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體記憶視角下歷史建筑真實性再反思

建筑文化理論探討

內容導讀：本研究以集體記憶為視角，探討中國歷史建筑真實性的本土化重構。以昆明大觀樓問卷調查與歷史分析為基礎，發現公眾認知更重文化記憶與場所精神而非物質原真性。提出以“記憶真實性”為核心的保護范式，強調通過維護記憶錨點，在延續文化生命力的同時，夯實各民族共有的歷史記憶與情感認同，使歷史建筑成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生動載體。

文/撒 瑩 田雨沛 鄭禮熙 MATINGOU FELIX DE DIEULEVEUT

（一）引 言

歷史建筑的真實性，這一國際遺產保護領域的核心命題，始終在“物質存續”與“文化傳承”的張力中尋求平衡。以《威尼斯憲章》為代表的西方保護范式，長期將真實性錨定于物質實體的原真性，主張通過保存原始材料與形態維系歷史的客觀性。然而，這一邏輯在東亞語境中屢現困境。木構建筑的周期性重建傳統、公眾對“非原物”歷史空間的持久情感依附，暗示著真實性內核的深層復雜性——物質永恒性是否必然等同于文化真實性？若答案是否定的，那么歷史建筑的價值究竟應根植于何處？

中國城鎮化的快速推進進一步凸顯了理論重構的緊迫性。一方面：文化遺產保護亟須回應本土實踐的特殊性；另一方面，國際原則的剛性框架與地方記憶的多樣性之間裂痕漸顯。2025年7月召開的中央城市工作會議明確提出“完善歷史文化保護傳承體系，保護城市獨特的歷史文脈”，在此背景下，重新審視真實性的理論內核，不僅是學術反思的需求，更是實現文化遺產可持續傳承的實踐命題。

本研究以云南省昆明市歷史建筑為實證對象，聚焦其作為集體記憶載體的文化功能。昆明作為首批國家歷史文化名城，擁有著深厚的歷史文化積淀。其歷史建筑作為城市發展的實物見證，為真實性的探討提供了豐富樣本。

（二）理論分野：從物質原真到記憶真實

1.國際真實性原則的內涵演變

遺產保護的早期理論以《威尼斯憲章》為代表，其核心是物質原真性。該理論源于歐洲石構建筑的保存經驗，將真實性等同于歷史建筑的原始材料、工藝和形態，視其為不可再生的歷史證據。然而，這一標準在面對東亞木構建筑周期性重建的傳統時，顯現出其局限性。

作為回應，《關于真實性的奈良文件》（以下簡稱《奈良真實性文件》）承認了“文化多樣性”對真實性判斷的基礎性作用，為“非物質真實性”的存在提供了理論空間。東亞地區的實踐，如日本伊勢神宮的周期性重建，其價值在于技藝與儀式的傳承而非物質恒定。對此，李偉曾指出《奈良真實性文件》為理解這類重建傳統賦予了合法性。中國學者也基于本土經驗深化了這一認知，呂舟強調應聚焦于“文化實踐”的連續性；付友鋒分析的“修舊如舊”理念，其內核是通過工藝與空間意象的延續，實現“文化意象真實性”的傳遞；而常青提出的“歷史層積”理論，則主張尊重并呈現不同時代的干預痕跡，而非執著于單一的“原初狀態”。

2.集體記憶的理論演進

集體記憶理論為真實性研究提供了另一重要維度。該理論由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奠基，他強調記憶的“社會框架性”，即記憶的形成與存續并非個體行為，而是依托于群體互動和社會環境。皮埃爾·諾拉（Pierre Nora）提出的“記憶之場”概念，進一步將建筑等物質空間視為承載和錨定歷史認同的關鍵節點。在建筑學領域，阿爾多·羅西（Aldo Rossi）亦將城市肌理視為集體記憶的物化形式，強調其歷史層積與場所精神的內在關聯。

3.記憶真實性的提出

在快速城鎮化的背景下，面對記憶載體的消失與文化認同的斷裂風險，國內學者開始運用集體記憶理論來審視遺產保護。研究普遍指出，公眾對歷史空間的價值認同，往往更多地源于其所承載的集體情感與文化敘事，而非純粹的物質形態。據此，提出“記憶真實性”，以記憶的真實性重構保護邏輯，即歷史建筑的價值不在于其形態的永恒，而在于其作為文化意向載體的動態生命力。

（三）實證分析：大觀樓的記憶真實性驗證

對河沿村多元共生的空間格局分析，主要從自然環境、人工環境與文化環境3個方面展開，從而歸納與概括整個村落的空間格局特征。

1.研究對象的選取與分析

在面向昆明市民的問卷調查中（有效樣本量N=68，信度檢驗Cronbach’s α=0.854），71.43%的受訪者具有15年以上本地生活經驗（圖1），表明樣本群體對城市文化記憶的感知具有長期性與穩定性。在此群體中，68.25%的受訪者將大觀樓列為“最能代表昆明”的歷史建筑，遠超其他候選對象（圖2）。

圖1 問卷人群畫像（來源：作者自繪）

圖2 “最能代表昆明的建筑”調查結果（來源：作者自繪）

雖然53%以上的受訪者認為自己對歷史建筑的認知是“一般了解”（圖3），但對大觀樓認可的人群仍占一半以上，這表明公眾的價值判斷并非基于對物質原真性的精確考據，而是源于與建筑空間的記憶性互動和參與體驗。

圖3 “對歷史建筑的了解程度”調查結果（來源：作者自繪）

在矩陣量表問題“您選擇上述建筑作為昆明代表的原因是什么？（1=非常不同意，5=非常同意）”中，“承載了昆明人的集體記憶”的選項得分最高（4.3分），高于“保留了真實的建筑風貌”（4.06分）（圖4）。

圖4 “歷史建筑代表昆明的原因”打分結果（來源：作者自繪）

這一結果揭示出大觀樓在市民集體記憶中的象征性地位，其文化功能已超越物質實體，成為昆明歷史認同的核心符號。因此基于問卷調查結果，本研究選擇昆明大觀樓作為實證案例，這符合數據驅動的實證邏輯，也契合集體記憶理論的研究需求。

2.歷史沿革與記憶層積

大觀樓記憶真實性的來源可以從其歷史演變與文化功能的動態延續中得到印證。自清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始建以來，大觀樓歷經咸豐七年（1857年）戰火焚毀、同治五年（1866年）原址重建以及20世紀50年代的改擴建等多次重大變遷。初建時期，孫髯翁長聯的問世，使大觀樓與滇池景觀融為一體，將自然與文學意象凝結為地域性的集體記憶；晚清重建恢復觀景功能的同時，賦予其邊疆治理的政治象征；現代則通過節慶與公共集會，將其轉化為市民參與的文化舞臺。物質形態的變化在這一過程中并未削弱其文化象征地位，反而在不同歷史階段不斷疊加新的社會記憶，形成了層積性的記憶結構。

這種在時間流動中持續疊加的文化意象，正是大觀樓真實性的來源。它所體現的記憶層積意味著，真實性不依賴于建筑材料的原初保存，而在于核心文化內容在公眾實踐中得以傳承與再生產。問卷結果中“集體記憶”得分高于“建筑風貌原真性”的事實，為這一動態延續提供了實證支撐——對于市民而言，真實感來自長期參與與情感共鳴，而非靜態的物質考據。

3.記憶錨點的空間轉譯

在大觀樓案例中，記憶錨點呈現為由建筑實體、文學意象、自然基底與社會實踐構成的復合體系。建筑實體是樓閣本身（圖5），其位于滇池北岸的空間位置及登高遠眺的視域，長期為市民提供穩定的觀景與聚會框架；文學意向即清代孫髯翁所作的“天下第一長聯”（圖6），以詩文將滇池自然與云南歷史交織為象征性敘事，成為集體認同的重要符號；自然基底則是滇池及其四季變幻的山水景觀（圖7），這是樓閣得以營建、長聯得以誕生的重要原因和永恒背景；社會實踐是居民的日常活動和重要節日的公共活動（圖8），使空間與符號在日常生活與特定時刻中反復被喚起。四者相互作用，在空間轉譯的過程中將視覺、語言、自然與文化活動有機整合，共同構建了大觀樓的記憶之場，使真實感得以跨越物質形態的變化而持續存在，并在公眾記憶中形成穩固的傳遞鏈條。

圖5 大觀樓

圖6 大觀樓長聯（來源：作者自攝）

圖7 大觀樓視角的滇池景觀（來源：作者自攝）

圖8 大觀樓節慶活動

這種復合的記憶錨點具備持久性，使大觀樓得以在3次重建的歷史中持續保有文化象征地位，并在不同世代的市民生活中不斷被感知、使用和講述，從而將歷史真實感穩定地嵌入當下的城市日常。

因此，大觀樓案例所呈現的真實性，是一種由文化功能的連續性與記憶錨點的穩定性共同支撐的真實性。無論是物質形態的改變，還是功能的迭代，均未阻斷其文化生命力，反而在新的歷史情境下拓展了其社會意義。這一過程揭示了中國語境下真實性的另一種可能性：通過集體記憶的空間轉譯，使建筑在公眾的持續參與中保持歷史的連續性與文化的真實感。這既驗證了“記憶真實性”的理論預設，也為本土歷史建筑保護提供了更貼近社會實踐的解釋框架。同時，大觀樓案例以其“大觀樓—長聯—滇池”復合系統的多維分析，驗證了記憶錨點的空間轉譯方法在解讀與維系歷史建筑真實性方面的有效性與適用性。

（四）思考與展望

1.理論反思與思路轉換

對大觀樓的實證分析表明，其真實性并非依附于物質形態的靜態保存，而是在多次重建與功能迭代中，通過集體記憶的持續傳遞得以維系。“物質原真性”所倡導的靜態保存模式，與東亞木構建筑的周期性重建傳統存在沖突。在中國的歷史建筑實踐中，材料和形態的變更并不必然導致價值的喪失，相反，文化符號和社會功能的延續往往能在公眾中維持甚至加深認同感。由建筑實體、文學意象與自然景觀構成的復合記憶錨點，在空間轉譯的過程中不斷激發公眾的歷史感知和文化認同，使真實性呈現出韌性與可再生性。這一過程清楚地顯示，中國語境下的歷史建筑保護應當將文化功能的延續與記憶場域的維護置于核心位置，而非僅以原貌保存為唯一標準。這一認識為現有的國際真實性原則提供了本土化的修正視角，也為未來的保護實踐奠定了理論基礎。

2.實踐啟示

案例研究揭示了集體記憶在維系歷史建筑真實性中的核心作用，這一點在東亞文化圈的多種保護實踐中得到了印證，體現了記憶真實性的科學性與可應用性。在國內，杭州雷峰塔的重建將《白蛇傳》這一集體記憶與現代建筑技術結合，使西湖景區在空間與文化層面恢復了標志性象征；蘇州滄浪亭在多次修繕中始終保留“滄浪之水”的文化意象與園林格局，使物質更新與文化意義傳承相互促進；北京永定門的重修恢復了中軸線的空間秩序，并喚醒了市民對城門系統的歷史記憶。在東亞其他地區，日本伊勢神宮的“式年遷宮”制度每20年重建一次神殿，不僅傳承了木構工法和宗教儀式，還確保了場所精神的延續，使公眾在持久的儀式和參與中確認真實性。

這些實踐雖在形式與重點上有別，但共同特征是圍繞核心記憶錨點開展空間保護與文化活化，使建筑在物質更新與功能調適的過程中，依然能夠持續觸發公眾的情感共鳴與歷史認同。它們的成功經驗為大觀樓案例提供了跨地域的印證，證明“記憶真實性”的理念能夠在東亞文化圈穩定落地，形成適配性強、可復制的保護路徑。

這些經驗還為未來的中國歷史建筑保護提供了明確啟示：修繕與更新應優先識別并維護核心記憶錨點，將建筑、文化符號、景觀要素及其相互關系視為整體保護；空間活化與文化傳承需同步推進，在修復后引入定期儀式、節慶或教育活動，使公眾在參與中不斷確認和加深集體記憶；更新策略須融入生活場景的延續，避免將歷史建筑空間“博物館化”，讓其繼續作為現實生活的舞臺；同時應結合地域差異與文化特征制定定制化方案，使記憶真實性在不同時空與社會背景下都能找到落地的方式與路徑。

3.展望

基于集體記憶的真實性作為理論框架與實踐方法，在園林建筑、宗教建筑、工業遺產等多類型歷史建筑中均具有推廣潛力。然而，不同類型建筑的記憶生成與傳遞機制存在差異，需要結合具體空間特征和社會功能進行細化研究。此外，數字化技術為記憶錨點的長期保存與跨地域傳播提供了新的可能，例如建立虛擬重構、在線展館和互動平臺，讓更多群體在虛擬空間參與記憶生產。未來研究可通過跨案例的比較分析，進一步驗證“記憶真實性”在不同文化場景下的穩定性與適應性，從而為中國歷史建筑保護構建更加全面、可持續的理論與實踐體系，在延續文化生命力的同時，夯實各民族共有的歷史記憶與情感認同，使歷史建筑成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生動載體。

【本文作者：撒瑩，云南大學建筑與規劃學院副教授；田雨沛，云南大學建筑與規劃學院碩士研究生；鄭禮熙，云南大學建筑與規劃學院碩士研究生；MATINGOU FELIX DE DIEULEVEUT：云南大學建筑與規劃學院碩士研究生。本文源自云南省哲學社會科學藝術科學規劃項目階段性成果（項目批準號：A2022YZ15）。本文已入編《中國民族建筑學術論文特輯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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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經作者同意授權，中國民族建筑研究會信息宣傳部整理、編輯，更多精彩內容敬請期待下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