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進這里，看“華夏之花”如何綻放

　　奔騰不息的黃河，雄渾肥沃的黃土高原，孕育了燦爛的中國史前彩陶文化。
距今約7000年前，生活在黃河第二大支流汾河流域的先民，選泥為料，摶土成器，研礦著色。經過水與火的淬煉，黏土制成的陶器在陶窯升騰的煙火里，緩緩拉開了山西史前彩陶的序幕。
今年是西陰遺址發現一百周年。7月20日至9月30日，山西考古博物館舉辦“花開西陰——汾河流域的史前彩陶”專題展覽。在這里，觀眾可探尋中華文明多元一體的發展脈絡，也能透過彩陶紋飾，近距離感受史前先民在泥土與火焰間淬煉出的生活智慧與藝術審美。

一道紅褐紋，開啟符號化表達
汾河，出于管涔，縱貫山西，匯于黃河。其流域以黃土為基，氣候宜人、資源豐富、水草肥美，為史前先民提供了宜居宜農的自然環境，成為孕育中華文明的核心區域之一。
史前先民利用火來加工食物、燒制陶器之時，生活質量已有了質的飛躍。當人們開始在陶器上印紋作畫，并出現彩陶之時，則是人類的又一次突破。
彩陶是在未經燒制的陶坯上，以天然礦物如赤鐵礦、軟錳礦等為顏料，描繪出紋飾之后，再經入窯焙燒而形成的一種陶器。
山西目前發現年代最早的彩陶，出自距今7000至6400年的棗園文化遺存。本次展覽展出的紅頂敞口陶缽、紅頂斂口陶缽、敞口平底缽、缽形陶鼎等器物，皆源于此。
這些彩陶的紋飾樸素簡潔，偶見弦紋、曲折紋或寬帶彩繪作為點綴。以敞口平底缽為例，其口沿那一道淺淡的紅褐色彩帶紋，盡顯質樸風格。“這類紋飾是這一時期彩陶的典型特征，說明當時先民對顏料性能的掌握還處在初級階段。”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公眾考古部工作人員徐如柏介紹。
山西省考古研究院館員武卓卓表示，即便如此，這些紋飾仍具有里程碑式的意義，標志著史前先民開始為實用器物賦予符號化表達。

過渡階段，彩陶紋樣迎來革新
斗轉星移，距今6400至6000年，汾河流域的彩陶風格進入了承上啟下的過渡階段。
居住在運城盆地的史前先民，依托優越的自然環境，聚族而居，形成了穩定的聚落形態與原始農業社會。這一區域內，居住在夏縣師村遺址、河津古垛遺址的先民，已經開始燒制帶有幾何紋飾的彩陶。這一時期，彩陶紋飾從僅裝飾于口沿的單一寬帶紋，擴展到器腹部位的幾何三角、菱形與圓點組合紋樣，同時還出現了弧邊三角紋與花瓣結構的萌芽。考古學界將這一文化特征命名為仰韶文化東莊類型。
正在展陳的寬帶紋彩陶缽，其口沿處有一圈極為醒目的黑色寬帶紋；對頂三角紋彩陶缽的器腹部位，則清晰呈現出對比強烈的三角紋圖案。由此可見，早在6000多年前，當時的陶工就已經具備了將自然界的物質形態轉化為平面幾何圖形的創作能力。
在臨汾盆地，以翼城北撖遺址為代表的仰韶文化遺存，既保留了本地陶器體態瘦長的傳統特征以及圓點、鉤葉等元素，又積極與周邊地區進行文化融合。這種兼收并蓄的風格，為后來聞名于世的西陰文化彩陶奠定了基本特色——既有地域傳承，又有開放包容。

西陰遺址，揭開史前制陶密碼
從展示彩陶紋飾由樸拙至規整審美演進過程的“肇始——摶土與初繪”單元，移步至見證汾河流域史前彩陶最為繁盛發達階段的“繁盛——華彩與融合”單元，觀眾可以領略距今約5800—5300年以汾渭流域、晉陜豫交界為核心區域的史前文化彩陶上的紋飾。
展柜內，一件出土于臨汾桃園遺址的花卉紋彩陶盆格外引人注目。這件器物上，黑彩圓點、弧邊三角和流暢曲線交織成“花瓣紋”，紅黑撞色，繁復精致。
有學者認為，西陰文化彩陶上的花卉紋，或許就是“華夏”之“華”的由來。而“華”與“花”，在古漢語中本就同源。
這一時期，先民制作的彩陶以黑彩為主，兼施紅彩與白彩。紋飾更加豐富——除了此前常見的寬帶紋、幾何紋，花卉紋與動物紋開始大量涌現，且在腹部表現尤為突出。
若要進一步探尋此時先民制作彩陶的工藝，西陰遺址則是最佳的窗口。
西陰遺址位于運城夏縣，1926年由考古學家李濟主持發掘——這是中國學者首次獨立主持的田野考古工作，在中國百年考古歷程中具有里程碑意義。
2025年，考古工作者在仰韶遺址的第三次發掘中，發現了大量彩繪顏料盤、研磨器與磨盤——此類工具在此前歷次發掘中僅零星出土。
這批集中出現的遺物，為復原史前陶器制作工藝提供了清晰線索：先民先篩選陶土、制作陶坯并陰干，再用研磨石和研磨盤將礦物顏料研磨成細膩粉末，于陶器殘片制成的調色盤上調試顏色，最后在陰干的陶坯上繪畫，入窯燒制而成。
不同顏色為所用礦物不同所致：黑彩主要是氧化錳與氧化鐵的混合物；白彩來自石英類礦物如石膏等；紅彩則以赭石、赤鐵礦為主。

“彩繪革命”，禮制取代實用性
到了仰韶文化晚期，汾河下游的晉南地區彩陶逐漸式微。對比“繁盛——華彩與融合”單元展陳中繁花似錦的彩陶紋飾，“變革——興替與禮成”單元陳列的彩陶褪去了原本鮮亮的橙紅色，紋飾也趨于簡化。
展品中的“彩陶小口罐”以黑色環紋為主，顯得頗為單調。然而，在同一時期，考古工作者從晉中盆地出土的彩陶依然以紅彩為主，黑彩較為少見，并呈現出與周邊文化交融的明顯特征。
從太原鎮城遺址出土的帶流彩陶罐上，觀眾可以看到大量網格狀紋飾元素，與內蒙古中南部廟子溝文化彩陶的網格紋飾頗為相近。此外，義井類型中出現的“背向對勾紋”——形如兩個“6”字背靠背的紋飾——在豫北冀南大司空類型彩陶中也有發現。這些相似性實證了仰韶時期汾河流域與內蒙古中南部、豫北冀南地區的密切交往。
隨著時間推移，距今4800年至4300年前，汾河流域廟底溝二期文化的陶器整體以灰陶為主，紅陶罕見，彩陶基本消失，僅在少數墓葬中偶有出土。
與此同時，晉中盆地的彩陶依然鮮艷精美，如飾有蜥蜴紋的“彩陶折腹盆”和帶有紫彩的“雙系彩陶壺”，紋飾華麗精美。
然而，在陶寺文化時期，陶器制作工藝發生了根本性變革——從先繪制紋飾再入窯燒制的傳統彩陶工藝，簡化為燒制完成后在器表施繪的“彩繪陶”。這一變化降低了燒制火候與工藝難度，但彩繪更易剝落，保存狀況不如早期的彩陶絢麗完好。彩繪陶的實用功能逐漸降低，更多成為代表身份與地位的禮制象征。
從汾河谷地第一道稚拙樸素的寬帶紋，到盛放九州的“華夏之花”，彩陶所承載的，遠不止先民樸素的審美意趣，更是史前人類對生命秩序的細膩描摹，以及對天地宇宙的深沉詠嘆。
這條絢爛綿延的彩陶紋脈，深植于黃土高原的層層積淀之中，為早期中國的萌發與成形，鋪陳下厚重而溫潤的精神底色，也成為中華文明綿延不絕的美學基石與內在基因。
本次展覽策展人、山西省考古研究院黨委書記兼副院長鄭媛指出，“以小見大，由一件器物出發，去透視宏觀社會的變遷軌跡——這或許正是考古學的終極關懷所在。本次展覽的意義，亦正在于此。” 記者 梁耀華 文/攝