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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屋頂上看,天空比地面更近。
第一次有這種念頭是我念小學的時候,我躺在三樓屋頂,旁邊的竹席曬著一攤花生,晾衣桿上懸掛幾片海帶,護欄落有數只麻雀,我雙手墊住后腦勺,如躺在床上舒適自在,懶散地目測與月亮的距離。即便白日見不到,可我知道月亮就在那里,云絮之上,對流層之外,實際上比夜里可見的星星微小。
我生長在南方小鎮,家家戶戶都是二三層的樓房,毗鄰而建,一整條街的天臺連接起來,形成一條路。風雨時不時打掃,人跡相對地面罕至,我覺得很干凈。我喜歡從一頭的屋頂跑到另一頭,甚至跳過窄巷到另一條街,驚擾鴿子,穿過葡萄架,繞過長草的沙堆,不僅僅是跑,我認為我在低空飛行,在對抗地心引力,每次躍起都是在嘗試短暫的逃離。
我是個擅長逃的人。
當然,我終究逃不到月亮上去。引力看不見,摸不著,卻時時刻刻囚住人,恰如生活。對于快三十歲的我而言,有十多年的時間在讀書,學生這個職業,比到目前為止我做過的任何工作都要長久。不斷地考試和升學也是一種引力,我的一切圍著它轉,我在不斷尋找另一種突圍的方式。我時不時寫一點細碎的文字,文學對我而言是另一種形式的天臺,讓我短暫逃離現實。
上課的我常常走神,我一度自以為有靈魂出竅的超能力,這也是一種出逃。老師在放英語聽力,而我惦念著屋大維和安東尼的內戰,如果克里奧帕特拉的艦隊沒有先逃離,羅馬帝國的未來會如何?我幻想著第七銀河帝國的毀滅,人類、外星人與機器人之間的情感糾紛。我甚至假設我是智能細菌,居住在老師鼻頭的雀斑城中,因為總發生洗面奶暴雨而打算遷居耳朵城。旺盛的幻想煎熬人心,成績差都是小事,我害怕像武俠小說中的人物,練功到走火入魔以至于精神分裂,我需要封印這份躁動,而小說正好是紫金葫蘆一般的容器。寫下一段妄言,寫下一個法外狂徒,寫下這個世界的末日以及下一個世界的誕生,寫下現實法則所不容的種種。再荒誕不經的念頭經過小說過濾,都變得可以理解,正如我在《我們的我們》自序中所言:“寫作的同時我是個醫生,以極端的自我表達來治療青少年時代的癔癥,讓自己跟精神病區別開來。”讀書的年紀試圖掌握虛構的魔法,其實和玩弄化學儀器、材料一樣是危險的,因為分不清真實與虛構的邊界,稍不留神便會造成事故。若真為謊,謊為真,那生可為死,死可為生,夢可為醒,醒可為夢,人必墜入萬花筒般的幻境之中,萬劫不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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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我心存僥幸,仍舊涉足這片危險地帶,從高二下學期開始,我創作《我們的我們》這部長篇小說,起初沒想好人物,沒想好框架,不斷記錄一些碎片,寫到哪算哪。當時一邊學習怎么寫,一邊就正式寫,頗有考駕照的同時正式上路的危險感。我沉浸于諸多前輩創作的空間,馬爾克斯筆下的熱帶雨林也好,村上春樹筆下的疏離都市也好,博爾赫斯或卡爾維諾筆下的命運迷宮也好……我不斷漫游其中,再慢慢尋找屬于自己的語言。早期寫的文字碎片與其說是小說片段,倒不如說是夢境記錄,巨人的葬禮,末日的暴雨,地下的城市……凡此種種,皆如文字質地的石英砂,我全部投進大腦的高溫爐,熔化、塑形、拉扯為克萊因瓶狀的玻璃,沒有出口與入口之分,鍍上一層金屬膜,最終制出奇形怪狀的鏡子,不如實倒映現實,而是曲解為另一種魔幻的現實。
小說開頭,17歲的少年N離家出走,在午夜潛入一棟廢棄大樓,遇到已經輕生的同齡人。他并不畏懼,與死者交談,隨后偷走一張披頭士的專輯磁帶,去參加巨人的葬禮,經歷不可思議的魔幻事件。在這少年的世界中,命運的多米諾骨牌依次倒下,馬戲團帶來悲劇,而他走進迷宮般的電影院,和死亡玩一場捉迷藏的游戲。我也曾想過離家出走,終究未能付諸行動,小說人物正好可以容納現實中的不甘。當然,小說會渲染、夸大,將一滴水增殖為一陣雨,凌亂地覆蓋時間。這部小說提出一個問題,人遲早會長成自己討厭的樣子嗎?當時我也在通過寫作尋找答案。小說時間線開始于夜間零點,結束于當日下午,不到一天時間,不同章節的敘述視角不同,通過不同人物看待這一天發生的事。人物高度符號化,無論是少年N、自閉者Z、警察A、病人S還是攝影師T,他們本質上都是作者意識的外延,共性大于差異。我采用字母命名也是在提醒讀者,不必將這些角色視作需要鮮明特色的人物,他們是碎片,可以像拼圖一樣拼湊出完整的真相,任何單獨的一個都是殘缺的。
整個故事可以視作一個早慧少年的白日夢游。在披頭士旋律中,懵懂的青春沒有奔赴愛情,而是在遍布末日感的大雨下,讓不同的年紀摞疊,在時空可以輪回的電影院上映一出戲,打破傳統故事的約束。一天之內,一個少年實際上走完了一生乃至無數生的靈魂旅程。我提供這樣一種錯覺,語言喝了酒,字句在舞蹈,每個詞都戴上背叛詞典的面具,而段落與段落間的深淵長出安魂的曼德拉草。
我是個擅長逃的人,可不意味著我能逃脫成功。
2015年初,我寫完《我們的我們》,那天微微細雨,我放下筆去新建的橡膠運動場奔跑,我知道,這場寫作的精神飛行結束了。可生活仍在繼續,它的引力把我拽回現實的地表,繼續面對升學、就業等事情,在社會的河流中浮沉。我仍舊寫作,卻不再有那么放肆、任性的書寫,誠然有一些不足,可它只屬于那個年紀,少年的心氣、執拗乃至愚鈍都是不可再生的。2021年我修改這部小說,在不大改的前提下增刪,要按成年人的敘事大改,那這部小說就失去存在的必要了。一晃神11年過去,我不再是迷茫的少年,在修改、出版中重溫小說內容,和17歲的自己對視,最終選擇和解,也恰好呼應了小說的主題,我們無限的可能被時空擰作單一的命運,這根悲歡的亂麻纏繞出的繩,一旦打結,唯有自己能解開。
關于這本書,最后我想說:世界可以濃縮為一城,永恒可以濃縮為一日,一個人一日的漫游,足以走過無數世紀的喧囂。“烏托邦”在此誕生與瓦解,隱喻的符號枝葉繁茂,多重獨白交錯出一種異樣的青春標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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