能混到少將軍銜，而且至少在三個大區或甲種站當過一把手，要沒有幾張“護身符”是不可能的，余則成可能只是第四張護身符，是用來在關鍵時刻保命的，至于他會怎么使用，讀者諸君可能會猜到，也可能永遠猜不對。

隨著老蔣一敗再敗，地盤越來越小，少將級官帽越來越少，很多大特務都“失業”或“改行”，老吳為啥能不斷換地方做官，而且也沒有被留下來“就地潛伏”？

熟悉那段歷史的讀者諸君都知道，吳敬中在《潛伏》中也說過，不管是木馬計劃、滲透計劃還是黃雀計劃，最后都是沒前途的，吳敬中的繼任者、由天津警備司令部稽查處處長調任為保密局天津站站長的李俊才奉命帶著四個裝備了武器和電臺的小組，在天津解放后馬上到軍管會自首投誠，因為他們知道自己根本就藏不住，還不如主動去爭取個寬大處理。

李俊才于1966年4月16日第六批特赦，還寫了《國民黨保密局在天津的特務組織黑幕》，李俊才、沈醉（原軍統局總務處處長）、程一鳴（原軍統局行動處處長）等人的回憶文章都多次提到吳敬中（原文為吳景中，但還是叫吳敬中比較方便）。

從這三個少將特務的回憶文章中，我們大致可以為吳敬中搞一個比較清晰的簡歷：1925年，受我方委派赴莫斯科中山大學留學；回國后正值革命低潮，吳敬中等一批我方留學生被南昌行營調查課課長鄧文儀以中校或上校軍銜收買叛變（鄧文儀并沒有完全兌現承諾，部分留學生在調查課軍事股只授銜少校）；南昌行營調查課并入戴笠為處長、鄭介民為副處長的復興社特務處，這些留學叛徒被打包轉給戴、鄭；吳敬中在特務處以及后來的軍統（保密局）先后任臨澧訓練班第一大隊第二中隊指導員、中蘇情報所科長、西北區區長、第八戰區長官部調查室主任、東北區區長兼北滿站站長、保密局天津站長、天津警備司令部情報處長。

當年的特務都有公開和秘密兩種身份，據程一鳴在《軍統特務組織真相》中回憶，從復興社特務處到“國防部保密局”，不管名字怎么變化，特務的三大類基本都沒有變化：第一類為秘密特務，包括局（處）本部內勤和各大區、省（市）站區長站長以下的各類情報員、行動員、聯絡員、報務員、電訊監察員、電訊偵測員、密電碼破譯員；第二類為武裝特務，包括蘇浙行動委員會別動總隊及其更名、衍生出的忠義救國軍、交警總隊（內戰期間大部分改編為正規軍）；第三類為公開特務，包括各警備司令部稽查處、情報處，綏靖公署、“剿總”、綏靖區、兵團第二處（有的也叫情報處），處長和骨干都由軍統（保密局）特務擔任（胡宗南的部隊除外，胡跟戴笠是好友，有默契，胡自建特務系統）。

特務這三種身份不但可以互換，而且一般都是身兼二職，比如保密局西南特區區長徐遠舉，同時還擔任西南軍政長官公署第二處處長，按程一鳴的劃分標準，西南區區長是秘密職務，第二處處長是公開職務，徐遠舉在《自供狀》中也寫得很清楚：“1948年，我在重慶任國民黨西南長官公署第二處處長兼軍統西南特區區長。這一年，是人民解放戰爭轉入大反攻的第二年。川滇黔康（當年還有個西康省，省主席為劉文輝）四省，是蔣介石盤踞八年的巢穴，這時也到處有工人罷工，學生罷課，市民罷市，抗丁抗糧，反捐反稅……國民黨反動派如坐針氈，極度不安。為了穩定后方，加緊鎮壓人民的革命斗爭，策劃了一連串的反革命陰謀。而我在這些罪惡活動中，秉承他們的意旨，充當了屠殺人民的急先鋒。”

吳敬中能以叛徒身份擔任特務“封疆大吏”，就跟他的第一張護身符有關——他那張莫斯科中山大學畢業證。

莫斯科中山大學的教學內容十分“豐富”，沈醉的姐夫余樂醒、軍統局行動處處長程一鳴，都是受過特殊訓練的，所以他們在歸戴笠指揮后，余樂醒編寫的“特工常識”涵蓋了情報、行動、偵察、化裝、秘密通信、毒物使用、爆破、郵電檢查等幾乎所有的特務基本技術，程一鳴寫了《情報學》《刑事偵察術》并作為特訓班教材。

當年蘇聯的“政保專業”學習的是當時最先進的特工技術，所以很多留學生回來都當了特訓班教官，除了余樂醒、沈醉，還有謝力公、王崇五、陸遂初、王班聯、賀元、徐永年、吳景中，沈醉在《軍統內幕》中特別強調：“這些重要負責人，都是曾經留學蘇聯的共產黨叛徒。”

留學畢業證作為護身符是紙質的，更重要的兩戰護身符是老吳在莫斯科中山大學結交的兩個同學，其中一個是當過復興社特務處副處長、軍令部第二廳中將廳長、“國防部”第二廳中將廳長、“國防部次長”的鄭介民，鄭介民不但在“國防部”有正式中將職務，還是軍統局最后一任正局長（戴笠到死也只是主持工作的副局長）、保密局第一任局長（鄭任局長時，毛人鳳唐縱為副局長）。

吳敬中跟鄭介民在莫斯科中山大學是分屬兩個陣營的同學，但關系應該不錯，所以鄭介民在中蘇情報所當中方所長時，把吳敬中從軍統特訓班調去當了總務科上校科長——因為“跟國際接軌”，所以涉外人員的軍銜都比較高，鄭介民1943年2月10日正式晉任陸軍少將并于11月22日隨蔣介石參加開羅會議，1944年2月升任軍令部第二廳中將廳長兼東南亞盟軍總司令部聯絡官，用一年時間從少將晉升中將，就是沾了美國人的光，程一鳴說鄭介民最后疑似被老蔣用一片西瓜毒死，也跟他與美國人走得太近有關。

一般來說，老蔣失去一塊地盤，當地的特務頭子就要被問責，想換個地方平級任職基本不可能，更多的是給個“少將專員”的身份掛起來，而吳敬中從西北區區長變成東北區，是因為胡宗南把西北丟了，陳誠衛立煌丟了東北，東北區副區長陳旭東被抓，吳敬中卻在東北丟失前就調任天津站站長，那是他同班同學蔣經國的意思：當年蔣家父子對天津警備司令陳長捷不信任，需要杜建時和吳敬中“一文一武”進行制衡和監督。

據李俊才回憶，吳敬中離開天津并非去執行什么“海峽計劃”，而是“1948年12月14日送李廣和去機場時私自搭機離去”，結果一到南京就被毛人鳳下令逮捕，關鍵時刻，比鄭介民還大的護身符出現了：蔣經國出面作保，吳敬中無罪開釋。

戴笠對叛徒是既控制又使用，而毛人鳳沒有戴笠那兩下子，知道自己弄不過那些“學識淵博能力出眾”的叛徒，就準備都當包袱扔掉，扔掉的方式就是“就地潛伏”，沈醉回憶：“在他任局長時期，對一些新的叛徒總是要盡一切辦法去利用他們。他最毒辣的一手，是在全國快解放前保密局逃往臺灣的時候，不少叛徒比一般人都害怕，爭先恐后急于要走，他卻偏偏把這些人留下來，不準他們去臺灣。南京解放前，一些在保密局特種政治問題研究組工作的叛徒，全被他丟了下來，甚至連組長瞿夢秋都沒有帶走。”

如果吳敬中不當機立斷趁機離開，那么帶著“小黃雀”執行潛伏任務的就不是李俊才而是吳敬中了，而吳敬中之所以敢走，也是因為他有依仗——蔣經國這張護身符，在毛人鳳那里是百分之百好使的。

莫斯科中山大學畢業證是紙質敲門磚，鄭介民蔣經國則是看得見摸得著說得算的、足以抵抗“局長全力一擊”的保命符，除了這三張類別不同但在歷史上真實存在的護身符，吳敬中還有一個余則成，這位峨眉峰，其實也算得上吳敬中的第四張護身符，而且是“兩用”護身符。

余則成是不是峨眉峰，這個問題不需要問吳敬中，因為問的話就是對老吳學歷和能力的不尊重——以吳敬中的老謀深算，又豈能看不穿余則成的真實身份？

吳敬中留著余則成，第一個作用是當橋梁和紐帶：吳敬中能為了中校軍銜而叛變，在老蔣兵敗式微時改弦更張重歸光明也不是不可能，但老吳歸隊需要一個聯絡人，余則成就是聯絡人的最佳人選。

吳敬中不會把雞蛋放在同一個籃子里，腳踏兩只船幾乎是叛徒的常規操作，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沈醉的姐夫余樂醒——余樂醒后來在家中衛生間也藏了跟地下黨聯絡的電臺。

余則成在吳敬中手里，還有一個作用，那就是在必要節點當作峨眉峰交出去，這樣吳敬中可以將功折罪，還可以把很多問題都甩鍋給“潛伏者”余則成。

吳敬中沒有明確的信仰，也沒有堅定的立場，說他是“比峨眉峰潛伏更深、級別更高的峨眉峰”，那只是一廂情愿的猜測，據程一鳴、沈醉、李俊才和舒季衡（天津獨立潛伏臺臺長）回憶，吳敬中當西北區區長期間，沒少往延安派特務（效果幾乎為零），當天津站長期間，也逮捕和殺害了很多人。

吳敬中就是個有背景、有靠山但又熱衷高官厚祿的叛徒，他在現實與影視中，都算不上一個好人，要是沒有前三張護身符，可能西北區區長就是他最后一任實權職務了，他能“趨吉避兇左右逢源”，也跟他既不得罪戴笠也不得罪鄭介民，而且緊抱小蔣大腿不放有關，那么在您看來，如果余則成的真實身份被毛人鳳或葉翔之發現，吳敬中又會作何決斷？他把疑點重重的余則成留在身邊，真實的目的又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