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雜記｜“除四害”運動中的知識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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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走政治與現實之間

——建國初期“除四害”運動中的

知識分子群體論析

（原標題）

來源：《湖北第二師范學院學報》2014年05 期

作者：張昭國、廖靈丹

摘要：在建國初期的“除四害”運動中, 對于麻雀是否應該消滅的問題, 知識分子群體表現出了多維的面相:或保持沉默、或推波助瀾、或耿介直言。他們的態度分野, 既是知識界由“雙百”的“早春天氣”轉軌到“整風反右”料峭嚴寒后的心態折射, 又是建國后政治與學術之間復雜關系演繹的生動縮影。同時, 歷史也昭示著, 當知識分子處于政治與現實的邊緣時,他們自身更要有恪守真理的勇氣與膽識。

對建國后發生在五十年代的“除四害”運動, 已經有不少回憶或研究性質的文獻出現。(1)但諸多學者卻忽略了這一運動中的一個特殊群體———知識分子。在“四害”之一——麻雀是否應該消滅的問題上, 他們或保持沉默、或推波助瀾、或耿介直言。他們在這一運動中的多維面相, 既是知識界由“雙百”的“早春天氣”轉軌到“整風反右”料峭嚴寒后的心態折射, 又是建國后政治與學術之間復雜關系演繹的生動縮影。考察這一運動中的知識分子群體, 有助于我們思考如何發揮知識分子在社會主義建設中的積極性與創造性問題。

一

1956年1月12日, 《人民日報》發表了既是號召又是解釋作用的《除四害》為題的文章。要求“全國范圍內展開群眾性的除四害運動, 在今后的七年內, 就是從現在到1962年的期間基本上把四害除盡。”對“除四害”運動發起的初衷, 文章闡述道：“消滅老鼠、蚊子、蒼蠅, 有效地制止某些烈性傳染病的傳播, 減少這些傳染病對人民的威脅, 從而有益于人民健康的增進, 因此, 這又是人民衛生保健事業中的一項根本措施。”[1]

就“四害”來看, 蒼蠅、蚊子體積小而且生存季節性強, 老鼠深居洞穴又是夜間活動, 與人爭糧的方式是“偷”, 只有麻雀目標最為明顯, 與人爭糧還是“搶”。因此, 首當其沖要消滅且效果最明顯的還是麻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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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除四害”運動中被打死的麻雀有近20億只

還在1955年12月18日, 《人民日報》就報道了甘肅省武山縣郭槐鄉開展消滅麻雀的運動。“甘肅省武山縣郭槐鄉的青年和少年最近開展了一個消滅麻雀的運動。……在兩天時間內就消滅了八千三百六十八只麻雀。”“青年團甘肅省委員會最近號召在全省要組織一百萬青年和少年, 利用今冬明春下雪后和麻雀產卵期的時機開展大規模的消滅麻雀的活動。”[2]隨之又報道了所謂一個看不到麻雀的鄉———緊靠頤和園的火器營鄉。“該鄉黨委組織了一個由十七位青年學生和民兵構成的捕捉隊。從11月29日至12月6日, 他們共捕捉麻雀2119只;之后十余天, 他們又捕捉了200多只;然后, 該鄉就基本上看不到麻雀了。”[3]

就在全國上下眾口一聲要消滅麻雀的時候, 一些具有高度社會責任感的生物學家將骨鯁在喉的對消滅麻雀運動的批評還是說了出來。

在中國動物學會第二屆全國會員大會上, 實驗胚胎學家、中國科學院實驗生物研究所副所長朱洗、華東師范大學教授薛德焴、復旦大學教授張孟聞、西北農學院教授辛樹幟、福建師范學院教授丁漢波等認為, 定麻雀為害鳥的證據不足, 建議在沒有得科學證據前暫緩捕殺麻雀。

1956年12月3日、1957年1月3日、2月11日, 薛德焴在上海《文匯報》上連發三篇文章, 就麻雀是害鳥問題提出異議。他不但從科學和歷史兩個方面, 以翔實的證據說明麻雀在控制害蟲和雜草危害的功勞“實在是很偉大的”,[4]而且指出僅靠觀察到的麻雀吃谷現象就斷言麻雀益少害多, “在科學上的證據還不夠充分”,[5]他認為不應消滅麻雀, 而應對其采取“防害增益”策略。[6]

動物學家、中國動物學會上海分會理事長張作人就許多人因為消滅麻雀已定為國策而保持沉默的情況, 指出“其實這是行政上的事務, 是一種想增加農業生產的行政事務, 應當可以修正。”[7]

與此同時, 支持消滅麻雀的聲音也不絕于耳。揚州蘇北農學院的林冠倫以該院學生科學小組的雀害調查結果為依據, 斷言麻雀害大于益。[8]

就在國內學術界關于麻雀益害問題爭論不休之時, 國外專家也就相關問題發表了意見。1957年5月7日, 蘇聯科學院自然保護委員會委員、生物學家米赫羅夫在大連做完關于保護自然界的學術報告后對記者發表講話。他說：“麻雀對人有害呢, 還是有益呢?這不能一概而論, 要看麻雀在什么地區而定。蘇聯北部和森林地區田少樹多, 麻雀對人益多害少。城市里麻雀多半吃蟲, 對人完全有益。對以上地區的麻雀, 蘇聯人不予消滅。在蘇聯南部田野間, 如遇麻雀成群吃谷, 蘇聯人常作小規模斗爭。在森林、田野、城市相連地帶, 麻雀對人同時有益也有害, 故只在成群吃谷時予以消滅才是對的。”[9]

二

1957年12月, 毛澤東指示“中央和國務院應聯合發一個指示, 號召全面動員, 講衛生, 除四害”, “接著人民日報寫一篇好社論。”[10]

1958年2月12日, 中共中央、國務院聯合發出《關于除四害講衛生的指示》, 其中提出“同老鼠一樣, 麻雀也是農作物的大敵”。“麻雀可以作食品, 為了鼓勵捕捉麻雀, 可以實行收購。”[11]

2月13日的《人民日報》在發表這份文件的同時, 還發表了題為《一定要在全中國除盡“四害”》的社論, 提出了“使我國成為富強康樂的“‘四無’之邦”的理想目標。

在中央的號召下, 全國范圍內大規模的“除四害”運動很快進入高潮。至于中央提出的“在城市和林區的麻雀, 可以不要消滅”的指示, 早已無人顧及了。“入冬以來, 從城市到廣大農村, 從平原到山區, 有千千萬萬群眾以排山倒海、萬馬奔騰之勢投人以除四害為中心的愛國衛生運動, 取得了輝煌的戰果, 涌現出無數‘四無’鎮、鄉、社、街道和單位。”[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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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5 8 年1月,演員們進行“除四害”的表演

在這場全民“圍剿”麻雀的運動中, 各地的文藝工作者、科普工作者根據上級的要求, 作歌曲、編快板、排舞蹈、拍電影、吟詩、寫文章、出書, 做了大量推波助瀾的工作。

如安徽省界首縣“在運動開始的半個多月時間內, 連續舉行過四次有線廣播大會, 聽眾達四十二萬三千多人次。舉辦了四十九處展覽會, 展覽被麻雀糟蹋過的莊稼、老鼠偷盜的糧食和咬壞的衣物、蚊蠅傳染疾病的連環畫和掛圖等以及捕獲的大量四害”。“以消滅‘四害’為中心的科學衛生常識講座, 在全縣各地先后舉辦三百四十五次, 聽講的達九萬三千多人。”[13]

即使是中國科學院院長的郭沫若也發表了《咒麻雀》一文, 以詩人特有的文筆歷數麻雀的罪惡, 歡呼“今天和你總清算”、“毒打轟掏齊進攻, 最后方使烈火烘”。[14]

當時包括大數學家華羅庚等在內的專家和教授們也參與了消滅麻雀運動。錢學森也表現得和普通人沒有差別。

北京大學的學生們也積極的參與了其中, “所有的高處, 山頂上, 亭子頂上, 都站著人。五彩繽紛的旗幟, 鑼鼓聲和吶喊聲, 搞得非常熱鬧。據說北大占地遼闊, 外面許多麻雀都跑北大后湖來了, 于是得在后湖‘追窮寇’, 其戰略思想就是說麻雀總是要飛的, 不要讓它有任何落足之地, 就會給它活活累死。”[15]

在動員全民捕殺麻雀之后, 由于自然界的生物平衡鏈被破壞, 1959年春夏, 上海、揚州等地樹木害蟲泛濫。于是, 朱洗、馮德培、張香桐等生物學家以中央的“城市和林區的麻雀不要消滅”的指示為武器, 尖銳批評了上海等地的盲目行動。在許多生物學家強烈反對消滅麻雀的建議下以及翔實的科學證據與蟲害蔓延的現實面前, 毛澤東終于改變了對麻雀的看法。

1960年3月16日, 在為中共中央起草的《關于衛生工作的指示》中, 他提出“麻雀不要打了, 代之以臭蟲, 口號是‘除掉老鼠、臭蟲、蒼蠅、蚊子’。”[16]對于這一修改, 譚震林解釋道:“麻雀已經打得差不多了, 糧食逐年增產了, 麻雀對于糧食生產的危害已經大大減輕;同時, 林木果樹的面積大大發展了, 麻雀是林木果樹害蟲的‘天敵’, 因此, 以后不要再打麻雀了, 綱要所說的除四害中, 應當把麻雀改為臭蟲。”[17]

三

知識分子是一個歷史的概念。現在通常所指的知識分子“是一些專業人士, 知識分子的本意是指除了你的專業之外, 還有一種社會關懷。”[18]但鑒于建國初期我國的整體文化發展水平, 本文所指的知識分子還是1989年版《辭海》上解釋的“有一定科學文化知識的腦力勞動者。如科技工作者、教師、醫生、編輯、記者等。”在“除四害”消滅麻雀的運動中, 我們完全可以看到知識分子的態度分野:支持或積極參與、緘默、反對。

建國后, 通過新舊社會的比較, 大多數知識分子完全相信中國共產黨的偉大, 對黨提出的方針、政策也是衷心擁護與支持。再加上建國初期的思想改造運動, “強勢的新意識形態以道德批判和反智主義這兩把利刃, 使知識分子產生了與民眾的疏離感和知識的罪惡感, 將他們建立在‘政治中立’和‘知識神圣’兩塊基石上的所有自信摧殘殆盡。”因此, 當他們“走出閣樓, 投身政治的時候, 那理性似乎就消失了, 代之以的是一種噴薄而出的激情。”[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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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北京頤和園正在驅趕麻雀

正當他們歡呼黨的“雙百”方針所帶來的“知識春天”之時, 突如其來的“反右派”運動, 使不少說真話的知識分子、一些誠心誠意向黨提意見的人, 被錯誤地打成了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 有些人為此家破人亡, 妻離子散。這就不難理解, 為什么在“除四害”消滅麻雀的運動中, 甚至在這期間進行的“大躍進”高產“放衛星”運動中, 一些知識分子或顧左右而言他, 或含糊其辭, 或積極參與其中。

當然, 這里需要指出的是, 他們對消滅麻雀的積極參與或保持沉默, 我們不是苛求或指責, 而是因為麻雀是害還是益, 畢竟需要一定的專業背景知識。相比老鼠、蒼蠅、蚊子人人盡知的害處, 分辨麻雀益害要困難得多。但是這也說明, 知識分子都有自己的專業領域, 跨越了自己的專業, 即使是如錢學森、郭沫若這樣的大科學家、大學問家, 在一些問題上, 也很難形成自己的理智判斷。

同時, 我們也看到, 在“除四害”運動中, 從消滅麻雀到城市和林區的麻雀可以不要消滅, 再到以臭蟲取麻雀而代之, 這中間知識分子關于麻雀不是害鳥的耿介直言起了相當大的作用。

“知識分子是生產理念而非政策的, 他們不是對社會直接產生影響的, 而主要是提供一些制度或政策的可供選擇的方案, 知識分子也必須努力去達到思想的清晰和邏輯周延, 要求具有自由獨立精神和徹底思考的能力。”[20]

“在意見與言論自由上毫不妥協, 是世俗的知識分子的主要堡壘;棄守此一堡壘或容忍其基礎被破壞, 事實上就背叛了知識分子的職守。”[21]76

在消滅麻雀的運動中, 正是還有一大批不計個人安危、恪守客觀真理的知識分子, 哪怕是在廬山會議上, 毛澤東堅持“麻雀還是要除”的情況下, 他們仍然傳達出科學理性的聲音, 并最終使麻雀免于劫難。

1982年8月22日, 長期主管新中國科技工作的聶榮臻曾對《光明日報》記者談話時指出:“重視知識分子, 發揮知識分子的作用是人民利益的根本所在, 是我國實現四個現代化的關鍵措施。忽視知識分子的作用是與馬克思主義不相容的, 是與共產主義事業不相容的。”[22]

但是, 這里必須要說的是, 若要發揮知識分子的作用, 不僅要有一個適合他們發揮作用的社會環境, 尤其是領導人本身必須樹立一個正確的文化觀, 而知識分子作為文化的載體, 應該要受到足夠的尊重與重視;同時當知識分子處于政治與現實的邊緣時, 他們仍然應該要保持自己的相對獨立性, 不能屈服于任何政治權威, 要有堅持真理的勇氣, 因為“在今天的世界里, 毫不質疑地屈從于權威是對主動的、道德的、知識的生活最大威脅之一。”[21]100

知識分子本身就應該走在時代的前列, 代表著一個國家和社會的文化發展水平, 因此當政治與現實相沖突時, 他們應該要義無反顧地承認現實, 同時要敢于向全社會宣布這種事實, 而不能人云亦云或是迫于政治強壓而附和“偽現實”。

注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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