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家｜81歲漢學家顧彬在中國的最后一課

這是德國漢學家顧彬在中國的最后一堂課。

他穿著一件藏青色短袖襯衫，打了條同色系領帶，再套上了那件他在很多場合都穿過的有很多口袋的軍綠色馬甲。他步履緩慢，站定后從包里掏出兩本書，一本是《新華字典》，一本是《德漢漢德詞典》。他鄭重地把兩本書在講臺上并排擺放，封面朝上——哪怕它們在課堂中一次也沒用上。他接著摘下手表，擦了擦眼鏡，翻開一本藍皮筆記本，用一支紅色水筆固定好頁面，準備開始上課了。

這門“概念史”是顧彬為上海外國語大學中文學院/國際文化交流學院研究生開設的課程。上完這堂課的一個月后，他就要結束自己在中國15年的教學生涯，回到德國波恩定居。

顧彬在中國的最后一課。全文攝影：羅昕

起點：龐德翻譯的李白詩

顧彬不止一次說過，他愛中國。是愛，不只是喜歡。

緣分始于李白的《送孟浩然之廣陵》。1967年，在一場詩歌朗誦會上，22歲的顧彬被詩人龐德用英文翻譯的“孤帆遠影碧空盡，唯見長江天際流”深深震撼。那是他接觸中國文學的起點，也是他人生的轉折點——他決定從神學、日耳曼文學轉向漢學。

他的中文名字“顧彬”是1974年他第一次來中國時，一位名叫馬樹德的老師取的。當時顧彬在北京語言學院（現北京語言大學）學習現代漢語，常常從早上6點學到晚上12點。他總說那是“人生中最幸福的一年”。

后來，他成為波恩大學漢學系產量最高的學者，他的研究主要圍繞中國古典文學、中國現當代文學和中國思想史展開。他主編介紹亞洲文化的雜志《東方》及介紹中國人文科學的雜志《袖珍漢學》， 主編十卷本的《中國文學史》并撰寫其中的《中國詩歌史》《中國散文史》《中國古典戲曲史》以及《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他把六卷本《魯迅選集》譯為德文，這是德語世界首次大規模地從中文原文翻譯魯迅著作，此后他又翻譯了北島、歐陽江河、西川、翟永明等詩人的作品，讓更多中國當代詩歌進入世界文學的視野。

“一個人長期研究一個事物，無論原因還是結果，都是很有感情。”同濟大學副教授、詩人胡桑十多年前曾是顧彬在波恩大學的學生。他說：“今天主流的漢學家多在英美。顧老師所屬的德國波恩學派有兩個特點，一個是實證性，追求歷史的真實，不虛構、不杜撰。另一個就是精神性，注重把文學作品上升到哲學維度去理解。顧老師看不上美國漢學家對漢語文本脫離歷史語境的解讀，但他對前陣子去世的宇文所安評價很高，說宇文所安是最好的美國漢學家。”

讓胡桑印象深刻的是，在德國，顧彬上課的第一件事是給每個想喝的人倒上白酒，先喝三杯，這很中國。課后顧彬會帶著學生去看波恩的古跡，去老墓園散步，一邊走一邊說這是貝多芬的媽媽、那是叔本華的妹妹，還有舒曼夫婦……

“顧老師是中國通，但他還是會用德國的審美標準或者認識事物的方式來看中國。他與我們的認知會有偏差，但也經常交織。比如中國人喜歡白酒，他也喜歡白酒；中國人喜歡美食，他酷愛中國菜；中國人喜歡李白，他也喜歡李白，此外還有屈原、蘇軾，但李白是他最喜歡的。”

不用PPT的老師

2011年從波恩大學漢學系退休后，顧彬開啟了他15年的中國教學生涯。2016年，他獲得了中國政府友誼獎，這是我國為外國專家設立的最高榮譽獎項。

15年里，顧彬先在北京外國語大學當特聘教授，此后成為汕頭大學、中國海洋大學的講座教授，在北京、汕頭與青島三地之間來回穿梭。三年前，他受聘于上海外國語大學，在上海度過了80歲生日。

在“概念史”這門課上，顧彬講授歷史、哲學、文學、美學。這最后一堂課，講的是宗教和神學。一開始，在座者都以為他會有一番演說，但他只說他將回到德國，并感謝了學校，其余時間都在講課。

課堂上的顧彬

“我很感動。顧老師從來不會因為這是第一節課或是最后一節課而改變他的教學態度，他一直非常嚴謹，試圖把他通過歷史脈絡梳理找到的一些有意思的發現告訴我們。”

上海外國語大學現當代文學專業碩士生方方（化名）告訴我，顧彬上課從來不用PPT，他喜歡用關鍵詞的方式串聯一整節課程。比如講“小市民”，他會用一些關鍵詞串聯起“小市民”這個概念的發展史，還喜歡和同學一起欣賞和主題相關的音樂或者藝術家畫作。大家可以明顯感受到顧彬在哲學、音樂、美術方面都深有造詣，而這些能幫助他更好地理解文學。

方方觀察到顧彬的備課本總是記滿了密密麻麻的詞語。“他是很‘老派’的老師，電子產品通常只會作為輔助的角色出現，他傾向于通過大量的紙質資料查找和閱讀來備課。他準備的內容往往超出課程容量，這或許是他上課游刃有余的原因之一。”

“顧老師平時不會給我們布置作業，但如果有疑問的話，他很樂于給同學們解答。這門課考試的形式是寫文章。”方方說，“顧老師很有趣的一點在于，他雖然‘老派’，但并不是個死板的老學究，他很樂于看到同學們自己的一些思考和想法，而不是照搬教科書。所以他對論文的字數或者格式沒有要求，只是希望看到一些真實的東西。”

最后，這堂課是在搖滾樂團普洛柯哈倫的《A Whiter Shade of Pale》中結束的，這首世界著名的搖滾旋律帶著古典的味道。顧彬側身盯著電子屏幕上的MV，許久沒有轉頭，也沒有說話。

沒有人知道那一刻他在想什么。他仿佛靈魂出竅。

這堂課是在搖滾樂團普洛柯哈倫的《A Whiter Shade of Pale》中結束的

夫人：最好不要指名道姓

得知我是記者，顧彬問我主要寫什么，我說我做文學報道，然后鬼使神差地補了句“中國當代文學”。

他點點頭，說，我也是當代的。

我原本擔心這是一個敏感的話題。二十年前，顧彬在接受德國媒體采訪時對中國當代文學有所點評，這番發言經由媒體“加工”，以一句“中國當代文學是垃圾”引起輿論嘩然。后來在第一屆國際漢學大會上，顧彬形容中國當代文學與現代文學是“二鍋頭”與“五糧液”的差別，由此引發的巨大爭論甚至成為了當時文壇的一種“顧彬現象”。

“那個時候我寫完了《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發現中國當代文學中有的寫作太過時了，寫的是五十年、一百年前的東西，覺得有些問題應該談一談。但我的批評沒有涉及到所有中國作家，也沒有涉及到整個中國文壇。”顧彬告訴我，“中國學界的反應給我的感覺是，很多人想的和我一樣，但不敢說，需要我說。”

在胡桑看來，撇開媒體的炒作，老師當時想表達的意思有兩層，一是一批女性作家的寫作過于張揚身體的欲望，二是一些作家的語言也不太講究。“對于這類批評，中國作家很容易感到被冒犯。但在歐洲，批評是最正宗的文章，是一種非常嚴謹、深入的探索作品的方式。任何作品在它誕生的時代都有局限，批評就是要去厘定那個局限。”

顯然，時至今日人們依然十分關注顧彬對于中國當代文學的看法。如果顧彬的夫人張穗子隨行，她會再三提醒他不要再指名道姓地評價當代作家。但顧彬不想掩飾批評，也不想掩飾欣賞，盡管他對中國的人情世故也已深有體會。

在胡桑組織的一場告別詩會上，有讀者提問顧彬“誰是當下中國最好的詩人”，顧彬說是歐陽江河，坐在一旁的胡桑趕緊玩笑道，這個名字還是不要外傳了，免得更多人知道了會“不太高興”。

“很遺憾，曹丕的‘文人相輕’在今天還是有效的。中國很多作家和詩人會否定別人的作品，認為自己的才是最好的。”顧彬一臉嚴肅地說，“這樣想不僅對整個文壇不好，對自己也不好。如果一個人總覺得‘為什么是他，不是我呢’，唯一的解釋是，他看得還不夠多。”

“中國文學垃圾論”？20年后，顧彬再回應。采訪/拍攝：羅昕 剪輯：羅昕 譚垚(02:32)

“我沒有身體，我只有靈魂”

我曾以為，顧彬最看重他的漢學家身份，但他告訴我，他首先是一個詩人。

他從14歲開始寫詩。住在上海這三年，他寫了很多詩。他喜歡去一家叫“room 127”的酒吧，經常約胡桑在那里喝威士忌、聊天。他也喜歡和附近的修車大爺待在一起，有時帶上一瓶好酒，就和大爺在路邊邊喝邊聊了。他把看過的風景、喝過的酒、遇到的人，都寫進了他的詩里。

作為詩人的顧彬，十分強調語言。采訪/拍攝：羅昕 剪輯：羅昕 譚垚(01:47)

“這里的人很可愛。”顧彬說，走在上海的馬路上，沒有人對他這樣一位滿頭白發的外國人大驚小怪，也沒有人說“你中文怎么說得這么好”，甚至還有老爺爺、老太太找他問路。

他在上海的一天常常是這樣展開的：凌晨2點半起床，先寫詩，寫自傳，在吃早飯之前還可能再寫一會信。吃過早飯后，他開始寫書——已經寫完李白、曹植的部分，最近正在寫杜牧。中午可能吃飯，也可能不吃，下午開始備課，接著上健身房。到了晚上，是否要吃晚飯得“看看情況”，有時他八點就躺下了，但經常在十二點之前又爬起來工作了。

“我的大夫罵我，說我這樣很快就會死掉了。我每天應該睡十個小時，只能工作四五個小時，但是我每天工作十六個小時。”顧彬有些無奈地說，“如果我只能工作四五個小時，其他時間干嘛呢？沒有人和我踢足球，我不能從早到晚在酒吧喝酒，也不能老在家里看書。”

他不用手機。那件設計了很多口袋的軍綠色馬甲里，眼鏡、紙巾、小本子、筆……應有盡有。就是沒有手機。

但這并不妨礙他與他人聯系。最后一堂課結束后，他和學生們一起去吃午飯，地點是他常去的一家象山海鮮店。

“魚頭，要點魚頭。”他讓大家想吃什么點什么，也不忘為自己點一份魚頭，并強調要放辣。他要求先來一點杜康，解解乏，而他的夫人一聽他要喝酒，滿臉抗拒又無奈。她囑咐廚房“少油少鹽”，轉頭像安撫小孩似地對顧彬說：“我是為了你的身體。”

顧彬握著酒杯脫口而出：“我沒有身體，我只有靈魂。”

“沒有中國就沒有我”

吃過午飯，他問在座的各位有沒有看過今年很火的《給阿嬤的情書》。對于表示好看的人，他還要進一步追問好看在哪里。

“我覺得這是一部不錯的電影，不過我沒有哭。”

他喜歡和中國人聊天。他感覺自己也在學習，不僅是學習語言，更是吸收各種觀點。“中國人對自己文化和文明的理解，和我的經常不一樣。我有時比較絕對，他們也在幫助我思考問題。”

在方方看來，顧彬是一個既嚴謹又可愛的人。他很守時，約定好的時間從來不會遲到。他也很真誠，樂于向別人請教他不知道的東西，從不掩飾自己的真實想法。他珍惜書本，喜歡分享，會把有趣的書送給朋友，也給上外圖書館捐贈了許多書。

但他也有小孩的一面，比如會小聲抱怨健身房教練訓練太累了，導致他坐在椅子上就想打瞌睡；或者抱怨夫人“管”太嚴，讓他很多東西不能吃得痛快。

“印象最深的還是，顧老師真的很喜歡中國。”方方想起，有一次，穗子老師說，這里就顧彬一個外國人，顧彬馬上反駁，這哪有外國人，他不是外國人。

顧彬自評：我之于中國文學。采訪/拍攝：羅昕 剪輯：羅昕 譚垚(02:20)

在顧彬回德國之前，我和顧彬約在“room 127”又見了一面。

“簡單地來說，我覺得我完成了我的任務吧。”回望自己的中國文學之路，顧彬說：“一般來說，中國學者要不然研究小說，要不然研究詩歌，要不然研究散文，要不然研究戲劇；要不然研究當代，要不然研究現代，要不然研究古代……我什么都研究。因為從德國學術傳統來看，如果我們只研究一部分，不研究前一部分、后一部分，我們就不知道我們研究的東西在文學史中是什么地位，在國外又是什么位置。”

他也堅持所有研究都應該講邏輯和理性。“做學問不應該有恨。但在德國，有人說我總為中國說話，這讓我的書很難賣出去。從2016年到現在，也少有德國記者跟我對話。很少人可以就生命經驗做出冷靜的判斷，這對德國人而言，也是非常可惜的。”

他對中國是愛，不只是喜歡。二者的區別在于，他看見了這里的缺點和不足，他更對此直言不諱，但他依然對它充滿感情。

“沒有中國就沒有我。我從一開始就喜歡中國人，到現在也沒有變化。”顧彬說，他在中國的一切都可謂完美。如果非要說有什么遺憾，那就是以后不在中國生活了吧。”

顧彬在中國上的最后一堂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