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四十，她用這部自導自演的“觀眾票選最佳長片”，給出了最溫柔的反抗

第二十屆FIRST青年電影展

「導筒」特別報道

在今年的FIRST主競賽單元中，《七分熟》帶來了一股獨特的坦誠氣息。

導演張歆將自己的博士畢業焦慮、育兒日常與職業困境一并揉進劇本，用虛構與非虛構交織的方式，呈現了一位四十歲女性在家庭、身份與自我之間的拉扯。

首映過后，有男性觀眾看哭，也有觀眾直言“太吵了”——這種不同的反饋，恰好印證了影片觸及了某種真實的痛感。張歆說，她想做的很簡單：把屬于媽媽群體的日常經驗帶到公共視野里，讓沒經歷過育兒生活的人，能看到養小孩到底是什么樣的狀態。她也說，創作時最重要的事，是把人物當成完整獨立的人去寫，而不是當成一個被觀看的女性。

在這篇導筒對導演張歆的專訪中，我們和她聊了聊“七分熟”背后的創作邏輯、低成本獨立制作的務實選擇，以及她對當下國內女性電影環境的觀察。

目前，《七分熟》FIRST主競賽的觀眾選擇榮譽排名，以及微博場刊評分中均位列第一。

張歆

中國電影藝術研究中心碩士、北京電影學院導演系博士，2015年第九屆FIRST電影展初審評委；2016年新片場NEW ERA青年電影季評委；金立廣告《給媽媽的信》（2016）編劇 ；《一個新的情緒》（2024）藝術指導/表演指導；《七分熟》（2026）導演/編劇/主演；魯迅美術學院劇作特約教師

采訪/編輯：王晨宇

卸下社會預設，她在影像里重構女性的多元樣貌

采訪正文

引言：《七分熟》劇情簡介的最后一句是“女人四十，生活會是幾分熟？”。這是張歆自編自導自演的首部長片，故事帶著她本人的生活底色，講述四十歲女性在家庭、身份與自我之間的拉扯。她把自己身上那些堅韌、脆弱與勇氣的時刻，坦誠地鋪在了觀眾面前。

在張歆動身前往FIRST之前，我祝她玩的開心，她說自己的三個愿望——獨立電影獲得曝光、進入公共討論的空間、建立起導演的身份——都已經實現了，她已經很開心。

導筒：對你而言，七分熟具體指向什么？

張歆：好多采訪都會問到“七分熟”的含義，其實最開始定下這個名字，我就沒把它只當成一個描述人生階段的標簽，它不只是一種人生狀態，更是一種面對生活的態度，是一種人生哲學。

很多人聽到片名，會下意識對應到四十歲這個年齡節點，覺得人到中年大概就是七分熟的狀態，但我心里的落點其實不在這里。當初和海報設計師聊創意的時候，他也特別認可這個概念，后來還在小紅書上分享過海報的創作思路，整個視覺調性都是圍繞七分熟的內核來做的。

我一直有個很真切的感受：人站在當下的任何一個時刻，都會覺得此刻的自己是成熟的，做出的決定是深思熟慮、絕對正確的。可只要時間往前推一點，半年、一年，或者三五年后再回頭看，很多當初篤定的選擇、認準的道理，想法可能就完全變了。但有意思的地方也在這里。你不能因為知道未來的自己會推翻現在的認知，就索性不做選擇、不往前走了。恰恰相反，哪怕清楚這份“成熟”是有局限的，放在未來看或許還帶著幾分青澀，我還是覺得人要在當下拼盡全力，篤定地去做自己認為對的事。

導筒：影片脫胎于你讀博期間一邊帶孩子一邊寫作的階段，當初創作的源點從何而來？

張歆：片子里的故事，設定在博士答辯前后那段日子，講的是畢業前、還在準備答辯那段時間的狀態。但真正開機拍攝，已經是我拿到博士學位半年之后了。那半年的現實經歷，也反過來給故事補了很多實在的內容。

那半年我在事業上遇到了挫折，原本洽談的高校入職最終沒談成。沒談攏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我想留在大理，方便照顧孩子、兼顧他的教育規劃。職業發展對地域的要求，和我想守住的生活湊不到一起，自然生出了矛盾與戲劇張力。

換個角度想，如果我是單身狀態，哪怕學校位置偏一點，住在離市區遠的大學城，我覺得都算不上多大的困難。只要真的想進這所學校，總歸是能去的。可一旦有了家庭的牽絆，要考慮孩子的成長和教育，這件事就沒那么簡單了。

真正的矛盾其實藏在心里。一邊是想陪著孩子長大、守好當下生活的執念，一邊是放不下職業發展、想做出點成績的欲念。為了留在大理，我主動放棄了一些機會，可真做出讓步之后，心里又總覺得不甘心，沒法徹底放下另一邊的想法。

這種內心的拉扯攢到一定程度，反而催生出很強烈的創作欲望，我沒多猶豫就很快啟動了這部片子。這些真實存在的矛盾和拉扯，讓整個故事有了足夠的張力，也藏著很多可以展開的戲劇空間。

導筒：這是一部帶著強烈自傳色彩的作品，在劇本階段，你對真實生活做了哪些取舍或改編？

張歆：故事是在真實生活基礎上做了改編的，素材基本都取自當時的生活主線。那陣子我的日常核心就兩件事，帶孩子和讀博。偶爾去咖啡廳坐坐，或者和朋友出門喝兩杯，都只是生活里的小插曲，和大家上班間隙抽空喝杯咖啡沒什么兩樣，算不上生活的主干，創作時的素材基本都圍繞這兩條主線來挖掘。

真正落筆寫劇本的時候，我們做了不少取舍。比如和朋友相處的很多細碎內容就拿掉了。還有真實的育兒日常，遠比片子里呈現的要瑣碎繁雜得多，那些太過冗長重復的部分，我們也都一一去掉了。

片子放映之后，觀眾的觀感差異還挺明顯的。有過育兒經歷的媽媽們，大多覺得內容很真實，很有代入感。但沒養過小孩的觀眾，不少會覺得里面的場景太吵鬧，甚至有人調侃這是現實主義恐怖片。

其實對媽媽群體來說，這種狀態早就習以為常。孩子的存在會把完整的時間拆得七零八落，哪怕他去幼兒園的時候能松口氣，只要他回到家，不管你是在趕工作進度，還是難得和朋友喝酒慶祝，隨時都可能被打斷。我們早就適應了這種碎片化的日常，不覺得有什么特別之處。

出現這樣的觀感差異，說到底還是每個人的生活經驗不同。我們做這部片子，也是希望能把這類屬于媽媽群體的日常經驗帶到公共視野里，讓沒經歷過育兒生活的人，能實實在在看到養小孩到底是什么樣的狀態。

導筒：這部電影探討了不同的身份，在這種探討下，你最想給觀眾傳遞的是什么？

張歆：片子放映之后，觀眾的反饋分化還挺明顯的，大致分成兩撥。一撥人能完全接住我的表達，能看懂我想講的內核。人活在社會里本來就同時承擔著很多身份，在家庭里、在社會上、在朋友眼中，各有各的角色，每一個外界貼的標簽，都只是我們眾多身份里的一部分。

但很多標簽背后，都帶著無形的社會期待。比如成為媽媽之后，外界會默認你該是什么樣子。提到高知女性，又有一套固化的想象。就連女導演這個身份，也會有人先入為主地覺得你總在講女性議題，好像這樣不對。各種各樣的標簽套在人身上，每一個都帶著預設的評判標準。

我想表達的是，這些身份都是我們的一部分，但怎么在這些身份里活著，該由我們自己說了算。我創作的初衷，就是想打破這些刻板印象。做媽媽不只有一種模板，她可以有自己的選擇。讀博士也不是非得天天戴著厚眼鏡悶在書房苦讀到深夜，她也可以出門玩樂、有自己的生活。只要把分內的事做好，用自己最舒服的方式去生活，所有身份都該先從人的角度去看待，而不是照著社會給的固定定義去套。

另一撥觀眾的反應剛好相反，甚至會理解出和我本意完全相反的內容。我看到過一些差評，說主角太自私，說她對孩子、對母親的做法有問題。我倒不覺得這是惡意攻擊，更像是他們被內容刺痛了。說到底，這些評價還是在用對媽媽、對女兒的固有標準去要求角色。而我這部片子想反對的，恰恰就是這種刻板的要求。

導筒：這次以導演的身份交出首部長片，這個身份轉變對你來說意味著什么？

張歆：這代表我又一次在不被定義的狀態里，找到了一條新的路，新的生活方式。陸續去過不少學校代課，我特別喜歡給學生講課的感覺。講課是一個持續輸出的過程，要想給學生講透內容，自己就得不停吸收新東西，保持輸入的狀態。這種節奏會推著我一直學習、一直往前走，我很享受這樣充實的狀態。

我心里慢慢摸索出了屬于自己的人生解法。當暫時沒有一個外界認可的穩固社會身份時，我就通過拍這部片子，給自己搭建起一個新的身份，也就是導演。有了完整的創作經歷和導演身份之后，我可以接著做創作，拍出更多想表達的故事；同時也能帶著自己的學術背景，加上實打實的創作經驗，再回到學校和學生交流。

這就是我給自己預想的未來的路。拍這部電影，一方面承載了我自己的表達，能借著作品和觀眾探討一些真實的生活問題；另一方面，它也實實在在回應了我生活里的訴求，幫我為自己想過的生活，慢慢鋪出一條可行的路徑。

導筒：影片剛在 FIRST 完成首映，首映結束后你最直觀的感受是什么？和你出發前預想的狀態有差別嗎？

張歆：首映結束后的感受，和出發前預想的確實不太一樣。出發之前，我對自己的劇作是滿意的，最終成片里的情感也足夠真摯，但心里還是揣著不少顧慮。

原本我們預判片子的受眾會更偏向中年女性和媽媽群體，之前沒大面積給外人看過成片，所以特別擔心兩類觀眾的接受度。一類是男性觀眾，不確定他們能不能接住片子里細碎的日常情緒，會不會覺得內容和自己距離太遠；另一類是沒有婚育經驗的年輕女性。另外我也清楚，國內當代女性主義發展勢頭很猛，但內部觀點其實特別分裂，極端的、溫和的，不同立場之間常有分歧，不同觀眾對同一段內容可能會有完全相反的解讀，這些都是出發前我心里沒底的地方。

真正首映完，結果比預想的要好很多，現場就收到了不少男性觀眾的正面反饋。后來看豆瓣和小紅書的留言，也有很多男性觀眾主動留言，說自己全程看進去了，甚至跟著劇情看哭了。這對我來說是特別大的創作鼓舞。

其實寫這個角色的時候，我沒有把她當成一個被觀看的女性來寫，而是把她作為一個有主體性的獨立個體去塑造。就像我們小時候看英雄電影，女性觀眾也會自然代入男性主角，不會去代入那些被凝視的花瓶角色。現實里的普通女孩不會個個都像銀幕上的美女，大家更容易共情那個主動掌控故事的主角。創作時堅持把人物當成完整獨立的人去寫，反而能打破性別帶來的壁壘，讓更多不同的觀眾都能走進故事里。

導筒：這部片子的拍攝團隊、制作規模是怎樣的？作為一部低成本獨立首作，你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優先保證了哪些創作上的表達？

張歆：這部片子是典型的小體量獨立制作，整個拍攝團隊加起來只有12個人，啟動成本也很低，大概幾十萬的規模。從項目一開始我們就清楚，有限的預算和人力撐不起標準化的工業化制作，所以在創作和拍攝路徑上做了很明確的取舍。

我們選擇虛構與非虛構結合的方式，用真實人物出演片中對應的角色。這么做一方面確實受限于經費，不用額外邀約專業演員，能省下不少制作成本；另一方面也能最大限度壓縮籌備周期，用最快的速度完成拍攝，讓整個項目能順利推進。團隊里每個人都身兼數職，整套工作模式都往靈活、高效的方向調整。

在資源有限的前提下，我們把所有創作重心都落在了內容上。最核心的要求，是保證劇作的流暢度、敘事表達的準確性，還有表演的真實自然。對我們來說，技術層面的精致感是次要的，先把故事講圓、把整體節奏把控到位，才是最關鍵的事。只要觀眾能看得進去，能完整地看完整個故事，那我們想通過片子傳遞的觀點、想探討的問題，就能順利推到觀眾面前，和大家展開真正的交流。

對低成本獨立創作來說，這是很務實的選擇。不用強求面面俱到的工業質感，也不用盲目追求制作上的排場，把核心的內容做扎實，讓故事擁有打動人的力量，一樣能完成創作的初衷。

導筒：為什么會選擇在云南拍電影？近年云南走出了一批很優秀的電影人，您覺得這會成為一種語法嗎？

張歆：我拍《七分熟》之前還沒和云南本地的創作者建立連接。直到這部片子拍完，我把制片人找過來，之后大家就持續合作，陸續啟動新的拍攝項目。我也會去其他導演的片子里幫忙，打磨劇本、做表演指導，偶爾也客串出演角色。

當初《七分熟》的劇組里，現在已經走出了四位導演。大家在云南范圍內互相搭伙拍戲，我們的制片人也從武漢搬到了昆明定居。一來二去，我就和整個云南的創作圈子連上了。這是個規模不大、相對獨立的小群體，大家持續產出作品，狀態有點像電影新浪潮鼎盛時期，互相幫襯著完成對方的片子，在不同項目里承擔不同的角色。

我們沒有形成統一的創作風格，每個導演想講的內容不同，追求的影像質感也不一樣。但在互相配合的過程里，大家都有不少收獲。自己做導演的時候，整個項目圍繞個人表達推進；去協助別人的時候，就能接觸到不一樣的想法和創作方式，一邊觀察一邊學習，試著融入對方的節奏。等回頭再做自己的作品，思路和手法肯定會和第一部有所不同。

我們一直保持著緊密的合作，產出效率很高，作品質量也穩定，拍出來的片子基本都能入圍電影節。雖然待在遠離行業中心的地方，但也因此擁有了很大的創作自由。大家一直堅持低成本制作，制作模式上有共通之處，但每部片子的最終風格，還是完全跟著導演個人的審美走。這種身份切換的過程，也讓我們學會放平姿態，習慣從導演的核心位置退下來做輔助工作，心態會更平和，對長期創作很有好處。

至于為什么大家都聚在云南，我也說不準具體原因。可能就是我們這群人喜歡待在這里，偏遠地方資源雖然少，但自由度更高，人也更隨性。想做事的時候說干就干，閑下來就湊在一起玩，打臺球、喝酒、看電影，看完了各抒己見爭論不休，真到合作的時候又格外默契。到底是這片土地的特質，還是剛好這群人湊在了一起，或許以后可以去梳理。

導筒：近年國內女性題材的獨立電影越來越多，也有不少像你一樣從自身經驗出發的女性創作者。你怎么看當下國內女性電影的創作？獨立女性電影進入公共討論，最難的是什么？

張歆：我覺得當下國內女性獨立電影的創作環境是變好了。首先是拍攝門檻降低了，現在拍攝介質很自由，哪怕用手機都能拍電影。放在以前用膠片拍攝的年代，普通人啟動一部片子難度很大，現在技術發展，包括AI的便利，把這層壁壘打破了。再加上經過這么多年中國電影的發展，靠著前輩創作者的持續鋪墊，私人化的影像和個人經驗，已經可以拿出來作為公共討論的文化資源了。早些年，這種偏向私人的講述可能會被認為不夠正統，現在的環境已經包容很多，私人表達是被接納的，能承載這類表達的場域也比以前豐富。

大家最近都在說整個電影行業大環境不好，那是商業電影賽道的情況，和我們這種小成本獨立創作不是一個范疇。至少在獨立創作這塊，現在的環境是比以前好的，真想表達、想拍東西，實現起來要容易很多。到最后核心的問題反而落回了創作本身，就是你到底要拍什么，以及要怎么去拍。

至于獨立女性電影進入公共討論最難的部分，我覺得是怎么把私人化的個人經驗，轉換成能被大眾接住的公共文化資源，這中間需要方法和路徑。有些創作者的講述方式會讓觀眾產生抵觸，覺得沒法理解你的內容。畢竟中國地域太廣，圈層劃分也多，每個人的生活經驗相差很大，人很難共情自己完全沒經歷過的生活。怎么把自己專屬的感悟、把別人沒見過的生活狀態，處理成觀眾看完能理解、能共情的內容，這個轉化的過程，最終要靠創作技術來解決。

導筒：影片從“女人四十，生活會是幾分熟” 這個叩問開始，始終沒有給出標準答案。你自己對這個問題有新的答案了嗎？你會給當下的自己打幾分熟？

張歆：到現在再回頭看這個問題，我的答案還是接著往前走。我一直很喜歡七分的狀態，就像常說的事不做絕、話不說滿，做人做事都給自己留一點余地。很多人問過為什么不是八分、九分，在我心里七是個很妙的刻度，有點像黃金分割點，自帶一種美感，很有意境，甚至可以說是一種很溫柔的祝福。人生能握在手里的有七分，就已經很不錯了，不是只有拿到十分才算過得好。

我們其實一直在重新定義很多生活的標準。以前總覺得要出人頭地、要做英雄才算活得成功，現在大家也會討論，安安穩穩過自己的日子難道就不行嗎。社會的文化一直在變遷，人們對很多熟悉的概念、熟悉的評判標準，都在慢慢給出新的解釋，沒有什么定義是一成不變的。

老話說太滿則易損，有七分的成色，留三分的余地，在我看來是很舒服的人生狀態。當然，留余地不代表松懈躺平，人還是要努力的去選擇和擁有你想過的生活。

只要真的認認真真付出過，最后人生到底能算幾分熟，其實反而沒那么重要了。過程里的用力和認真，比最終那個刻度數字要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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