崗托村的碉堡插了第一面紅旗，韓組長講起那仗，母親聽得忘了害怕

我要去西藏：一路向西

——向大西南雪域高原挺進

于雁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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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母親于西藏昌都攝影

第五節 崗托印象

當年英勇善戰的十八軍將士進藏途中向藏民群眾做宣傳工作

甘孜至昌都段險情終于排除了，母親焦躁不安的心情終于平復，終于可以上路了。

母親隨昌都分工委機要交通站押運組長韓進選、押運員鄭海超乘坐兵站的順路車又出發了。母親每天盼星星、盼月亮早日開拔，去昌都與未婚夫于鳳山結婚團聚。屈指算來，母親在甘孜兵站整整待了兩星期有余，由于當地形勢復雜，她自己孤身一人不敢擅自上街，父親的那兩位同事又忙于處理公務。母親唯一的遺憾是在甘孜待了這長時間，而沒有去盡情領略這個古老、純樸、而又神奇的西南重鎮的風情。同時母親心里愉悅地想著：“盡管路途艱險、遙遠，時常受到“有叛匪出沒”的傳聞的困擾，但昌都總算指日可待了。”

母親知道前面的路不是一帆風順的，還有攔路虎雀兒山在等待著他們，時刻準備著考驗他們。

4到6月，橫斷山脈深處的雀兒山，正經歷著冬春交替的倔強拉扯。4月的山巔仍被厚重的冰雪鎧甲牢牢裹住，千米高的冰崖在陽光下泛著冷冽的青光，山風卷著雪粒呼嘯而過，打在巖石上發出細碎的脆響，仿佛要把一切生機都凍結在這極致的嚴寒里。

隨著5月的腳步臨近，海拔較低的山谷地帶才悄悄透出春的氣息。被冰雪壓迫了一冬的溪流開始蘇醒，它們順著冰縫汩汩涌出，在亂石間蜿蜒穿梭，發出清脆的叮咚聲，像是在為雀兒山的蘇醒奏響序曲。可高處的寒風依舊凜冽，剛冒頭的草芽在料峭春寒里瑟縮著，只有那些生命力極強的高山杜鵑，在背風的崖壁上攢出點點花苞，倔強地宣告著生命的不屈。

進入6月，暖濕氣流終于艱難地攀上了雀兒山的半腰。積雪以肉眼可見的速度消融，露出下面深褐色的巖石和漸漸泛綠的草甸。融化的雪水匯聚成奔騰的溪流，沖刷著山腳下的土地，滋養出一片片嫩綠色的草灘。此時的雀兒山，一半是冰雪封凍的冬日遺韻，一半是萬物復蘇的夏日生機，兩種極致的景致在海拔的落差中交融，勾勒出世界屋脊邊緣獨有的壯闊與蒼涼。

早上，大家用過早飯。司機把車又仔細檢查一遍，實際上，昨天已經檢查過了，為了確保汽車處于良好狀況。汽車駛出了甘孜，搖搖晃晃，顛簸著，行駛在通往雀兒山的坎坎坷坷的路。人們素來稱為崇山峻嶺、險要萬分的雀兒山就橫亙在眼前。

乘車翻越雀兒山是一段充滿艱險與挑戰的旅程。雀兒山主峰海拔6168米，川藏公路通過的埡口海拔高達5050米，此路段常被稱為“川藏第一險”。解放前流傳的歌謠描繪了其險峻：“登上雀兒山，鞭子打著天，伸手也能摸著天。走一步喘三喘，風雪鎖喉管。”盡管公路已于1954年底通車，但翻越過程依然困難重重。

公路線形差、路基狹窄、坡陡彎急。冬春季節遍地冰雪，路面難辨；夏秋冰雪融化，道路濕滑，且塌方頻繁。司機中流傳著“翻越雀兒山，猶過鬼門關”的說法。

快到獨木嶺兵站時，車出了毛病，差一點就拋錨了，慢慢悠悠費了好大功夫才把車開進了兵站。 司機和道班維修站維修師傅幾乎折騰到天黑才把車修好。天晚了，大家只好住在兵站，等到第二天再上路。

第二天早上，在獨木嶺兵站早餐后開始攀登。山腳處的警示牌用三個嘆號提醒“請掛防滑鏈條！”。隨著坡度變陡、積雪加厚，車輛開始打滑，有時寸步難行，車上的人們不得不下車推車或用手扒雪開路。寒風卷起的積雪如同再次降雪，迅速堵塞道路。 臨近山頂，可見為紀念筑路英雄張福林烈士修建的紀念碑。他曾在此創造全國爆破記錄，并于1951年12月犧牲。到達海拔5047米的山頂后，前行不久便可能遭遇更深的積雪，導致車輛被困，并與對向車隊擁堵。道班工人需用推土機奮戰數小時開鑿雪溝。若耽擱至夜晚，氣溫降至零下30攝氏度，發動機可能凍僵無法啟動，人們只得在車上過夜，如同置身冰窖，靠分食干糧抵御饑餓與嚴寒。

次日清晨，道班工人送來熱飯菜與柴火，幫助烤熱發動機，車輛方能繼續下山。這一切得以實現，得益于1951年至1952年間，超過一萬名筑路戰士以鋼釬鐵錘等原始工具開鑿山體，平均每公里便有七人犧牲。他們曾懸吊于半山腰打炮眼，“就像一串風中的葡萄”，以智慧和勇氣征服天險。

兵站的同志抬著保溫桶爬上山來，豆漿冒著的熱氣在冷空氣中瞬間凝成白霧。 道班工人開著推土機在雪地里推出一條窄道，兩車小心翼翼地錯身而過，車輪碾過雪層，發出咯吱咯吱的聲響。

下山時，母親回頭凝望雀兒山，一輪朝陽正從雪峰后冉冉升起。一剎那，金色的光灑在蜿蜒曲折的公路上，像一條條凝固的哈達。車上突然有人哼唱起當地的民謠：“登上雀兒山，伸手能摸天。一步三喘氣，風雪迷漫漫。” 只是此刻再吟唱，少了幾分恐懼，多了幾分對這片土地的敬畏——敬畏那些用血肉鋪就天路的筑路人，敬畏這座見證了信仰與堅守的神山。

大家緊張的心情放松了，不一而同低聲唱起了起了《打通雀兒山》：“山坡架帳篷，睡在云霧中，樹枝鋪在雪地上，好像鋼絲床……”歌聲被風撕得粉碎，卻讓凍僵的手指慢慢有了知覺。 遠處的山影里，張福林烈士的墓碑靜靜立著，“英雄永活人心”六個字在雪光中閃著微光——這位筑路英雄當年就是在這里，用身體為這條天路鋪下了最后一塊基石。

這段翻山歷程，深刻體現了五十年代川藏公路通行初期的艱辛，以及筑路者和養護者所付出的巨大犧牲與堅韌精神。

在德格兵站打尖一晚上，第二天到了金沙江崗托渡口。當時那里正在施工，建造由前蘇聯道橋專家援建的崗托大橋。它為中國第一座斜纜式吊橋，全長137.87米，橋寬4.8米，高28米，兩旁設人行道，于當年12月建成通車。這座大橋的建成，使之成為當時川藏咽喉要道，可謂“一夫當關，萬夫莫開”。大橋的建成，使天塹變通途，不但結束了千百年來“牛皮船傍水回環，欲渡時望江興嘆”的歷史，而且為鞏固西南邊防，促進邊陲地區社會經濟發展發揮出了巨大作用。

金沙江崗托大橋已不僅僅是一座橋梁，她已經成為民族團結，祖國繁榮的一座里程碑。大橋橫跨金沙江，俯臥于峻嶺蒼塬之間，是何等豪邁壯偉。半個多世紀滄桑巨變，大橋巋然屹立于此，她莊重的身軀既是歷史的見證，也同時感召著藏漢民族興旺的美好未來。第二年返回時，母親再也不用乘坐藏民牛皮筏驚心動魄地渡江了，乘汽車幾分鐘就駛過去了。

此刻金沙江，是被春雪融水喚醒的洪荒巨獸。在虎跳峽的玉龍與哈巴雪山夾縫間，它攢了一冬的力氣驟然迸發——上游雪山消融的冰水裹挾著碎石泥沙，如千軍萬馬沖破峽谷枷鎖，浪頭以數噸之力砸向江心虎跳石，激起的水霧在百米高空凝成雨簾，轟鳴聲滾過峭壁，震得崖邊的杜鵑花枝簌簌發抖。此時的江水是渾濁的土黃色，像被揉碎的戈壁，卻在浪尖翻出刺眼的雪白，那是江底巨石被啃噬出的骨茬。

晨霧還未散盡時，江面上蒸騰的水汽與山巔的云氣纏成一道白練，將峽谷劈成兩半：一半是沉睡的黛色山壁，一半是沸騰的金色江流。正午陽光刺破云層，江面上頓時鋪開萬點碎金，浪濤撞在崖壁上反彈回來，與后續的浪頭轟然相撞，形成一道道交叉的水墻，徒步者站在觀景臺，能感覺到腳下的巖石在隨江濤共振。而在干熱河谷段，江水雖不似虎跳峽暴烈，卻以另一種方式彰顯氣勢——它在赭紅色的峽谷中切開一條深溝，水面因流速過快而泛起細密的波紋，遠遠望去，像大地胸膛上一道跳動的青筋。

金沙江徹底掙脫了春的溫柔，在西南季風的助威下，成了橫斷山區最不羈的存在。此時的虎跳峽，江水量較四月暴漲三成，原本露出水面的礁石盡數被吞沒，浪濤不再是單點爆發，而是連成一片的白色巨浪，從峽谷上游翻滾著撲下來，在V型谷中形成“一線吞天”的奇觀。站在峽底的棧道上，江風裹著水汽劈頭蓋臉砸來，帶著雪水的寒冽與暑氣的燥熱，讓人在顫抖中窒息。

四月的大風還只是掀起浪頭，五月的江潮卻像被無形的手攪動，寬闊的水面上涌起數米高的橫浪，浪與浪之間形成深邃的水谷，遠處的貨輪像一片脆弱的樹葉，在波峰浪谷間起伏。而在皎平渡，當年紅軍渡江的渡口，五月的江水已漫過岸邊的石階，湍急的水流在江面上劃出一道道漩渦，仿佛要將過往的歲月一同卷走。河谷兩岸的氣溫直逼40℃，江面上蒸騰的熱氣與崖壁的熱浪交織，讓整個河谷成了一個巨大的蒸籠，唯有金沙江的濤聲，蓋過了暑氣的喧囂，在天地間奏響永不疲倦的野性樂章。

無論是四月撞谷的春潮，還是五月吞天的暑浪，母親站在渡口，極目眺望，目光越過咆哮的金沙江，瞭望江對岸。

韓組長動情地講起了解放昌都的第一仗- 崗托之戰：“1950年10月，十八軍解放昌都過江后，為了紀念勝利，戰士們用刀刻上的。”韓組長指著對岸又接著說：“江對岸不遠處還有當時舊西藏噶廈政府負隅頑抗、在渡口邊上修筑的三個軍事碉堡，他們妄想阻止解放軍過江。10月7日佛曉，英勇善戰的十八軍將士向敵人打響了第一槍，在炮火的掩護下開始渡江，向對岸臧軍第十團一部發起攻擊。臧軍居高臨下，頑強堅守。戰士們臨危不懼、齊心協力把船劃到對岸邊，迅速占領灘頭陣地。后續部隊強度時，遭到臧軍密集火力封鎖，強度受阻。8日凌晨，我軍經嚴密組織，強渡成功，碉堡里的敵人徹底投降，舉起了白旗，解放軍完全占領了崗托，將鮮艷的五星紅旗插在了碉堡上。”此次渡江作戰，參戰部隊犧牲26人（其中淹亡15人），這些英烈們永遠留在了金沙江畔，崗托成了他們永久的家園。崗托村由此成為聞名天下的“西藏第一村，西藏紅旗最早升起的地方，”盡管戰斗的硝煙已經散去，然而金沙江的江水奔騰不息，好像在述說著當年那段硝煙彌漫的戰爭歲月，讓駐足懷念的人們流連忘返。

韓組長與母親他們乘當地藏民的牛皮筏渡過了金沙江。母親回想起當時過江的情景還心有余悸。過江時正值艷陽高照，江水咆哮，水流湍急，等到牛皮筏行到江心的時候，倏然間江中涌起了浪頭，一浪高過一浪，簡直就象逐浪排空，江水滔天，牛皮筏隨著急流劇烈顛簸起來。船工叮囑道：“不要怕，這是常有的事，抓緊繩子。”母親臉一下子變得慘白，閉著雙眼，兩手緊緊抓著牛皮筏上系的牛皮繩，一動不敢動。那位藏民船工鎮定自若，面不改色，使勁劃著槳。牛皮筏打了數個旋渦，隨著波浪起伏、前行，突然象離弦之箭，急速沖向對岸。好在有驚無險，在江心與大風大浪搏斗了不到半個鐘頭到了對岸。

崗托村藏式民居

母親他們一行懷著對英烈們無比崇敬的心情離開渡口，在崎嶇不平的沙石土路走了好一會兒，就到了昌都地區江達縣崗托村。第九兵站、軍郵站就駐扎在此。母親在九兵站等待出發的二天中，情不自禁想起了父親常向她講起在崗托的 “信使”經歷：“ 1950年10月底，父親隨十八軍解放了西藏門戶、藏東重鎮昌都后，父親又被調回到了西南軍區支援司令部（后改為十八軍后方司令部）第一辦事處地九兵站崗托軍郵站，任站長。崗托軍郵站及其重要，它是所有軍郵站中的樞紐，這是由于崗托處于銜接藏東與川西的要沖所致。黨中央、西南軍區、西藏工委、西藏軍區、昌都分工委往來的要件都要經父親、以及他的戰友們冒著高原缺氧、旅途勞頓、長途奔波、甚至生命危險送到下一站。”父親他們這些軍郵人員常被稱為“馬背上的信使或牦牛背上的信使。”想到此，母親感到無比自豪，她為有這樣的丈夫而感到無尚光榮。她心里默默下決心：“我到了昌都，決不拖他的后腿，好好支持他搞好機要工作。”

（注：本文插圖均由作者提供）

作者簡介：

于雁軍：大同人。山西省知名紅色文學作家，文學學士，高級教師，黨員。五十年代初，父母先后進藏，于雁軍從小對雪域高原懷有特殊的感情。在國家級媒體平臺上發表過《我要去西藏》、《綻放吧，雪域高原上的格桑花》等20多篇系列紀實散文和報告文學。已出版三十萬字紀實長篇小說《雪域曙光》，五十萬字紅色革命歷史長篇小說《滔滔桑干向東流》，有望年底出版。

作者：于雁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