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
三天，眼皮子一抬，就過去了。
活動收尾，該回清溪村了。收拾行李，稍坐休息時，心里突然覺得不對勁，一下子空空落落。說不上來是舍不得這太行山里頭的小村子，還是舍不得這三天湊到一塊兒的人。估摸著，是后者。志同道合的人湊到一起，時間就跟長了翅膀一樣。
這趟沁水沒白來，最大的收獲，是結識了三位老師——趙飛燕、鄭良前、袁慈國。臨走前一晚，我們四個人，在樹理書屋坐了很久，聊得痛快。南有周立波，北有趙樹理，中間還夾著個焦裕祿，三個故事，就在這太行山下，匯到一處了。敞開嘮，嘮得心里熱乎乎的，全是感動。
飛燕老師三年前退了休，回到尉遲村，一門心思撲在樹理書屋上。一個月三千多塊的退休工資，全搭進去了。她一邊守著書屋，一邊領著鄉親們編快板詞，唱如今的好日子。錢不湊手的時候，她那年過古稀的老母親，顫顫巍巍地掏出荷包，硬塞給她。說到這兒，飛燕老師嗓子眼兒就緊了，眼眶紅紅的，愣是忍著沒讓淚掉下來。她說，再難，也得把爺爺的文化守好，把這股子精神傳下去。熬不住的時候，她就去找孩子們。拿起話筒，講樹理先生的故事，講著講著，自己就覺得什么都值了。夜深了，靜了，她一個人守著書屋，捧著爺爺的書，望著窗外的月亮。她沒見過爺爺，可老一輩嘴里的那些事兒，她都記在心里，翻來覆去地想。拿起筆，一筆一畫地描，描出來的，都是爺爺的影子。她說，自打辦了這個書屋，就覺得爺爺一直還在村里，從沒走遠。
鄭良前老師，山東淄博人。這些年，他鉚足了勁搜集焦裕祿的故事，寫了幾十萬字。書屋里的藏書，好多都是寶貝，有周立波的，也有趙樹理的，都是他一本一本，長年累月淘來的。袁慈國、鄭良前，十三個人，五年前辦了《文學博山》公眾號。博山那一帶的文友，從此有了個說話的地方。一群愛讀書、愛寫字的人聚到一處，挖掘焦裕祿的精神，為淄博博山的經濟文化，盡一份心力。鄭良前老師還寫了一部書，三十七萬字，里頭全是焦裕祿的故事。焦裕祿常說：“蹲下身子才能看見螞蟻。”凡事要探個究竟，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趙樹理當年給他寫過四幕劇本，兩個人，心里都裝著百姓。這回鄭老師過來，帶了些資料——是趙樹理先生跟焦裕祿當年在文化上、工作上來往的記載。他親手遞到飛燕老師手里，說，這些東西，放到你這兒，才算真正歸了根。他說，當初看到這些文字的時候，心里就想著，早晚得找個機會，到趙樹理先生的故鄉來一趟，親手交給他的后人。這回中國作協舉辦“著名作家抵達文學‘縣’場”的活動，算是把他的夢給圓了。他說這話的時候，聲音越說越低，眼睛卻亮閃閃的，側過頭，看了看旁邊舉著手機的袁慈國。
袁慈國老師，是鄭老師的老搭檔。兩個人搭伙兒干同一件事，一個挖故事，一個拍故事。袁老師愛拍小視頻，這幾天跟著作家們走村串戶，手機就沒離過手。他說，到了樹理先生的故鄉，就得多記多拍。這地界兒上，到處都有先生當年扎下的根。不拍下來，就算白來一趟了。他說，他們挖焦裕祿的故事，挖著挖著，就挖到周立波、趙樹理頭上來了。沒承想，幾個人竟在“著名作家抵達文學‘縣’場”的活動上碰了面。這大概，就是文化的緣分吧。
我從清溪村動身的時候，想法簡單得很——送故事來，或者說，換故事。周立波寫清溪村，趙樹理寫沁水，兩位寫莊稼人、寫土地的老前輩，一南一北，隔著快一百年。我跟著這活動來，就是想讓茶子花跟山藥蛋，再碰一回面。可三天下來，得的遠不止這些。故事團圓了，人也叫故事托著，往高處長了一截。在這兒，我眼見著陳建功老師，那么大個作家，在樹理小鎮上，跟鄉親們拉家常、逗樂子，聊著聊著，就拿自個兒的經歷，點醒了我們的思路。張二棍老師的沉穩，榆木老師的隨性，都叫人心里覺得踏實。還有飛燕老師那股子犟勁兒——守著一間書屋，守著爺爺的文脈。鄭良前老師和袁慈國老師那股子熱乎勁兒——大老遠跑來，揣著一堆故事，握著一部手機，就為了讓故事歸根。
這一下我曉得了，文化傳承，從來不是一個人的事。是一群人，一大群人，你傳一棒，我接一棒，就這么一輩一輩往下傳。這里頭，也有我。
沁水之行，所見所獲，我要全部打包，帶回清溪村。
走了一趟親，認識很多人，學會很多事，能諢很多年。
作者：卜雪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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